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轉載)

王凡西


 【編者按語:王實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獄的被害人,本文作者以王實味老同學、老同志與老朋友的資格,為王實味作歷史見證。】

 

  近年來,研究中共黨史的中外學者與一般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人,越來越對王實味發生興趣。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王實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獄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澤東文藝政策施之於中國的第一個犧牲者;他又是中共內部第一個挺身而出、反對高幹特權、尋求內部民主的知識份子。

  具有這樣的身分,儘管王實味在黨內從未擔任過顯要職位,儘管他遺留下來僅有幾篇雜文;可是他在中共思想發展與黨制定型的歷史上,卻確實扮過很重要的角色。以他為象徵的那種思想和作風,當然值得人們注意和研究的。

  不過我現 在對王實味發生興趣,現在來談他的種種往事,卻出於一種較為狹隘的目的:我要以王實味的一個老同學,老同志與老朋友的資格,用事實來說明他與我個人乃至與中國托派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似乎已成為王實味能否平反的關鍵了。

 

(一)

  王實味原名思褘,實味是他投稿《現代評論》時開始用的筆名,後來就索性改用這個名字了。他是河南人。他和我於1925年秋季同時考入北京大學,同被編入文科的預科一年級,又同被編在一個小班(全班約20餘人,其中還有後來以「胡風」名字出名的張光人)堣W課,因此生活比較接近。對於文學,特別對於西方文學,他和我有同樣興趣。我們都受到當時北京文藝空氣的影響,都喜歡向各種報刋投點稿。在三.一八慘案前後,我們又都從布希米亞式小文人變成為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這一些愛好上與思想發展上的共同點,很自然地使他與我之間形成了比較親近的友誼。

  我在1925年冬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王實味入黨大概遲我幾個月。他的入黨介紹人記得是陳其昌,他們二人是同鄉。而其昌入黨比我早,他當時已經是北大黨支部的一名幹事。

  成為黨員之後,大家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王實味與我之間的私人來往反而少了,有時甚至相隔很久才見一次面。從1926年春天到1927年春天這個時期內,有關王實味的,深刻地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他的一件戀愛故事。這個故事多少能透露出王實味的性格,多少和他後來在延安所鬧的事情有點關聯。

  當時的北大支部中有兩個新入黨的女同志:李芬與劉瑩。她們來自湖南,都是可敬可愛的人。兩個人中,李芬似乎更成熟些,工作能力也更強。因之,一般同學與特殊的黨員同學,對李芬有普遍的好感,而王實味竟愛上了她。為了表達愛意,他給李芬寫了信。可是受信人並無意思。在當時北京的革命党人中,清教徒式的作風是相當有力的。同志中談情說愛,縱非有背黨紀,至少被看作消極行為,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的浪漫行為。李芬是否受著這種風氣影響,不得而知。總之她沒有理睬,沒有回信;但是王實味卻不肯甘休,再接再厲。一連給對方據說五、六封信。這使得李芬非常不快或不安了,終於把這件事向組織公開。北大支部書記段某,也是湖南人,而且據許多人說,他對李芬也有意思。王實味苦苦的片面追求,既然要他來處理,他便小題大做起來。這是1927年春天,李大釗等已遭逮捕,卻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籠罩了北京,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謹慎和隱秘。可是,這位書記要解決「王思褘事件」,卻在北京爛漫胡同的湖南會館召集了一次北京東城部委和北大支幹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與列席者達十餘人之多,會議幾乎開了一個整天。

  事隔58年,我已記不起會議的詳情。 我只記得那位段書記(順便說一下,此人大約在一年後脫黨,加入了國民黨。後來聽說做過山東某縣的縣長)氣勢洶洶的發言。他強調王實味之所以入黨,只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來參加革命的。又說在此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時候,在此党的領導人遭遇大難,鬥爭萬分緊張與異常困難之際,身為黨員的王實味非但不化悲憤為力量,以行動答復鎮壓,卻拼命追求女同志,幹些無恥勾當,實在荒唐之至。他主張會議通過決定,給王實味以嚴厲的黨紀處分,縱然不開除黨籍,也該「留黨察看」。其他到會的人都發了言。大家都批評王實味,其中尤以陳其昌的批評最為厲害。他完全以「大哥」身份來責備這位「小弟弟」,說他不該為此胡鬧。但是誰都不支持段書記的「卑鄙動機論」,沒有一個人主張把王實味開除或給以嚴重警告。我的發言大意是這樣的:男同志給女同志談戀愛,不能算是錯誤;但當一方不願接受而另一方仍不斷追求,那就不好了。現在只要王實味答應不再寫信,事情就算完結。我不主張把主要屬於私人性質的事情,提高到黨和革命的平面來考慮。段書記頗不以我們的「自由主義」的看法為然,但他居於一人的少數,只好服從多數意見。結果給了王實味一個正式批評,要他不再給李芬寫信。

  列席會議的王實味(記得李芬沒有來)始終不曾說一句話,靜聽大家對他的批評。等到批評做出了結論,他表示接受,「案子」便告結束,「自我檢討,徹底認罪」的那套辦法,當時是連蘇聯共黨內部都不曾實行呢。

  當晚王實味跑到我的寓所來看我,情緒非常激動,說他沒法不愛李芬,不過他會克制自己,不會再給 她寫信。同時非常憤怒,極端不滿段書記的見解與作風。他認為段對戀愛的看法是封建的,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是官僚的。

  「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和王實味便分別了。我去了武漢,他留在北京。隨之而來是革命的大失敗,全國革命者遭到可怕的迫害。彼此在艱難的條件中鬥爭,甚至為最起碼的生活而掙扎。我與王實味不問不聞者達數年之久,一直到1930年春天,才與這位老同學再度搭上關係。那時我已因贊成蘇聯共產黨左派(即所謂托派)的政見而被党開除,王實味則與黨失去了聯絡,正在尋找回歸組織的路子。

 

(二)

  我被開除黨籍後,為了生活,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一本哲學小冊子:《從唯心論到唯物論》,上海滬濱書店出版。王實味見到這本書,立即寫信給書店,請他們將一封附有他住址的信轉交給我。

  得信當晚我就去看他。他住在靠近華界的、法租界菜市路的一條小弄堂堙C弄堂很髒,房子很舊,他那個亭子間尤其破敗湫隘。四壁空空,一燈如豆,充分顯出房主人的淒涼光景。

  我意外地發現他已有愛人,而這位愛人非他,正是李芬的好友,我們北大黨支部堛漸t一位女同志劉瑩。她當時正在產後,躺在床上──孩子呢?因為生下來無法撫養,死掉了!他們讓我坐在一隻破舊衣箱上(這是除了那張破床之外的唯一傢俱),開始了三個老同學一夕談。大動亂中三年離別後的重敘,真有「相對如夢寐」的滋味。

  我們自然提起李芬,但談得不多。她此時一定尚未在湖南遇難,或已經遇難而未為他們所知,因為我搜索記憶,李芬壯烈成仁的事,還是後來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中首次得悉的。他那時最最關心的二件事:第一,急於想弄清楚黨內分成二派的政治歧見;第二,怎樣解決當前瀕於絕境的生活。我費了很多時間給他說明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革命的不同看法。我對他講了過去革命中的兩條路線,講了二派對當前局勢的不同估計,特別講了黨中央盲動政策的錯誤,以及托派主張以革命民主政綱來重新團結革命力量,以此再度走向新革命的理由。王實味聽了我的說明是有印象的,但他沒在二派之間作左右袒。他自認在這方面主意不夠,知道得太少,今後要多多留心研究。他告訴我,他和劉瑩此時都失去了與黨的聯繫,正想重行歸隊。不過在重新參加組織之前,他要弄清楚黨內二派的誰是誰非,以便決定向哪一派去申請加入。

  談到生活,他告訴我正在找徐志摩幫忙,可能給一家大書店譯點稿子。這件事我曾在1951年寫的一篇短文中作過比較詳細的記述,下面是有關的一節:

  「正在這個時候,徐志摩在編一譯文叢書。王實味與徐志摩原不相識,不知是誰介紹,又彷彿是他自薦的,總之,他跟徐志摩約好了會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準時來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記不得為甚麼,徐志摩竟爽了約。第二天,王實味再去拜訪,這回卻早了一點,他不知道徐志摩起身晏。一進門,娘姨對他說:『大少爺還不曾起身』,請他稍等一下。王實味無名火起三千丈,掉頭就走。回得家來,結結實實寫了一封信,將這位『大少爺』罵了個狗血噴頭。徐志摩接讀來信,自知理虧,當即摸到王實味的地方去,著實道了歉。最後總算講好了,請王實味『幫忙』,翻譯哈代的《土人還鄉》。」

  這一件頗能代表王實味風格的趣事,發生於我們那一晚長談之後不久。

  譯書「公事 」談妥了,王實味卻連買書的本錢都沒有。當時我也過著「家無隔宿糧」的日子,但比之于王實味,我在上海終究多點社會關係。是我,想辦法給他買了本《湯麥士》,哈代的那本原文書的。

 

(三)

  王實味與我在上海來往了大約一個整年──1930春天到1931年春天。他為譯書忙,我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忙,彼此見面次數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達十次。除我之外,王實味當時與之來往的,據我所知,只有陳其昌,即延安整風時多次提到的陳清晨(順便說明一下,此人亦即後來給魯迅寫信的陳仲山)。陳其昌當時也因贊成反對派而被開除,他屬於陳獨秀派。不過王實味卻從未加了托派,既不曾參加我所屬的「十月」派,也不曾參加陳其昌所屬的「無產者」社。

  政治上他是較多同意托派主張的。特別對於當時中國局勢的估計: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呢,還是革命業已失敗,他認為反對派的看法比較正確。但他懷疑反對派另起爐灶,重建新党來領導革命是否可能。他希望大家始終留在黨內,即使被開除也不要企圖自立門戶。他的這個想法,我相信是他後來設法回到黨內,並前赴延安的主要原因。

  不過這些並不是他與我偶爾會面時談論的主題。我們每見必談,每談必爭的一個問題是他後來因之出名的「人性論」。他深深相信:不論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著很大作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太強調客觀,太看重物質,以為改變了客觀的物質條件,人性就能夠變好。他認為未必。依他之見,改變人性這項工作是獨立的,如果說它不比改變社會的物質環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樣重要,要同時進行。王實味這套理論,往往伴以大量感慨和牢騷。革命失敗了,得勝的新朝權貴們露出來的「人性」竟比北洋老軍閥的更醜更惡,這使他悲憤;而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則因他眼見為數不少的「老朋友們」,一見氣候轉變,立即改轅易轍,甚至認賊作父,賣友求榮。每當他談到這些「軟骨頭的無恥之徒」時,總是要情緒激動地問你:「如果這次革命不是失敗而是成功,這些傢伙不也成了新政權堛獄滼S或幹部了嗎?有了這些官兒,革命政府即使有最好制度,還能不變質墮落嗎?」

  對於他這套「改革社會必須改革人性」論,初時我是與他認真爭辯的。我說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認人的個性不同,他們承認各個人的性格有好有壞。革命黨並不輕視對革命者的教育,也不放棄對每個黨員的品格的注意。我還說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客觀與主觀二者關係的較為抽象與根本的一些原理。可是這些話都是白費。毋須我講,王實味自己早就知道。知道了並且領會到這些事實與道理,卻絲毫不妨礙他繼續堅持這個有關「人性」的見解。因此,在後來的談天中,我再不跟他鄭重其事地辯論了。其實他自己也未曾將見解徹底發揮,更不曾付之實行的。如果真正貫徹他的理論,他應該改行去當牧師,至少始終幹他的教師行當,不應再幹革命,可是他至死還是個革命者。

  那時我正約集幾位朋友一起翻譯托洛茨基的《自傳》。王實味英文程度好,我請他幫忙譯一點,他答應了,譯了兩章:「紐約」與「集中營內」。這件事,據後來延安文件上說,王實味曾經自動向黨組織報告了的。又說他曾替托派譯了列寧的遺囑,此事我卻不知,可能是經由陳其昌的關係,發表在王獨清編輯的公開雜誌上的。

  王實味和我,以及和托派的往來,據我所知所憶,盡於此矣。19315月我被國民黨拘捕,最後割斷了我與他之間的來往。1932年春天,我已被判刑而囚禁在上海漕河涇的監獄堙A一天下午,獄吏把一包食物和兩本書交給我,說是有人來探監,沒有允許接見,留下了這些東西給我。兩本書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給王實味購買的《還鄉記》,另一本是法國福樓拜的名著《薩蘭波》。從書,我猜出了前來探監的人。他那時已經將書翻譯完畢,特意送來給老朋友在獄中消愁解悶。

  從此以後,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我才再聽到王實味的消息,那是從趙超構寫的《延安一月》得知的。

 

(四)

  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寫的《延安一月》,讓我於久違之後,再獲得這位老友的消息。原來他去了延安,而且在那娷穭F大禍。「一個臉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著,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駡自己。」為甚麼呢?為了他寫了一篇「反黨」文章:《野百合花》。

  王實味何時去延安,我至今不曾查考出來。根據我所見到的一些有關文獻來推測,他大概是在抗戰開始後,特別是在京滬淪陷後,當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奔向延安之際進入陝北的。他何時離開上海,我也不清楚。1934年冬天,我被釋放出獄,重回上海時,他早已不在那堣F。陳其昌曾經同我談起過我被囚期間王實味的生活。但是一直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這樣一件事:他和劉瑩生了第二個孩子──一個女孩。孩子落地時,他們又是一貧如洗 。此時,幸得其昌將全家可當的東西統統送進當鋪,得洋20元,拿去給他們應急,這才保存了那條小生命。當時李芬已在湖南遇難,為了紀念他們共同懷念的親人,給孩子取名「念芬」。

 在他們離滬去延安之間的兩三年中,王實味究竟在何處工作,幹甚麼工作,我只記得陳其昌說他是去山東教書的。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此時也斷了。因為1935-36年我都在上海,與陳其昌一起,經常見面,卻從不曾聽他談起這位老同學的消息。據延安整黨文獻上的記載,「王實味直到1936年還與托派分子陳清晨通信」,如果這是真實的話,也不過是最普通的問候吧了,否則我不可能不知道的。

  共產黨贏得內戰勝利,一切機關從鄉村遷入城市,中央由延安最後搬到了北京。這時候,「冠蓋滿京華」,而「斯人」獨不見。我猜王實味始終不曾把自己「改造好」,未能重新獲得上面信任。不過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我會在中共的報刊上忽然見到他的名字,我不希望他能有「一官半職」,只希望藉此可以證明他尚在人間。可是空等了幾年,我這個起碼希望卻終於讓毛澤東出來給打破了。

  19621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最後提到王實味,文如下: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審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件,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那就放在那塈a,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見1969年原文復刊《毛澤東思想萬歲》第421頁)

  毛澤東給王實味發的這個「訃聞」自然使我悲憤。一個真摯、熱情、坦率的文人,一個懷有純潔高尚的理想主義的革命者,一個為中國共產主義的事業艱苦奮鬥了幾達20年之久的老黨員,竟為了對党提出忠告與批評的小文章,給加上「國民黨探子」的罪名處死了!但是我並不感到震驚,因 為自從二十年代末期以來,斯大林以及全世界斯大林主義者對待政治上與思想上異己者的野蠻和荒唐的作風,我已見慣不怪了。

  我只是期待著看到更詳細、更客觀的有關乎王實味案的文獻。

 

(五)

  最近在海外一間大學的圖書館堥ㄗ鴗F中共出版的一本《黨史通訊》(19848期),其中有一篇專談「王實味問題」的文章(作者宋金壽)。它滿足了我多年的期望,它讓我知道王實味當年在延安如何闖禍,他發表了一些怎樣的意見,結果得到怎樣的處置,他何時與如何被殺,以及中共的新領導者對王實味這個人採取怎樣的態度。

  根據這篇文章提供的材料,我想給海外的讀者們,特別給對於王實味其人及其思想懷有興趣的朋友們,介紹一下我這位亡友因以遇難的見解。同時,我要以一個被牽涉在內的證人資格,向國內對此案有權審議的人們,提出我的要求和申訴。

  先談王實味到底犯了甚麼錯誤,後來又背了怎樣的罪名。

  王實味的錯誤,在那篇文章媯僩妞A成三大項:

  一、「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

  二、「以青年人的代表自居,挑撥青年與党的關係;鼓吹極端自由主義與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

  三、「主張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觀。」

 這三大錯誤,主要表現在王實味從19422月至3月期間所發表的4篇文章堙]《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硬骨頭與軟骨頭》)。

  這4篇文章,我見過的只有《野百合花》。它的文字與內容,今天留在我記憶中的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了。其他3篇,彷彿都不曾以「反面教材」在任何文件和報刋上重載。尤其發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壁報《矢與的》上面的《硬骨頭與軟骨頭》,以及由王實味寫作的另外幾篇雜文,據說「今天已無法看到」,只能「從延安《解放日報》上刋登的反駁王實味的文章的引述中見到一些。」(見《甘肅師大學報》19804月號杜哲文寫的《關於王實味的一篇文章的題目》)

  不過這次《黨史通訊》上的文章把這幾項錯誤介紹得還算詳細。從它顯然偏頗的敍述中,我們多少仍能看到王實味的真正意見。

  「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是《野百合花》文中的名句。作者用以形容當時延安業已形成的「升平氣象」,用以反襯「李芬烈士和抗日前線戰士們的犧牲」。作者認為這些「黑暗」點不應該諱而不言,應該揭發出來,讓大家改正。可是不少首長認為上層幹部們的及時行樂是理當的,最多也只是小毛病、「小事情」、「算不得甚麼」、「天塌不下來」──這在王實味看來,是非常危險的,是官僚腐化的開端,因而大 聲疾呼,要整頓這股「不正之風」。

  這個態度,我無論如何看不出是「十分明顯的資產階級立場」。恰恰相反,我覺得它是反對資產階級立場的,是反對資產階級對革命根據地的腐蝕作用的。

  說王實味挑撥青年,鼓吹絕對平均主義,證據也是見於《野百合花》,在那堙A作者說了如下的話:

  「青年之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了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到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中,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的本質。」

  這哪能說是「挑撥」呢?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與進步,若就改革者方面的動力來說,主要都得歸結到王實味文中所指出的青年人那些可貴的德性。別的不說,就拿中共本身的歷史來說吧,當年如果沒有《新青年》「挑撥」起中國一批青年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與充滿了生命的新銳的力」,「挑撥」他們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舊中國的「黑暗」與「骯髒」,哪里來的中國共產黨?哪里來的中國革命?延安當局那時要出來反對並壓制這種「挑撥」,只能證明在割據區域內做了十幾年執政黨的中共,此時已染上濃重的官僚主義的色彩,已部分喪失其革命的青春氣了吧。

  至於所謂「鼓吹絕對的平均主義」,指的是《野百合花》中如下的句子: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一切應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面對上面感覺到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情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王實味在這堜明說「一切應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他分明不曾主張不論衣食或其他待遇,應一律平等,一切平均。主張在任何情況下的人人平等與物物平均,自是不符實際的幻想。硬要如此主張,甚至硬要如此實行,在客觀上會起反動作用。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但這絕對不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等級分化,鼓吹一部分人的特殊享受,另一部分人的無權、受苦。馬克思主義者時時刻刻要在「必要與合理的原則」下,去消滅特權,使人人能逐漸趨於平等,使種種享用趨於平均的。

  中共的某些(我不想說所有)領導者是否躲在「反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的盾牌後面,心安理得地度其「特權」生活呢?經過「文革」與「反四人幫」二次鬥爭的大量揭露,我只能說王實味實在有「先見之明」。我們只能佩服他言人所不敢言的大無畏精神。

  王實味被扣上的第三頂帽子是「主張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觀」。關於這,宋金壽的文章婸﹞F 並引了如下的話:

  「在文藝思想上,王實味割裂了文藝工作與整個革命工作的關係,鼓吹文藝工作的任務就是要『暴露黑暗』。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中,王實味把藝術家同政治家對立起來,要藝術家去『揭露』政治家心靈的『黑暗』。王實味要一切文藝工作者把文藝作為『揭露』我們自己『弱點』的手段,他說:『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他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文章的最後,王實味向藝術家發出號召:『謹以真摯的赤忱和熱望,敬向藝術家同志們發出一個微弱的呼聲:更好地肩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著我們自己和我們底陣營進行工作。』」

  我不知道這堣@再轉引的王實味的文句是否經過竄改;但即使字字真實,我也看不出《政治家、藝 術家》一文作者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割裂了文藝工作與整個革命工作的關係」。證以最近30年來中共的文藝政策及其所造成的結果,特別看到了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文藝之如何受到摧殘,一般文化人與特殊的藝術家之如何遭到糟塌,我們只能說王實味確曾提出過及時的警告,他確有真知灼見。經過「十年浩劫」之後,今天竟尚有人主張文藝工作者必須是「歌德派」,必須為党的領導者隱惡揚善,必不可揭發「不正之風」,必不可對「自己的陣營」提出批評;否則便是「敵我不分」,便是「站錯立場」──這,至少是讓人驚奇的。

  王實味在1942年春天寫作的這幾篇雜文,其中所透露的思想與感情,比之以34年後,即197645日北京十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以詩歌表達出來的抗議,雖然無此激昂,卻更為系統與深刻。

  更有意思的是,宋文第一次告訴了我們王實味這幾篇文章在延安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它說:

  「《矢與的》(按: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壁報──西)正式出版於(1942年)323日。在壁報的發刋詞中說,『以民主之矢,射歪風之的』,並提出壁報主張『徹底民主』、『絕對民主』,又說,『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前碰出血來』。在這種宗旨之下,壁報上除了連續發表了王實味的文章以外,還有不少鼓吹極端自由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矢與的》壁報出版以後,看壁報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貼在布上掛延安南門外,看壁報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多。當時,王震去看過《矢與的》壁報,對壁報上的文章表示很不滿意。毛澤東在一個晚上去看了《矢與的》壁報,毛澤東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加重號並非原有──西)

  上一段文字媗蒫M有故意歪曲與捏造壁報 原作字句的地方。例如,加上引號的徹底民主與絕對民主,凡稍有共產主義運動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決不可能寫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壁報上,作為正式主張的。但雖如此,這段文字卻非常出色地給我們描寫了王實味這幾篇小文章如何在當時造成了大哄動、大影響。它又形象地告訴我們毛澤東著名的《文藝講話》與王實味的思想發難之間的密切關係。

  延安南門外張貼的壁報,無論在形式上與內容上,都與30多年後天安門前與西單牆上的詩歌與文章,前後一致,相互呼應的。

 

 

(六)

  王實味讓延安當局如此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文章之外,又由於他爭取民主的行動。關於這一重要方面,《黨史通訊》堛漱撜髡釵p此記述:

  「19423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大會,動員整風並檢查工作。副院長範文瀾向全體同志作了關於整頓三風和檢查本院工作的動員報告。會上,就成立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人選和出版壁報的問題發生了爭論。關於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人選問題,院務委員會的決定是各研究室主任以上的領導同志為當然委員……同時,在群眾中推選一部分同志,共同組成。但王實味率先提出,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必須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長,同樣必須經過選舉才能成為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成員,才有領導整風檢查工作的資格。於是,贊成院務委員會的決定和贊成王實味意見的同志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結果,贊成王實味意見的占多數。最後決定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成員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並進行了選舉。在出版壁報問題上,……王實味則提議,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權利,壁報上的文章可以不署真名或用匿名。一部分人反對王實味的提議,認為整風檢查工作是黨中央、毛澤東的號召,幫助院領導檢查工作,光明正大,不應匿名。同樣,這個問題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認為可以匿名的也占了上風。於是,一些同志高唱,這是『民主』的勝利。」(加重號並非原有──西)

  王實味的此一鬥爭,我是從宋金壽的轉述中首次知道的。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本來與後來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有本質上的不同,最主要的分別是前者必須先有自下而上的選舉,然後自上而下的集中;後者則只有上面的「領導」,只有上面的指派,而群眾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絕無選擇領導與監督領導的權制:這堨u有集中而無民主。至於匿名,亦即無記名投票或無記名發表意見這個極為重要的民主措施,那是被當作「陰謀」而絕對排斥的。

  早期中共有健全的民主制。後來經過一再「布爾雪維克化」,終於讓王明與康生一夥將全套「蘇共模式」介紹並應用到中共堣F。1942年的延安,王明雖然在政治上已居下風;但在那棄王投毛的康生主持下,中共組織,尤其是它的特務體制,卻已將近完成其「布化」手術了。

  王實味那次民主鬥爭,正代表著中共党制徹底走向斯大林主義化的一個里程碑。在中共的思想以及黨制的變遷史上,它是重要的一頁。人們只有熟悉了這一頁,才能充分理解中共于全國勝利後的那些「運動」,特別是那些針對知識份子的「改造」運動。

 

(七)

  針對王實味要求「絕對民主」的發難,延安最高當局如何反攻,《黨史通訊》這篇文章埵酗騆詳細的敍述。只因不想讓我這篇文字過於冗長,不再逐一轉錄,這堨u摘述其大致的經過如下:

  一、1942331日,即在王實味發表他《政治家、藝術家》的一個星期之後,毛澤東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座談會上,不指名地批評了王實味的錯誤。

  二、同年4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其目的在於「糾正王實味帶頭刮起的小資產階級歪風。」

  三、4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高級學習組發言,指出「在整風發動階段中存在著三個問題」。毛說:「批判王實味,解決一部分青年知識份子的問題,需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上的,二是物質上的。」

  四、同時,胡喬木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的精神,兩次找王實味談話,還寫過兩封信,希望王實味改變錯誤立場。

  五、47日,中央宣傳部約集中央研究院的負責幹部和積極分子開座談會。會上指出王實味的有系統的錯誤與一部分同志的「自發性偏向」之間,應加區別。從此,中央研究院開始了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

  六、同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中央研究院齊肅的文章《讀〈野百合花〉有感》。自此開始了對王實味的公開點名批判,惟仍以同志相稱。

  七、52日至23日,召開由毛澤東與凱豐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批評了「王實味的資產階級文藝觀,把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

  八、同年「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一次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四月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了。」康生此時已把王實味當成敵人。稍後,康生更具體地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復興社分子,是兼差特務。」

  九、527日起,中央研究院召開「党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討論王實味錯誤的程度。一部分人認為這不過是自己人間的意見差異,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王實味在「組織上雖仍是同志,但是思想上已成了敵人。」

  十、61日,座談會上有人提出王實味與托派的關係問題,會上討論從此便一變而為對王實味的批判與攻擊。

  十一、64日,王實味奉命出席會議。聽取人們對他「平時散佈托派言論」的揭發,並對他提出了許多質問。「王實味承認了自己同托派王文元(王凡西)等的關係,以及同志們對他的揭發。」

  座談會開到611日結束。中央研究院的党領導做了結論:「支配著王實味的思想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王實味是個托洛茨基分子。」

  十二、王實味被定為托派以後,又牽連到中央研究院潘芳與宗錚,以及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成全與擔任中央婦委的王里。自7月起直至10月,這5個人被批鬥了72天。結果被打成「5人反黨集團」。

  十三、10月,王實味被正式開除黨籍。

  十四、194341日,康生下令,於一夜間在延安逮捕了200多名「特務」、「漢奸」、「叛徒」、「托派分子」。王實味在被捕之列,被關押在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內。

  十五、1947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黨中央和邊區各級機關以及人員,全部撤離延安。王實味同時被押撤離。過黃河到晉西北根據地以後,在未經黨中央批准的情況下,由中央社會部的幾個人決定,下令槍殺了王實味。」

 

 

(八)

  我這堹u得感謝《黨史通訊》這篇文章的作者,他告訴了我關於王實味闖禍、挨鬥與被殺的詳細情形。更加使我感激的是,他讓我知道了中央新的領導人對於王實味問題的看法。

  文章作者「查閱了一些歷史材料,同時走訪了部分曾經接觸或受理過王實味問題的老同志,瞭解了他們當時的認識,以及現在對於王實味問題的基本觀點……,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要點:」

  「一、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是完全應該的,也是必要的。王實味有嚴重的錯誤,不僅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包括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錯誤,而且也有托派思想」。

 「二、『五人反黨集團』是不存在的,應給予平反。事實上,除王實味外,其餘四人(成全、王里、潘芳與宗錚)已於198222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決定,正式給予平反,撤銷對他們的處分,並恢復名譽──雖然這四個人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三、王實味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多數同志認 為,有關部門應該進行重新審查,如果是錯案,即使人死了也應該給予平反。」

  「四、槍殺王實味是不對的。許多老同志認為,即使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不應該槍殺。」

 

  關於王實味的思想問題,我不想於上面的略談過的一些之外再說甚麼。他對民主、特權以及文藝創作的見解,至少還有他的幾篇短文在。究竟它們是否代表「資產階級立場」,今後有心的讀者,會憑以作出自己的判斷的。

  歷史是最公平的裁判,雖然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我相信它終於會宣佈在這些問題上,到底正確的是誰。是王實味呢,還是將他殺害的那些掌權者?其實,通過「十年浩劫」的慘痛經驗,歷史已經為我們作出它的初步判決了。

  作為長文的結束,我這堨u想就王實味的托派關係再說幾句話。

  中共的新領導者對於托派、乃至對於王實味的態度,顯然與毛澤東──康生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特別與信口亂吠的康生不同。毛澤東說過王實味「不應當殺」,但他還是一口咬定那個被害人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殺了人,還隨便加人以荒唐的罪名,這種做法,我相信目前的中共領導人已在逐漸改正了。他們自己在「文革」中吃過這種苦頭,現在似乎認真想把中國推上法治的軌道。對於這,我們當然是擁護、贊成的。中國的托派,即早年由中共分裂出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於195212月間全體被捕,一直給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囚禁在監獄堙C19796月,中共的新領導人決定將他們全部釋放──這件事,當然也值得歡迎。這是當權者「撥亂反正」,他們要以「法治」來代替「人治」的證據。不過,直至目前為止, 據我所知,中共新領導人對於國際托派與中國托派的評價,基本上仍受著斯大林──王明──康生的影響,仍舊停留在這一幫人所劃定的框子堙C他們既無決心、又無興趣去弄清楚六十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所爭論的問題誰是誰非。他們也沒有決心與興趣去弄明白這兩派在中國問題上的是非曲直。今天他們顯然已否定了康生從莫斯科帶來的一套對中國托派的誣衊,即已不再把陳獨秀及其他的托派說成為「漢奸」、「特務」與「復興社分子」;但他們仍不肯把中國托派以革命陣營中的一派相待,仍不肯給他們作政治上的「平反」,仍不肯恢復他們應有的名譽。這,不但對歷史說是不公正,而且對實際的政治說是大大地有害。因為,我們若只就社會主義建設一點來說吧,蘇共當年左派反對派的政綱(先反對斯大林的極端右傾,後反對斯大林的「極左」冒險主義),對於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也仍具有無上參考價值。

  中共的新領導人認真要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應該詳細徹底地研究二十年代中、後期與三十年代初期發生于蘇共的內部的各派(主要以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為代表的)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意見。而要真正進行這種研究,首先得取消斯大林為了保證一己勝利而強加在敵對派系頭上的種種荒唐罪名。必須首先為那些被斯大林陷害致死的人「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

        如果中國的新領導能給國際和中國的托派「平反」,能給他們「恢復名譽」,那麼王實味的「托派嫌疑」便自動地不成為問題。

  這是我由王實味問題而引起的對中共領導的最佳期望。

  不過我又願意退後一步,願意在中共對托派的現有看法之下,出來為王實味說幾句話。我要以「被告」的證人資格 ,向可能「重新審查王實味一案」的那些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陳述:

  在我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

  「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

  這塈睎雩茷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正如我在上面所憶述的,王實味雖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任何組織。

  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

  必須聲明的第二點是,王實味大約從1929年至1934年這個期間與黨失去聯繫,為想重新參加組織,他那時確曾徘徊於「中央派」與反對派之間。但最後他參加前者而不參加後者,而這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決定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便斷絕了與托派朋友的來往。

  這媯握ㄔi能存在甚麼「派遣」問題;絕對談不上甚麼「滲透」用意。

  希望我這兩項證言能多少有助於王實味最後一關的平反,更希望王實味的平反又能有助於他今天多半還存活著的妻女的遭遇。

  王實味前往延安時,妻子劉瑩與女兒念芬一定不曾同去。因為我不曾見有任何文件提到過她們。我猜,當時她們是回湖南老家去的。在後來戰爭和革命的艱苦歲月堙A特別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們是怎樣度過來的呢?或者她們根本不曾挨過來嗎?

  但願她們一向無恙;更願她們終能因丈夫與父親的沉冤得白而免受不該受的歧視。

  

1985210寫畢

 

 

後 記

  文章寫完,重看一遍,發覺意猶未盡。由於寫作的目的使然,我側重事實方面憶述了我的這位老朋友,卻不曾在性格與才能方面介紹他──至少是介紹得很不夠。翻翻我33年前以「潤土」筆名發表在香港《星島晚報》上的那篇舊文:《記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其中有幾段文字似可補此文的不足。因此摘錄在下面,作為本文後記。

  「就作家論,王實味卻是有才氣的。他的文字漂亮,口語寫得生動。和張天翼是同學,二人感情好,竟致寫的東西有時可以混淆。」

  「只因他生活窘,每月的柴米油鹽等著他筆頭上寫下,所以大多時間,不得不花費在譯作上。……

  「王實味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會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說毛病,也許是暴躁一點,太易激動。一不合意,他便會臉色變青。對朋友,不分新舊,他一樣會任性使氣。胡風跟他,一度曾經是同班同學,胡風也是出名的拗性子;可是相形之下,這位曾被魯迅先生稱為不懂世故的批評家,竟可說是頗為圓通的。」

  「在普通朋友中,王實味這種性格最多是『吃不開』;和他相處久了,很多人還會瞭解他,喜歡他,因為他實在是真實得可愛。因此王實味的朋友雖然不多,所往來的卻都說得上是性氣之交。可是在較大的圈子中,在政黨的同志中,王實味的脾氣就難於叫人諒解了。」

  「他加入中共很早,約在1927年春天,他之入黨,與其說是由於思想,毋寧說是由於感情。對於他,任何種類的壓迫都是難於容忍的。舉凡政治、經濟、思想等領域內既成的與陳舊的東西,他幾乎都反對。說得抽象些,大概他的血液堣挼嶆酗洢q的氣質,正是這個氣質,使他走進了一個站在最左邊的革命黨。不是馬克思主義使他成為共產黨員的。關於馬克思主義,他不但讀過,而且還譯過一些書,可是始終不能算已精通,這是說,馬克思主義始終不曾進入他的靈魂深處。不管他讀過多少本歷史唯物論的著作,他卻牢牢地保持著一個見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論』。根據歷史唯物論,社會制度改變,人性才會跟著逐漸地改變;根據王實味的見解,若不同時(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則社會制度也終於改不好的。至於如何改變,則他就想到教育、藝術、甚至道德說教方面。」

  「為了這個『人性』,王實味和他的朋友不知面紅耳赤地吵過多少嘴。吵多了,後來朋友們多半當他說瘋話,或者和和他的調,隨他去。可是在紀律嚴明、思想劃一的政黨堙A這可闖下大禍了。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論』構成了王實味的諸大罪狀之一。」

*    *    *


  「社會科學中的思想命題,跑進文學家藝術家的頭腦中去時,多半要改變面貌的。文藝家彷彿有一種特權,他們可以,而且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現這些思想。在嚴格的社會科學家的眼中,這些方式或者可笑,或者荒誕,或者幼稚。但若拋開那些可笑、荒誕與幼稚的思想方式,直接與百分之百地,依照社會科學的方式來從事文學或藝術的創造活動,結果一定不行,他們的努力一定失敗。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一些真正高明的革命導師們,不會把思想尺度與藝術尺度混為一談。他們對於某些文學家或藝術家的偏差見解,常能採取寬容態度。當年馬克思對於海涅與佛拉烈格拉脫,列寧對於高爾基,以及高爾基本人之對於詩人布羅克,便都是這樣的。」

  「王實味的『人性論 』,乃至他的『自由主義』,如果與布羅克的『人文主義』及其『反教化主義』相比較,倒是正常得多的。布羅克的思想,有好些地方簡直是標準的瘋話。可是這些瘋話並不曾構成過甚麼『案件』。」

  「把政策性拿來作為一切文藝活動的標準且視對此標準的違背為一種刑事案件,這在蘇聯是斯大林獨攬大權以後才有的事。」

 

  【原載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57月號,現在重刊時,根據原稿校正了一些錯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