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尋求社會主義

吉迪恩·利維、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

 

以下乃加布里埃爾·利維(GABRIEL LEVY)對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Ilya Budraitskis)《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Dissidenty Sredi Dissidentov) 的回應,以及布德拉伊茨基斯對這一回應的回應。[1]

 

加布里埃爾·利維(2018617)

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者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的這本書中,"新冷戰"是最具政治吸引力的文章主題。2014年夏天,俄羅斯軍隊湧入烏克蘭東部,與俄羅斯武裝的分離主義的"人民共和國"民兵以及加入他們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雇傭兵和志願者並肩作戰,當時他寫下了這一本書。

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在公共輿論中,"新冷戰"的存在已經被視為"明顯和無可爭議的事實",但"輿論的生產已經走在了現實的前面"(第112-113頁)。

為了進一步質疑這些輿論背後的假設,在題為"知識份子與冷戰"“Intellectuals and the Cold War”,此處為英文)的文章中,布德拉伊茨基斯考慮了原始冷戰,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91年期間發生在蘇聯集團與西方列強之間的冷戰的性質。他寫道,冷戰是一套"世界秩序原則",由統治精英解釋,然後在知識界輿論和群眾的日常活動中得到確認(第112頁)。

持續的心理動員,以及對全球軍事衝突的擔心令整個社會神經緊繃,這個現實,成為一種實在的手段,作用在兩代人中,其中對信仰的忠誠結合著恐懼和面對命運的無助感。

冷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通過這種手段,民眾被系統地剝奪了活動能力,這個前提,無疑對我有用。我懷疑布德拉伊茨基斯是否知道冷戰期間作為分裂對立一方的"西方"所做的努力,即嘗試分析這一鴻溝的中心面 —— 例如希勒爾·蒂金(Hillel Ticktin)等人在社會主義雜誌《批判》(1973年)早期期刊上所做的工作。(蒂金寫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的背景下詮釋。期刊網站在這裡。)

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今天,冷戰的二元意識形態限制繼續存在。"今天仍未克服在敵對陣營之間作選擇而造成的創傷"(第123頁)。例如,他引用了對俄羅斯參與烏克蘭東部戰爭的反應,一方面,是俄羅斯極右翼的"歐亞主義者"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另一方面,是美國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請參閱此處(僅俄語)和此處。)

對杜金來說,烏克蘭東部的軍事衝突相當於"俄羅斯回歸歷史"。對斯奈德來說,這證實了烏克蘭最終必須承認它是歐洲的一部分。杜金的反歐洲或斯奈德的歐洲,沒有第三條路的餘地,布德拉伊茨基斯沮喪地如此斷言(第120頁)。

至少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比較樂觀。不可否認,精英控制的公共論壇日益被這種兩邊一面的輿論所支配。在"左派"方面,這種錯誤的二分法反映在"地緣政治"立場上,這種立場以帝國主義集團的有關性質為基礎,整體上否定或阻止社會的作用,特別是否定或阻止社會運動。但是這些社會運動是存在的,在知識份子中也有聲音反映了這些社會運動。

 

避開非黑即白的選擇

20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在西方和蘇聯,知識份子開始轉變,"從能夠單純地執行意識形態規則的一個團體,轉變為準備獨立制定規則,使其更精確並且複製的團體",布德拉伊茨基斯這樣寫道(第113-114頁)。在蘇聯,知識份子受到國家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政治政策的限制。這不僅界定了20世紀60年代關於科技革命和"具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的辯論,甚至界定了1970年代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關於"國家""普遍人文主義"價值觀之間關係的討論。

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知識份子的"第三條路",即避開"東西方(國家)衝突的二元對立結構""不可能的",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不需要上層的特別確認"。對他來說,證據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的20年堙A官方的"馬列主義"完全失信,"這種崩潰"只能理解為軍事政治集團[即西方集團]的勝利。"(第115頁)。

為了更加謹慎並且有把握起見,我讀了這篇文章。我承認,西方關於上世紀90年代"共產主義崩潰"的自由主義說法在西方那些被稱為"公眾輿論"的空間---報紙雜誌,學術界等等---變得無處不在,勢不可擋。但在西方和前蘇聯國家,知識份子中肯定有部分人是持異議和批評意見的,特別是以更廣泛的蘇聯時代常有的方式去理解的話。

在俄羅斯,這些公共空間正在以新的方式形成,不受審查。在蘇聯解體前後,俄羅斯新聞業處於鼎盛時期,在聯合控制和普京時代的審查收緊之前,直接猛烈抨擊腐敗和第一次車臣戰爭的恐怖。在電影中,開始了對斯大林主義的清算,從萊姆·克利莫夫(Elem Klimov)的《過來看看(Come and See)》(1985年)到尼基塔·米哈爾科夫(Nikita Mikhalkov)的《被太陽燒毀(Burnt By The Sun)》(1994年)。在文學中,維克托·佩萊文(Viktor Pelevin)的"P’一代(Generation “P”,生長於普京時代的人)"1999年)奇幻地將葉利欽的政權變成了一個荒謬的幻影。

這些只是當時開始俄羅斯旅遊的西方左派的記憶(也許是玫瑰色的?)。但是我想知道,這種豐富而混亂的發酵物是如何配合布德拉伊茨基斯論點的。

 

持不同政見者的歷史

布德拉伊茨基斯著作的中心部分是一篇較長的論文<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追溯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戈巴契夫改革時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社會主義傾向。這是一篇引人入勝且有價值的作品。

布德拉伊茨基斯描述了(第34頁)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的"社會不滿浪潮",呼應了匈牙利、波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起義——從車臣(1958年)和哈薩克(1958年)的大規模暴亂到對穆羅姆(Murom)和亞歷山大羅夫(Aleksandrov)的共產黨辦公機構的抗議和襲擊(1961年),並最終導致諾弗切爾卡茨克(Novercherkassk)叛亂(1962年)——不僅形成了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1956年)和尼基塔·赫魯雪夫的後斯大林主義"解凍"的背景,而且還導致了第一波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團體的出現。他們大多由大城市的學生和年輕工人組成,他們總是秘密見面,通常彼此隔絕,他們的活動幾乎總是因逮捕而中斷。

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幾年,曾有先例,如"青年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Youth"1948年在沃羅涅日成立)和"爭取革命事業聯盟(Union of Struggle for the Cause of Revolution"1951年在莫斯科成立)。這些學生團體很快被逮捕和長期監禁鎮壓。但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解凍"帶來了這樣的公共論壇,如在莫斯科聚會,在弗拉基米爾·馬亞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雕像前讀頌詩歌和討論,並相應擴大政治活動。

 

社會主義的意義,當時和現在

20世紀70年代早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保守派,以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為首,在政治上向右翼滲透,對我來說,布德拉伊茨基斯對此的描述是最有趣的段落之一。

1974年,索爾仁尼琴被迫移民後不久,就對社會主義這一理念,尤其是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發起了猛烈抨擊。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傑夫,後者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受"歐洲共產主義"的影響,曾提出"經濟、教育和權力結構的民主化",他認為可以通過非法出版物(samizdat),並通過包括對共產黨成員施壓這樣的官方管道,來追求這一目標。。

梅德韋傑夫作為一方,索爾仁尼琴及物理學家安德列·薩克·哈羅夫是另一方,除其他分歧外,雙方為了捍衛社會主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要向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出呼籲,但雙方在呼籲措辭上產生嚴重分歧,關係緊張到了必須了斷的程度。梅德韋傑夫蔑視皮諾切特的"智利復興和鞏固之年"(其基礎是殺害和折磨數千名反對者)。布德拉伊茨基斯對此作了描述(pp. 65-66)

在文集《從廢墟下麵(From Under The Rubble)》(1974年),索爾仁尼琴譴責"清理"同官方路線的分歧"微不足道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顯然想到了梅德韋傑夫。後者在地下出版物上回應說,對索爾仁尼琴來說,“總的來說,社會主義思想與其在現實中的實施沒有任何區別”;社會主義之所以在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中獲勝,正是因為那媦あ妐U人在資本主義下的生活苦難是如此的嚴重。布德拉伊茨基斯寫道(第68頁):

然而,對於地下刊物讀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來說,這些結論很難令人信服。相反,與《古拉格群島》的作者(即索爾仁尼琴)相比,梅德韋傑夫的立場被認為是適宜和合作的。

正是在這個時候,持不同政見者的環境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語言的使用 —— 這在蘇聯政治和學術界(梅德韋傑夫工作過的地方)是完全主導的 —— 本身就是負面的。“在對立的思想討論中,馬克思主義被視為一種‘蘇聯語言’,使用這種語言是不體面的”。

在我看來,這個觀點開始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這些問題不僅是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所面臨的,而且是任何想根據俄羅斯革命和蘇聯經驗瞭解社會主義的人也面臨的。我熱切地請求布德拉伊茨基斯進一步展開這一主題。

布德拉伊茨基斯所寫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持不同政見者地下團體,既沒有梅德韋傑夫的威信,也沒有索爾仁尼琴的名聲,他們冒著被捕和監禁的危險,試圖恢復"社會主義"的含義。這個思想曾如此有力地激發了19世紀工人運動,激發了俄羅斯工人、農民和士兵舉行1917年的革命,在蘇聯戰後時期,這一思想的意義完全被弄亂了。每本教科書中無生命的"馬克思主義"文章,都是笑柄。這種語言確實變得不雅了。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在1990年第一次訪問蘇聯時,我向新獨立的工會運動中的激進分子宣佈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他們看著我,好像我有兩個頭。在我天真的西方頭腦中,這個詞的積極內涵根本就沒有記錄在他們"社會主義"的生活經歷中。

社會主義思想被糟蹋了;其意思已經翻了個身。這個問題——我不瞭解,那些工人可能也不清楚—— 是持不同政見者在20世紀70年代一直爭論的。今天,在"社會主義者"巴沙爾·阿薩德和"共產主義者"習近平時代,仍未得到解決。

布德拉伊茨基斯關於俄國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沒有繼承者的遺產》(“Nasledie bez naslednikov”)並沒有澄清這個問題。他爭辯說(第130頁),"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目標不是出自階級鬥爭本身的動態";相反,只是擺出一幅康德式必行態勢;"列寧主義政黨承擔了這一道德負擔:一個國家向沒有任何定義準備的社會主義過渡 "。很公平。但是布爾什維克試圖建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呢?這種"社會主義的建構",在俄羅斯及其境外,對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理解產生了怎樣的腐蝕作用?

在我看來,在布德拉伊茨基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研究中,更有效地尋求一個有意義的社會主義靈魂。他解釋了(第56頁)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國家和革命如何成為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的關鍵文本。在革命前討論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會是什麼樣子時,列寧最充滿希望最民主的嘗試 —— 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更具有遠見和烏托邦式的想像不同 —— 正式出版了,因此,在蘇聯可以廣泛引用。

列寧格勒持不同政見者米哈伊爾·莫洛斯特沃夫(Mikhail Molostvov)于1956年成立了討論小組,不久後被送到監禁營7年,他在回憶錄中說,工人在圖書館裡四處走動,在一些《國家和革命》書本中的一些段落下劃重點線,這些段落呼籲定期選舉和罷免所有官員,並限制其薪酬在平均水準。那一代的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伯里斯·威爾(Boris Weill)在監禁營會見了工人,這些工人用繪有鐵絲網的包書紙重新遮蓋了正式出版的列寧著作而被捕。

這些故事提醒我,索爾仁尼琴的早期小說 —— 儘管他在1970年代倒向右翼,但對我來說,這些小說仍然大為有助於我對斯大林主義的理解 —— 充滿了對這些問題的參考作用。在‘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第19章),他講述了列寧在《國家和革命》中,關於每個廚師都能參與國家管理的沉思。如索爾仁尼琴想像的那樣,斯大林的想法是列寧做過承諾,這些承諾變成了擊打斯大林背部的棍棒。每個廚師都能管理這個國家嗎?他(列寧)究竟在想些什麼事情?每個廚師星期五不去做飯,但去地區行政辦公室工作?廚師就是廚師:她必須做飯。但指導人民 —— 這是偉大的召喚,只能信任特殊幹部,特別是所選的幹部。

《第一圈》(第90章)中的人物討論蘇聯特有的精神變態的"公正不平等"(?!)。在《癌病房(Cancer Ward)》(第29章)中,帕維爾·魯薩諾夫,這位代表蘇聯"工人國家"的人事官員和惡霸,受到主角英雄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譴責。當你有如百合般的白手時,你對工作瞭解多少?

20世紀60年代末,在這些發表在地下刊物上並在西方出版的書中,索爾仁尼琴顯然已經擺脫了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及其扭曲語言的束縛 —— 而此時他還沒有發展出明確的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學生和持不同政見工人也有這種突破嗎?還是像羅伊·梅德韋傑夫一樣,他們在語言上,因而在某種程度的意識形態上,仍然受到官方框架的制約?布德拉伊茨基斯從他們的政治宣言中引用了引人注目的一些話,其中許多將蘇聯經濟描述為剝削性的,其政治制度是等級制度,這讓我想知道得更多。

有一些相關問題,就是關於監禁營作家(索爾仁尼琴最廣為人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布德拉伊茨基斯所研究的一小群學生和工人。這些群體在多大程度上將這些監禁營 —— 在許多方面是一個隔離的世界—— 融入了他們對蘇聯社會和經濟的理解呢?他們讀過索爾仁尼琴嗎?瓦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呢?我想,他比索爾仁尼琴在精神上更接近左翼持不同政見者 —— 他的社會主義人文觀,他成型于年輕時20世紀20年代工人運動中的政治思想,甚至在他後來作品的悲觀情緒。在這堣]如此,我用局外人的眼睛,在我倫敦的家媯庰峈A服,讀著這些不是地下刊物的書。但我也許不是唯一的西方讀者,以索爾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為墊腳石,需要嘗試同布德拉伊茨基斯所指的這些墊腳石聯合起來。

 

地下分析

布德拉伊茨基斯對小型地下組織的關注是值得歡迎的,因為他們遠不如國際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那麼引人注目。他解釋道,那些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的人,幾乎都把蘇聯制度描述為具有階級分化特點的剝削制度。1956-57年,盧沃特·皮梅諾夫(Revolt Pimenov)與伯里斯·威爾(Boris Weill)在列寧格勒建立了持不同政見團體,他起草了一些文章,聲稱在蘇聯,"國家已成為唯一的資本主義者、唯一的地主和唯一的思想者"。布德拉伊茨基斯寫道(第49頁),對於皮梅諾夫,蘇聯經濟是"國家資本主義";國有財產不能社會化;國家財產和社會主義是相互排斥的。另一個由莫洛斯特沃夫(Molostvov)組織的列寧格勒集團,雖然宣稱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都走上了官僚主義的道路,但與皮梅諾夫不同,提出了政治方案,清楚地看到了改革前進的道路,主張"廣大勞動人民被納入國家管理中"(第50頁)。

一些左翼持不同政見者 —— 如果我正確理解布德拉伊茨基斯的說法 —— 因為蘇聯所有的反動特點,將其視為邁向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踏腳石。例如,20世紀60年代在列寧格勒成立的公社聯盟(the Union of Communards),其主要綱領檔取名為"從官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並收進了列寧宣導建立共和國的一篇題詞,提出要有選舉和罷免所有官員,"沒有警察,沒有軍隊,沒有國家官僚機構"

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政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們的國際主義,在1950年代,國際主義支撐著他們對東歐工人起義的支持,1968年又支持了"布拉格之春"。布德拉伊茨基斯強調(第 73-76 頁)烏克蘭和其他非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的作用,他們試圖將社會主義思想與從俄羅斯帝國主義手中爭取民族解放的思想相結合,這與索爾仁尼琴和其他俄羅斯右翼持不同政見者日益尖銳的民族主義形成鮮明對比。

20世紀60年代中期赫魯曉夫政治"解凍"的結束,揭開了持不同政見者處境史上的新篇章。改革分子對蘇聯官僚機構"自我改革"的希望破滅了。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社會主義的異見繼續遵循著兩個平行的趨勢:一種是工作在大城市的持不同政見環境和人權組織中的人,包括羅伊·梅德韋傑夫等知名人士;另一個包括"延續'解凍'傳統的地下社會主義團體 "(第61頁)。

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這些團體在整個蘇聯各地反復和重新出現:布德拉伊茨基斯撰寫了(第77-78頁)在基希涅夫(Chisinau, 莫爾達瓦 )、奧德薩(Odessa,烏克蘭)、塔林(Tallinn,愛沙尼亞)、沃羅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現為烏克蘭盧甘斯克)、裡亞贊(Ryazan),薩拉托夫(Saratov),彼得羅紮沃茨克(Petrozavodsk),高爾基(Gorky,現下諾夫哥羅德)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現在的葉卡捷琳堡),以及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團體。"實際上,他們幾乎都採取了馬克思主義和'清理淨化'[' ochishchenny ']的列寧主義的立場,認為[共產主義]黨已經墮落,蘇聯是某種或其他一種剝削社會"。這就是梅德韋傑夫和索爾仁尼琴衝突的背景。

蘇聯獨裁政權嚴重依賴控制和限制資訊流通(在這方面,至少在21世紀是無法複製的),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在令人窒息的封閉環境中工作,經常只在監獄裡才瞭解彼此的存在。據我所知,布德拉伊茨基斯的文章是後蘇聯社會主義者第一次開始總結、比較和思考他們共同的經歷 —— 這在當時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希望很快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並且希望關於持不同政見者遺產的討論將不僅在前蘇聯國家進行,而且還在國際上進行,他們為了恢復被蘇聯禁錮的社會主義的意義而英勇戰鬥,同樣重要。

 

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環境如何界定"第三立場"的可能性

我可以說,我加倍感謝加布里埃爾·利維(Gabriel Levy)對我的書的回應:這不僅是細心和受過教育的讀者的評論,也是政治活動家的評論,這位社會主義活動家在將近三十年前目睹了蘇聯的解體。利維的政治立場,幫助他對這個戲劇性的過程,及其多樣性和矛盾作了評估:一方面,社會運動的氣氛,強烈尋求蘇維埃制度的民主替代物,廣泛的礦工罷工,以及獨立工會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殘酷的原始積累、轉向市場的破壞性過渡、大規模貧困以及後蘇聯政權演變的開始,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這些過程的後果中。

這一經驗產生了問題,從本質上講,過去二十年來,俄羅斯左派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些問題。"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崩潰的客觀原因是什麼? 在反對官方當局和自由反對派對蘇聯遺產的歷史政治猜測方面,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反對些什麼?最後,我們怎樣才能在我們自己的歷史延續與二十世紀的俄羅斯社會主義傳統之間建立一種關係呢?

顯然,我的文集《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沒有徹底研究這些問題,但我希望有助於將問題正確地提出來。該文集中包括蘇聯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歷史大綱在內的文章,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涉及到在蘇維埃制度的無批判性道歉和激進的反共產主義之間建立 “第三立場” 的可能性。

今天,"新冷戰"的言辭 —— 再次更多的是"鬧劇"而不是"悲劇" —— 重新引出了強制人們在兩個對立陣營之間作選擇的邏輯,過去的許多知識份子,從薩爾特(Sartre)和薩哈羅夫(Sakharov)的都屈從於這一邏輯。要擺脫這種選擇,擺脫其所顯示的政治獨立性的喪失,這些嘗試,往往被視為逃避責任,對社會解放或爭取人權的真正鬥爭漠不關心(在二中選一的冷戰邏輯中,人們被迫相互對立)。

這樣,"第三立場"的可能性不是一勞永逸的教條,而是由具體的力量情況確定。來自左翼的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在這些環境的不斷壓力下採取行動 —— 不僅是蘇聯政權的鎮壓,還有知識份子情緒的"右轉"。從20世紀70年代初,這些就顯而易見。(蘇聯和後蘇聯知識份子的矛盾社會和政治性質問題,是我文集中另一篇文章的主題。

蘇聯的解體導致了蘇聯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及其特定意識的崩潰。加布里埃爾提到的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驚人文化人造物基本上反映了這一階段,即知識份子思維方式的瓦解,以及一般社會意識的分裂。從"格拉斯諾斯特"時代(大膽地觸及過去創傷,這在以前是被禁止的),知識份子轉向1990年代的後現代主義。硬幣的另一面往往是教條式的政治判斷 —— 最重要的是,關於"蘇聯"的永恆幽靈,因為這個幽靈阻礙了後蘇聯俄羅斯向全球現代性和"正常性"的過渡。(我在《永遠尋找紅色人類》(Eternal hunt for the Red human)一文中寫到這一點,在我的書堣]有。

在我看來,《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中提出的思想可能不僅對俄羅斯左派,而且對目前國際上關於現代俄羅斯的政治性質及其與過去的蘇聯的關係的討論具有重大意義。

        如果其他人希望加入這個討論,請給我發電子郵件投稿,按照通常的準則 [2] , 我很樂意發佈這些來稿。

 

註腳

[1] 《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Dissidenty Sredi Dissidentov)2017年自由馬克思主義出版(俄語版)

[2] 參見此處:https://peopleandnature.wordpress.com/about/

 

 

本文譯自: 《國際觀點》,2019329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