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托派?
劉家良
編者按：《明報》2017年11月7日國際版簡要地刊登了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主張：「托洛茨基是列寧領導下的。有人視他為十月革命實際領導人。」
什麼是「托派」？
目錄
一、托派是怎樣產生的？
二、托派的世界革命政綱；
三、托派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見解；
四、托派與抗日戰爭；
五、托派為建立一個真正無產階級黨而鬥爭；
六、勝利終會到來！
九十三年前，科學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
「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着，這個怪物就是共產主義。舊歐洲有權力的人都因要驅除這個怪物，加入了神聖同盟。羅馬法王，俄國皇帝，梅特湼，基佐，法國急進黨，德國偵探都在裡面。那些在野的政黨有不被在朝的政敵，誣作共產主義的嗎？那些在野的政黨，對於其他更急進的政黨，對於保守的政黨，不都用共產主義這名詞，作為痛罵的套語嗎？」
今天，九十三年後，我們很有權利將這個怪物來形容托派。所不同的，她不僅徘徊在歐洲，她還踏遍了全球。正因如此，所以不僅歐洲，就是全世界有權力的人，也加入神聖同盟來驅逐她，這個同盟也同樣包括了羅馬法王、法國急進黨、德國偵探。所不同的只是俄國皇帝換了個蘇聯官僚的首腦──斯大林，梅特湼變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基佐變了貝當和邱吉爾，同時還新增了美洲和歐洲的一批新盟友吧了。
舊世界的私有財產的擁護者，不僅爭先恐後的加入新的神聖同盟來驅逐和迫害新的怪物托派，他們甚至拿托派來互相攻撃了。例如中國的斯大林黨人，不消說，是拿托派來攻撃政敵的老手，他們稱一切托派都是漢奸，回頭又罵一切漢奸都直接間接與托派有關。但上海一個道地汪派漢奸的機關報《新中國》也稱斯大林派與托派是一丘之貉。這種論調在許多汪派漢奸的機關報上都可以發現。
事實既已如此，那末我們更有權利抄襲馬克思的兩個結論，只不過詞句上畧為更改吧了。
托派已被全世界有權力的人認作一種勢力。
托派向世界(包括中國)勞苦群眾詳細說明自己的意見、目的、趨勢，並對抗關於托派這怪物的無稽之談，已是時候了。
我們現在本著這個宗旨，向中國民眾特別來做一番詳細的解釋工作。
一. 托派是怎樣產生的？
了解一個政治的派別，像了解任何社會集團一樣，首先應了解它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因為任何政派都不是平空產生，都有其社會的背景和階級根源的。托派當然也不會例外。只有那些最廉價的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才會把托派說成是個人爭奪權位的工具。
我們現在從國際和中國兩方面來說明托派產生的原因吧！
（一） 國際的背景
托派是一個國際黨，並不是一個民族黨，因此，它產生的基本原因必需從國際方面去找尋。目前稍為有點政治常識的人，大概總知道，現代社會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歷史利益，前者代表私有財產和民族界限，亦即代表歷史之過去，後者則代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亦即代表歷史之未來。那末唯一能組織國際黨的當然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國際黨過去有過三個，即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第一國際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立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礎，但因為巴黎公社失敗造成國際空前反動局面，這個國際就瓦解了。第二國際繼第一國際而造成各國無產階級黨和群眾組織，並爭取了生活上的改善。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第一天，第二國際的領袖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反戰立場，投降了帝國主義，第二國際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無產階級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派(第二國際中的革命派)的領導之下奪取了政權，才又復活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於一九一八年建立了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基礎上面的，它不僅繼承了第一國際的革命傳統，同時還熔化了大戰當中和以後的寶貴的新鮮經驗，這種傳統和觀念通通結晶在第三國際首四次大會的許多決議案中了。但不幸這個新國際既然建立在十月革命的基礎上，它不僅接受了這個革命的好處，同時也受它的弱點牽累。
十月革命的最大的弱點，就是農村破產，工業凋殘，和普遍的貧窮、飢荒。在這個破蔽的國土中，無產階級如果得不到先進國工人的幫助，不僅建立社會主義，就是長遠的保持政權也是妄想。這即是說，俄國無產階級要想和落後的環境鬥爭，要想把俄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必須首先促成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勝利。
但一九一七年以後，國際的革命運動都因為第二國際的出賣，一個一個的失敗了。現在俄國無產階級不僅生活在落後的環境中，同時又陷入孤立環境中了。於是俄國的工人、農民普遍的發生疲倦、失望的情緒，這是革命退潮的現象，這又是群眾的落後思想復活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工會等機關中到處暴露出來了，於是俄國無產階級內部便產生了分化，有一部份共產黨人公然與農村的資產階級（富農）聯合，主張對資本主義大大讓步(如取消對外貿易獨佔權等)。這一派叫做右派，以布哈林為代表，另一派則搖擺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採取了跳躍不定的盲目政策，這就是中派，以斯大林為代表，這兩派曾長期結盟，形成俄國工農的官僚層，霸佔了工農的一切機關，所有國家的分配權力都落在他們手中，我們剛才已說過：俄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她的工業很不發達，農業則更不用說，生產不足自然影響到分配不足，比方，我們假定俄國每天產生的麵包，每人只能分到一個，這顯然是不夠飽的，那負責分配的人（工會、蘇維埃、黨等機關的上級人員）自然首先滿足自己和自己的親屬，食個飽才把剩餘的分出去。他們就這樣在分配過程中吞沒了無產階級國家收入的大部份，這就是一種不合法的特權，享受這種特權的，就叫做官僚，凡是享有特權的便天然結成了官僚集團，這個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和利益，為了平服下層工農的不滿，它就不得不維持一個龐大的警察機關（在蘇聯叫做柏格烏），取消黨、蘇維埃、工會等機關內部的一切民主權利，蘇聯下層人民的口通通被箝制了。但這還不夠，官僚集團為了鞏固它的統治權威，還要進一步騙取國際工人的信任，因此它就篡奪了第三國際的機關了。總之，蘇聯的寄生官僚不僅要犠牲蘇聯人民的利益，同時還要犠牲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來保護它的特權了。這就是近二十餘年來蘇聯國內外形勢日趨險惡，國際革命（包括中國革命）不斷失敗的原因。
但俄國十月革命並沒有白白空過，它的活的傳統關係存在少數先進、最覺悟的戰士心中，歷史往往就靠這少數人開闢道路。他們勇敢的起來和官僚戰鬥了，他們最先起來反對官僚的破壞黨和蘇維埃的民主制度，反對官僚對富農和資產階級的讓步，他們還積極提出俄國工業化的計劃，往後他們又在國際革命的政策上，反對官僚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這一派人叫做「左派反對派」，又稱為「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他的領袖是托洛茨基，故又稱為托派。托派因為堅決反對蘇聯官僚的國內和國際的政策，遂遭受了斯大林派和右派聯合的殘酷壓迫，一九二三年以後，托派便不斷被開除、放逐、充軍。至一九二八年，她的領袖托洛茨基也被逐出蘇聯了。各國共產黨內的托派也同樣受了開除的迫害。
托派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整整十年，為什麼自稱為「左派反對派」呢？那就是她認為第三國際還保有龐大的革命群眾基礎，她的領導尚有改良的希望，但等到一九三三年，第三國際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最大支部──德國共產黨，不經抵抗便投降了希特勒以後，托派便立即宣佈第三國際死亡，宣佈脫離它，同時宣佈建立第四國際來領導世界革命了。往後的事實也証明，第三國際一步一步走上叛變、出賣和鎮壓各國工農的道路，它在法國、西班牙和中國都和資產階級及其走狗聯盟，破壞工農的獨立革命運動。第四國際的產生是必然的，是適應歷史的迫切需要，這個第四國際，就是人人所稱的托派。
根據上面的簡單敍述，我們知道托派(第四國際)的產生是蘇聯和第三國際墮落的結果，它是第一國際──布爾什維主義的真正繼承者，是國際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或參謀部。
(二) 中國的背景
但托派為什麼發展到中國來的呢？上面一段話還沒有解釋到，目前有些政客，為了蒙蔽中國民眾的認識，就妄稱中國托派是舶來品，其實，如果一個政治派別只是一種舶來品，她又怎樣能夠在中國存在了這樣長久？這又怎能引起資產階級那樣大的仇恨和迫害，其名字又怎麼能年年出現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讓我們自己來冷靜的研究一下吧！
中國的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和各國的托派一樣，最先是從共產黨內的鬥爭中形成的。當然，在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剛剛出世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本身，還是很幼稚的，他們不僅沒有經驗甚至還沒有力量來了解自己的經驗呢！那麼，他們自身的問題，最初在國際無產階級參謀部（第三國際）內提出來就並不稀奇，共產國際於一九二七年，即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生死年頭，為中國革命問題引起激烈的鬥爭，亦即是托派與斯大林派的鬥爭，托派認為斯大林派在中國執行的政策，從頭到尾是遷就資產階級國民黨，犧牲中國工農利益的投機政策。它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亦即工農反對受資產階級的政治束縛，而保持工農自己的獨立領導，它要求組織蘇維埃，亦即要求工農有獨立的鬥爭機關，它要求發動土地革命，亦即要求擴大和加深中國革命，讓農民幫助工人奪取政權。這些見解，斯大林派通通拒絕了，結果把蔣介石捧上了台，中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慘遭失敗。這個失敗証實了托派有先見之明，同時也喚醒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內的優秀份子。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鬥爭便發展到中國共產黨裡面來。一九二七年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部份人直接承受了國際托派的主張，斥斯大林派為中國革命的掘墓人，他們公開承認革命已告失敗，認定中國工農群眾的當前任務是防守將要失去的陣地，並逐漸恢復已失的陣地，而不是進攻。
因此，他們提出一個過渡的民主政綱（關於這個政綱，我們往後再詳說)，準備第三次革命。另一派（斯大林派﹞則不承認過去的錯誤，甚至不承認革命己告失敗；相反的，他們為了平服中國、蘇聯和各國工農對他們的領導的不滿，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威，他們居然提出種種荒謬的學說出來，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愈來愈高漲，「因此他們到處發動不成熟的暴動，把工人的生命當作兒戲，城市暴動通通失敗之後，他們便轉向農村，企圖在山上成立「蘇維埃」，等到這個幻夢又打破了，農民運動在孤立的環境之下消竭了，他們就又在抗日的名義之下，重新投降資產階級國民黨，他們現在簡直成了蘇聯的外交工具，他們為了蘇聯官僚的利益已公開叛變了中國工農了。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我們就可以清楚了解，中國托派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產物，她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團結和鬥爭起來，她就表現了她自己與無產階級的密切關聯，她站在上次革命的經驗上，把這些問題加上正確的解釋，她就代表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同時也代表了中國民族的利益。正因為如此，托派才能在中國立足了十幾年，才能在中國社會中生了根，才能在思想上逐漸影響了廣大的工農群眾，又才能使斯大林黨和資產階級的政黨驚惶失措，生起「恕托病」來啊！
二. 托派的世界革命政綱
我們已把托派產生的原因說明白了。當然，我們對托派產生的歷史只能這樣簡單的敍述。如果想詳細敍述就非要連帶把近二十餘年的國際革命運動史和中國大革命史也詳細述說不可。這本小冊子的目的不是寫托派的歷史，而是寫它的主張，托派怎樣替中國民族和中國工農謀解放呢？說明這個問題是這本小冊子的主要內容。不過我們已說過，托派不是一個民族黨，是一個國際黨，那末要想深切了解她的中國政策，首先就不能不了解怎樣為世界大多數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大眾謀解放。
簡單的說來，托派改造這個世界的方法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不是新的發現了，人類前扑後繼為此奮鬥已差不多一百年了，尤其是經過俄國革命的勝利之後，這個名稱已成為婦孺皆如，甚至連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也掛上了這個名字了。從希特勒到孫中山都說他們最後目的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叛賊，雖然已出賣了工人們自己的靈魂，但他們口口聲聲也就是為社會主義，在這種紊亂的情形之下，為了使中國工農明暸社會主義的真義起見，我不得不進一步把托派關於她的見解介紹一下，
托派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目前的地步已把整個地球的各部份連結在一起了，連結的紐帶就是商品經濟。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過閉關自守的生活，落後國的原料與先進國的商品，輕工業國與重工業國，形成天然的分工，互相補充，互相依賴，印度少不了英國或美國，英國也少不了印度與中國、日本這些輕工業國家，一方面少不了如英美德這樣重工業國，另一方面也少不了如中國朝鮮這樣供給原料的國家。總而言之，現在每一個國家﹝不管落後的也好，先進的也好﹞都不是滿足為自己民族，自己的國家而生產，都是為滿足世界市場的需要而生產。這種現象明白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實際上已超出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已把這些界限變成歷史上的障礙物。正如它過去在國家範圍內剛剛生長之時，把封建的地方分割主義變為歷史的陳跡一樣了。既然整個地球已連成了一個經濟單位，我們為什麼還要人工地把它割裂，造成許多無必需的，多份還是很可笑的國家界限呢？尤其是我們為什麼還要建立這許多關税壁壘、海陸空軍，甚至一次兩次的驅逐無辜的人民去為它犠牲生命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資本家不能不維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為原來他們的經濟客觀上雖然是為滿足他人而生產，但郤以私有財產為最高手段。有了這個手段，資本家不僅可以預防國內缺乏購買力的廣大窮人起來革命，同時還可抵抗另一群﹝即另一國﹞資本家的吞併，他們甚至可以利用這個手段來剝削其他人民的利益呢！那末，歸根結蒂資本家維持的不合理現象就是私有財產制度。現在所有破壞人類福利、障礙歷史前進的惡果、戰爭、民族仇恨、恐慌、人剝削人……都造因於這個私有財產制度。
托派從上面分析中，就做出這個天然的結論來：資本主義已造成了包括全球的經濟基礎，我們的任務就是站在這個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澈底破壞，換之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合理制度。這種制度就叫做社會主義，但要實現社會主義，過去無數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經過暴力革命。這個革命就叫做社會主義革命，它的擔當者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犠牲者──全世界工農。只要他們一起來，他們就要分別的推翻其本國的資本主義統治勢力，建立工農政府，這個建立的過程當然是複雜的，每一個國家都按照其本身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程度來決定它參加這個革命過程的遲速和繁簡，但雖如此，每個國家的出路仍然是社會主義。無論中國與美國的工農，只要他們在革命中爭取勝利，他們就無法也不應該把革命限制在自己國內，這個革命的潮流就要被推展出去，一直到全世界工農的勝利，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既然只能在國際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革命，也袛能是國際的革命。
這就是托派對社會主義的全部見解，同時也是她的世界革命的政綱，我們就拿這個政綱來做標準，考察一下各種各式的「社會主義」吧！希特勒和孫中山的政綱不是社會主義政綱，它們只是一張保護私有財產的文書。第二國際那些資本主義的奴僕，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袛是「社會主義的背叛者」，因為他們竟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的革命性割除。第三國際自從受斯大林「領導」之後，已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來代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原來見解，他們也是社會主義的閹割者，因為他們把社會主義的國際性割除了。
由此可知托派之遭受各國資本家及其奴僕的野蠻迫害不是偶然的，因為這已成了他們的照妖鏡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是國際革命者，托派的全部世界革命政綱已証實他們是世界革命者的集團。
那麽托派怎樣具體的指導各國革命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勸讀者最好去讀一讀「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這個政綱就世界各國不同條件，﹝如「民主」國──英美等、法西斯主義國、工人國家─蘇聯、落後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分別指出正確的詳細的鬥爭路線。此外，還有一個「反戰宣言」﹝一九四零年五月﹞，號召各國工農起來反戰，指出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應採取「失敗主義」的路線。不過，我們在這裡不能逐一評述，我們只能告訴讀者，托派怎樣為中國民族和中國工農謀解放，在底下各節我們就專門說這個問題吧！
三. 托派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見解
我們剛才說到中國托派產生的背景時曾經得出結論：中國托派是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產物。那末，它的全部政治見解當然也以這次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出發點，一個革命﹝不管其結果是失敗或勝利﹞不僅最清楚的暴露一個社會的所有弱點，提出所有問題，而且還引起社會的深刻變化﹝最主要的就是階級力量關係的變化﹞，如果在上一次大風暴似的中國革命，我們還看不清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的諸革命問題及階級力量的關係，我們也得不出半點敎訓，則千百個的工農頭顱也空擲了。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同時也是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她因為受帝國主義壓迫，便被牽入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裡面去。但因為她加入這個制度太遲了，不僅世界其他各部份的市場通通給先進國奪了去，就連她自己的國內市場也被人宰割了。因此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刺激中國民族工業的生長，但中國的民族工業很快就踫到重重的障礙，這些障礙的主要根源當然是帝國主義。
（一）帝國主義怎樣扼住中國的命脈？中國「民族」資本和它的關係如何？
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帝國主義連續舉行幾次鴉片戰爭，用武迫使中國簽訂種種不平等條約，取得無限特權。他們不僅操縱了中國關稅，他們還可以在中國自由傾銷，投資和開工廠。結果他們支配了中國紗廠的三份之二。他們操縱了中國大部份的鐵路投資，全部電力，三分之二的鑛業，大部份的重工業。至於百業之王的銀行資本，他們竟佔了四份之三，從這些粗略的數字裡，你們就可以知道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已完全扼住了中國的命脈，這種情形當然立即就反映到政治上。帝國主義為了維持自己的特權，便把中國劃分為幾個勢力範圍，扶助中國軍閥的割據，近幾十年來，沒有一次軍閥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操縱指使的。除了助長中國的分崩離析局面之外，帝國主義還極力維持中國封建和一切落後的反動勢力，靠這些勢力來替他們服務。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初培養了一批買辦，替他在中國傾銷商品開闢市場。後來這些買辦中有些發展了洋財的，便自己經營工業，向外國買機器來開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因為各帝國主義者都被歐戰吸引了去﹝只有日本是個例外﹞，無力兼顧中國市場，許多買辦資本家便乘機擴大營業，大開工廠，想把中國市場爭回自己手裡，因此便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民族獨立要求，我們通常稱為「民族」資本家的就是這種人。
從「民族」資本家產生的過程中，我們就了解他們與買辦資本家的關係多麼密切，同時也可以推想得到他們既然從買辦出身，那末，當帝國主義重新來擊中中國而使他們蒙受極大打擊的時候，他們又或多或少的回到買辦地位。所以如果有人把「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看作兩個敵對的不可調和的階層，是非常錯誤的。這種人一定會把「民族」資本家理想化。
現在我們進一步把「民族」資本家和帝國主義的關係看一看。我們從剛才列舉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經濟命脈的數字就明白，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基礎是很薄弱的，他們沒有辦法購買最新式的機器。他們沒有辦法採用最新式的設備，因此他們生產的貨色往往比帝國主義的商品差，競爭不過。其次，我們剛才已說過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外國商品納很低的稅，甚至免稅可以運入中國，入了中國的關口，他們又有不平等條約的保障，可以自由暢銷中國各地，免除一切苛捐什稅，因此帝國主義的商品既「物美」又「價廉」。中國的商品雖然用不着入口稅，但在國內傾銷郤反而受重重苛捐什稅的抽剝，因此弄得既「物劣」又「價高」。光舉這兩點就可以明瞭，何以中國「民族」資本家常常被帝國主義的資本排擠，假如碰到恐慌，中國的「民族」資本受打擊更大。這好比小工廠和大工廠的情形一樣。前者總是大大吃虧的。「民族」資本家在不斷的被打擊之下迫得借外債，日甚一日的向匯豐等外國銀行抵押借款。他們始終脫不掉買辦的臭味，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二)「民族」資本家和工人階級
「民族」資本家受了帝國主義的排擠，一方面在經濟上反而愈加依賴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補償於廉價勞動的殘酷剝削。因為中國本身非常落後，農村經濟早已破產，流浪待業的人非常之多，所以勞動力很便宜。而勞動力愈是便宜，勞動時間愈是更長，資本家的生產成本也愈是低，而得到的利潤也愈是大。結果，中國的民族工業便維持一種最黑暗，最帶封建臭味的剝削制度。你們試到中國的工業區去看一看吧，有那一個國家的工人生活有中國工人生活那樣的悲慘的啊！他們每天做十二十六十八個鐘頭，所得的工資還不够養活自己的老婆子女，而資本家還利用種種機會抬高物價，間接的剝削他們。至於工廠衛生設備、失業保險，養老金等則談也不要談，工人在這種高度的剝削之下，很快就衰老死亡了。但這有什麽要緊？資本家是不愁僱不到工人來填補的，因為中國流浪失業者正多着呢！這件事無意中告訴我們一個秘密：「民族」資本家對帝國主義是力求妥協讓歩，對中國工人則連半點的改良都不容許的。這就無怪他們在最後關頭總是聯合前者來反對後者了。
（三） 「民族」資本家與農民
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不僅從城市方面取得補償，它還從農村人口方面取得補償。中國的資本家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和農村沒有關係的，或者他們自己本人，或者他們的親屬就是地主。他們就經過這種關係在農村營謀高利借債，用賤價替外商收買原料，又用高價替所謂國貨﹝數量很少﹞傾銷，同時是利用這些手段﹝尤其是高利貸﹞來進行兼併農民的土地，現在全國農民竟有百分之五十五沒有土地，土地不足的也佔百分之二十，地主們﹝包括城市資本家和銀行家)則竟佔去耕作它的百份之八十。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農村當然成了一幅最悲慘的圖畫，農民為了謀生不得不租地主一小塊土地，佃租的條件非常苛刻，他們通常除了償付地主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收穫物之外，還負擔種種封建式的苛捐雜稅，他們即使可保存一小塊土地，但也不夠維持他們一家數口的生活，因此他們便長期依賴高利借貸來彌補，永遠變成地主及商人的債權，這種農民構成農村人口的大多數，就叫做貧農。至於靠自己一份田，尚可自供自給的農民(中農)，地是朝不保夕的，在旱災、水災、兵災的不斷夾撃之下，他們很快就成為地主商人的債務人，並逐漸連自己的土地也送給他們了，中國農民就這樣成千成萬的被逐離土地和家鄉，變為一無所有的流浪者。他們或者成群的被賣到外洋去，或者當土匪，或者增加軍閥的隊伍，或者變為都市的流氓，只有一部份人僥倖走入工廠，或者當苦力，或成為農村的工人。農民中也有少數人變為富裕農民靠剝削他人維生，甚至繼續爬上了地位，但他們數目很少。而且這種富農對一般貧農和農村工人的剝削，與地主一樣殘酷，他自身就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貸的三位一體。
所謂「民族」資本家就是靠這種農村的無情剝削來積蓄自己的資本。這也使得他永遠仇視農民的鬥爭，永遠站在帝國主義方面來出賣農民了。
（四） 自由和權力在誰的手裡?
照上面的情形看來，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只有無情的剝削工農才能生存，絕不能對他們作絲毫讓步的，即使是最輕微，最可憐的改良步驟在中國資本家看來也是一件無可忍受的事情。這樣一來就引起「民族」資本家利益與工農利益的極度緊張的衝突，使中國資產階級在民眾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四面受工農的敵對威脅。一個統治階級人數又少，經濟基礎又薄弱，又遭逢全國大多數民眾的反對，它當然不讓民眾有充分的權利，更不願意民眾起來和它鬥爭。所以中國「民族」資本家一出生就仇視人民的自由權利，因為它曉得廣大人民得到了自由，就無異替他掘墳墓。但資本家願不願意人民有自由權是一回事，民眾自己願意不願意放棄這自由權又是一回事，結果當然引起劇烈的階級鬥爭。事實上，中國近數十年來的歷史就充滿這種階級鬥爭。在全國大多數人民反對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只好依賴於外敵(帝國主義)的金錢和武力，把全國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組織在一起，培養一個龐大的警察機關，僱傭一支龐大的軍隊──組成一個最野蠻的軍事獨裁政府。這個政府的任務就是無間斷的逮捕、監禁、鎗決，活埋工農的戰士，它的「功業」就是一團血污。自國民黨一九二七年上台直到一九三零年，短短的幾年內就有十四萬人被殺，加上以後「剿共」(即屠殺農民)和城市的白色恐怖，這數目就真是驚人了。
「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利益不惜用流血手段來剝削工農民眾的自由和權利，但卻因此保持和鞏固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自由權利。這正是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的另一主要任務。他們試看「九一八」以來，國民黨那種卑鄙的妥恊政策，他因為忙於「安內」(剿共)不惜把國土一塊一塊的讓給日本了。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詳細說。總之「民族」資本家的軍事獨裁就是「民族」經濟的集中表現，一面依賴帝國主義，一面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工農。
（五）怎樣解放中國，誰來解放中國?
你們憑上面的分析就自然知道：目前解放中國最徹底最迫切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使工人得到八小時工作制，使農民獲得土地，使廣大民眾得到自由，得到權力，而民眾得到權力的最理想最合理手段，就是召集一個人人有權利選舉和被選，有權利立法和執行法律的國民會議──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除了這種根本的辦法之外，一切都是騙人的空話，不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中國民族得不到獨立自由的發展，不改善工人的生活，不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農民，不給工農民眾以自由和權力，換言之，不改善中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不讓他們自己握有權力，就談不到中國民族的解放，談不到推翻帝國主義。這些任務都是不可分離的。民族的自由解放與民族大多數的人口(工農)的自由解放是不可分離的。但誰能解決這些任務呢？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民族不是一個清一色的統一體，其自身包含三個利益完全不同的階級：「民族」資本家，工人階級和農民，在解決這些任務的時候，每一個階級因為利益不同，態度也就不同。「民族」資本家既然一方面仰賴帝國主義的扶持，一方面拼命吮吸工農的血液仇視他們。牠當然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因而也不能動員民眾起來堅決的澈底的反對帝國主義，他們不想經過鬥爭，更不想經過工農的武裝來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祇是想藉妥協的辦法，藉奴隸擇主的辦法(投降一方的帝國主義反對另一方)來謀取帝國主義的讓步，而這種妥協或奴隸擇主的辦法不但不能動搖帝國主義，倒還給帝國主義的侵略大開門戶。這種政策當然充分說明他們的反動心理：他們認為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還可以分得一杯羹，在工農的覺醒之下，他們的剝削制度和整個私有財產就受到威脅了，因為在進行沒收帝國主義財產的時候，工農是分不清中外資本的，在反對國外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時候，同時也不能容忍國內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只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了解何以近代中國的革命史充滿了「民族」資本家的叛賣。
農民小資產階級也沒有能力解決這些任務，甚至還不能獨立解決土地問題。因為他們自身就瓦解為數個階層，經濟利益互相衝突，同時農業的落後性、散慢性、地方性也是他們的致命弱點，所以農民的鬥爭始終是組織鬆弛，此起彼伏的，他們始終無法形成一個一貫的政策，更談不到有一個明確政治經濟制度。太平天國運動和最近十餘年來農民暴動的失敗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城市階級的集中領導，農民是永遠得不到勝利的，農民的地方政權和土地鬥爭的成果必須靠一個中心權力機關來保護。這個中心權力機關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因為牠根本就仇視工農的。
只有工人階級才有能力、有資格定立一個革命的中心權力機關(無產階級獨裁)來滿足農民的要求，並解決上述的一切基本任務。因為工人階級是近代一個唯一沒有財產的階級，『除了失去一條鎖鍊之外，便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他們的本身利益就是徹底解決中國目前的一切根本問題，他們自己正想解除中外僱主的剝削，所以能不顧一切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中國的代理人，所以能夠衷心幫助農民取得土地，所以能給中國被壓迫民眾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權力，又因為它操縱了中國社會的心臟和命脈(一切城市和交通)，所以除了資本家之外，他們是最有組織、最統一、最集中的階級。只有他們方能代替資本家階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因而工人階級是唯一代表人類未來的階級──是農民的領導者，同時也是開闢人類未來的唯一擔當者。
（六）『工農民主專政』是一個反動公式
以上就是托派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見解，這種見解是唯一代表無產階級的。至於『民族』資本家的見解不消說，是澈頭澈尾反動的，他們久已沉醉於『國民革命』勝利，久已將『革命工作』變為屠殺工農的掩飾了。值得我們提一提的就是一種頗為流行的小資產階級學說，這種學說以『共產黨』為代表，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所以認為中國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這一革命的工具是『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工農民主專政』當然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的。因為它假定工人和農民平等參加政權，即是說，假定工人『暫時』放棄推翻自己的本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代理人)的任務，遷就農民的『民權革命』，這個政權科學的說來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政權，不用說，這完全是一種開倒車的幻想。我們剛才已經指出過，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太過於依賴帝國主義和藐視工農，工農在沒收帝國主義財產時，是不能避免連帶沒收中國資本家的財產的，這即是說，中國的革命不能永遠停留在『民族革命』的範圍之內，勢必要不斷的超出這個範圍，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那個真正夠資格領導這個革命的就只有無產階級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就叫做無產階級革命黨，所成立的政權，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其任務不僅限於解決一切階級和民主的問題，同時還要解決社會主義的任務(沒收一切私有財產，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
「共產黨」的『工農民主專政』學說的反動性，最清楚的表現在新的『國共合作』中。因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國抗日戰爭是『這個革命之一部分』，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自然就應大開門戶，加入『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地主和軍閥，擴大而為『民主主義共和國』或『新民主義共和國』了。
四•托派與抗日戰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開始爆發，這次戰爭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的一件重大事變，當然不是憑空而來的，可以說完全是上次革命失敗的結果，資產階級國民黨自從叛棄革命之後，便大規模的鎮壓民眾的反帝運動和一切革命鬥爭，對工農及其戰士的屠殺更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而這種鎮壓和屠殺還交織著軍閥的內戰。每一次內戰都大大地破壞了農村生產，把田園變成廢墟，同時還毫不容情的浪費無數國家的財富，回頭來交戰雙方軍閥又把一切負擔加給人民，平空增加了一批苛捐什稅，結果使民眾趨於赤貧化，農民更快更多的離棄土地，全國的經濟生活更趨於破產。這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工作之賜。資產階級就這樣戕害中國民族的生機。這無異替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報復，這無異掃清道路歡迎帝國主義的進攻。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就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之下進攻東三省，資產階級國民黨碰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立即採取『不抵抗』的政策自動放棄滿州以後，從『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在整整六個多年頭當中，資產階級國民黨只是一方面向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國際聯盟哭訴，一方面則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一個和解又一個和解，熱河及冀東都相繼落入日本手中，整個華北也變相的讓棄了，甚至當一部分軍隊自動起來扺抗日本侵略時(一二八)，資產階級國民黨也完全怠工來答覆，結果連上海也迫得劃一個非武裝地帶，一切抗日運動和要求均遭受殘酷的摧殘，資產階級為什麼這樣幹呢？為的是『圍剿』南方的農民暴動，為的是懼怕工農運動的復興──一個工農的劊子手是永遠畏懼工農的。
這六年來的退讓政策，一方面固然給了蔣介石擊敗江西『紅軍』的機會，另一方面卻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空前的提高了。這都是讓蔣介石耗竭無限國富動員幾十萬大軍『剿平』農民的武裝，卻確實替日本的進攻掃清了障礙，這就難怪正當江西的農民軍逃入僻遠的陝北之時，日本發動了企圖征服整個中國的全面戰爭。
(一)•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
根本上說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當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工作的後果，當牠把中國工農力量澈底破壞之時，日本帝國主義便不客氣的要吞併中國。所謂吞併中國不僅表示牠要把中國人民淪為牠的第三者奴隸，同時還要表示牠是徹底吞併和破壞中國的民族工業。這即是說，日本帝國主義還要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連根摧毀。我們祇要觀察日軍每佔一城市之後便盡量接管中國工廠，劫走運機器，便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不能容忍中國有『獨立』甚至半獨立的經濟基礎的。這件事迫使中國資產階級起來自保。這也是中國抗戰的直接原因之一。其次，自『九一八』以來，中國民眾突然遭受不斷的鎮壓和打擊，但抗日運動始終沒有停止。恰恰相反，牠總是隨著日帝的螺旋式侵略，不斷擴大。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前後，西安的軍事叛亂，北平上海等地的學生示威運動，上海青島的蔓延的罷工浪潮均直接間接與抗日要求有關，甚至各派軍閥也開始在抗日的名義之下發生衝突了，這種壓力成了中國抗戰的第二個直接原因。從這兩個原因看來，可知中國的抗戰從始就反映中國民族解放的要求，而在這個要求之中，包含兩種不同的矛盾的要素。即資產階級的『自保』與工農的澈底解放中國民族的願望，資產階級為了使整個抗日運動遷就自己的利益，他們能否先獲得一個壓制民眾的可靠的保障，幸運得很，資產階級固然找到這個可靠的保障，即就是共產黨的授降──『國共合作』。共產黨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國共合作』的政策之下斷送了革命，現在經過十年的『國共衝突』之後，又重新成立『國共合作』，重新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放棄宣傳自己的政綱，放棄「蘇維埃」，放棄土地革命……總而言之，放棄一切革命的行動和政策來擁護「蔣委員長」，擁護「三民主義」，這種國共合作，無非表示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壓倒一切，違反「三民主義」的任何獨立的抗日鬥爭停止。這便是資產階級放心舉行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個原因。
(二)．抗日戰爭是進步的呢？還是反動的呢？
深刻的了解抗日戰爭爆發的原因，是我們估計它的性質的先決條件，我們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法，把它的原因簡單扼要的說過了，我們根據這些原因可以做出我們正確的結論來。雖然這次中日戰爭是上次大革命失敗的結果，又雖然這次抗戰是在資產階級的反動領導(國共合作)之下，但這次抗戰既然直接反映着中國民族解放的要求，則這次戰爭無疑是進步的。每一個進步革命家都應該擁護這種進步的戰爭。同時，一個進步的戰爭不僅反映在國內的歷史要求中，同時還反映在國際革命的作用中，一個殖民地要求解放的戰爭與整個國際革命的利益必然是一致的，它自己就是這個革命的要素之一。中國抗戰的目的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欲淪中國為殖民地的企圖，這個戰爭的勝利將不僅完成中國的民族解放，同時還直接動搖帝國主義的統治基礎，促進世界革命，並幫助蘇聯十月革命的復興。總之，不管資產階級出於最自私的動機 (「自保」)，又不管資產階級採用的是最反動的政策，但資產階級的抗戰不僅保衛着它本身的利益，同時也是最蹩腳的保衛着整個民族的利益，因而也盡量促進世界革命與保衛蘇聯的作用── 這與蘇聯官僚的抗德戰爭不僅保衛着自身的特權，同時也是最蹩腳的保衛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因而也盡着促進世界革命與幫助中國民族解放的作用一樣，每一個真正的革命家都應根據這一正確的客觀的前提來確立自己的革命態度。
斯大林派──共產黨和各式的機會主義者正是弄不清這次抗戰的原因和意義，結果把資產階級的抗戰行動及其客觀意義與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和動機混為一談，他們認為資產階級參加和領導了一個進步的抗日戰爭，所以它在自覺地繼續完成它的「國民革命」，它的動機和政策也是進步的結論，便是「擁護蔣委員長」，「擁護抗戰政府」，「擁護三民主義」，而比較害羞一點的機會主義者則竭力勸民眾不要懷疑政府中途妥協。
一些厭棄鬥爭，以漂亮的空談自慰的極左教派主義者，同樣也不正確的了解這次抗戰的原因和意義，他們也一樣把資產階級的抗日行動，與資產階級的政策和動機混為一談，只不過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面，他們認為因為這次抗戰是上次大革命失敗的後果，是在資產階級的自私動機與反動的領導之下的，所以民眾根本沒有起來的可能，而抗戰也只是純粹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動戰爭。結論便是：失敗主義！非常有趣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以抗戰的進步性「淹沒」或遮蓋了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動性，極左空談以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動機和行動來「淹沒」或遮蓋了抗戰本身的客觀進步性。前者在催眠民眾，後者則以驕傲的態度丟棄了廣大的民眾逃避戰場，而兩者的作用一樣幫助了資產階級，同時也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者。
（三）．托派的抗戰政策
托派一開始便根據上面的正確分析確定了它對這次抗戰的基本態度，擁護抗戰，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更具體的說，它一方面在軍事行動上支持國民黨的軍隊，一方面依然積極的反對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行動，在抗戰過程中，一步一步的向民眾暴露它，教育民眾，喚醒他們，提高他們的認識和政治覺悟力，發展他們的鬥爭，把他們組織起來，準備充分的力量，推翻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把抗戰的領導權握在工農政府手中，這次的抗戰才能從不斷的失敗轉上一個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從這個基本的態度和政策出發，托派便向民眾貢獻了一個最澈底的抗戰政綱，它認為實施這個政綱是抗戰勝利的先決條件。
第一，托派要求立即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取消它的特權和租借地。
第二，托派要求立即沒收全國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及抗日士兵，因為農民佔全國人口之大半，不動員他們起來，抗戰勝利是不可思議的，但不澈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動員他們起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不僅為了動員農民，就是為了解決戰時的糧食和原料問題，也非把土地分給農民們不可，而分配土地給抗日士兵，則直接可提高他們的作戰犧牲精神，因為農民和士兵們都深深感覺得保衛國土，就是保衛自己的土地。
第三，托派要求澈底改善工人的生活，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不僅可以提高工人的戰鬥心，還可幫助解決失業問題。其次為了預防資本家任意抬高物價，間接剋扣工人的工資，托派又要求按照物價增加工資，這就是說，工資的增加應依照物價的增加而增加，這是保障工人生活的澈底要求，因為如果工人們像以往一樣只是要求增加工資，結果資本家只要抬高物價便可以抵消了。再次，因為戰時資本家往往為自己利益，任意操縱生產，不是故意囤積商品、原料，就是以惡劣的生產品拿來賺錢。這不僅影響民眾的生活，同時還影響抗戰。因此，托派又直接提出工人監督生產的要求，由工人自己來監督工廠的原料和生產品之分配，監督資產階級的資本和利潤。換一句話說，由工人自己來提高戰時生產力。
第四，托派要求由一切消費者──工人農民學生管家婦等組織物價委員會，共同監督和規定糧食和一切日用品的價格，同時還規定房租，因為戰爭是促進投機事業的滋生地。資產階級當然利用戰爭所做成的種種破綻(如交通不便，生產不足等)，蓄意囤積居奇，抬高物價，抬高房租，靠資產階級及其政府來消滅這種現象完全是一種夢想，只有被犧牲的消費者本身組織起來，才能打擊一切戰時投機。其次，托派還要求徵收財產累進稅，及沒收一切漢奸奸商和投機家的財產充作戰時經費及救濟難民貧民。
第五，托派要求澈底武裝工農民眾。如果一個民族解放戰爭，把構成整個民族大多數的民眾排出戰爭之外，純粹靠僱傭軍來作戰，這完全是不合理的。一個落後的國家要戰勝一個比較先進的國家，只有靠武裝民眾參加的革命戰爭才有可能。俄國十月革命已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一支新生的工農軍隊可以肅清內亂，打退一切帝國主義的圍攻。不錯，國民黨也假裝武裝民眾，他久已下令徵兵和抽壯丁。但這種辦法完全是拉伕式的強迫徵募，毫不尊重民眾自己的意願，更不關注他們的利益，所以托派反對強抽壯丁，要求工農的武裝要由民眾自己的組織來監督，並應由工農自己選舉教練官，經費由政府負擔。
第六，托派要求給民眾以一切抗日自由，並恢復民眾一切組織(工會農會等)，民眾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沒有把意見印在紙上的出版自由，也就表示民眾沒有批評資產階級政策和提出自己政策的自由──這無異叫民眾眼看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眼看資產階級把自己出賣而不准出聲。民眾沒有集會和組織的自由，民眾沒有團結的自由，也就表示群眾沒有集合力量來保衛他們自身和中國民族利益的自由──這無異叫民眾束手匐伏於敵人進攻屠殺之下。
第七，托派要求軍隊民主化，要求兵士有成立兵士委員會的權利。中國資產階級軍隊純粹是一種僱傭兵，他們過着一種野蠻的文盲的貧困的生活，並為一種極端嚴峻的軍紀拑制着。尤其是上級軍官們都是一些生活糜爛和無能的專制者，國民黨軍隊分明以最尖銳的形式反映着階級的矛盾。而這種充滿緊張的矛盾的軍隊是最經不起反帝戰爭的。兵士們因為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懷着莫大的仇恨，已不是一切自動的發揮他們的神奇的戰鬥精神(如「一二八」十九路軍抗戰及目下抗戰中的許多表現)。但這種精神往往為長官們的叛變，臨陣逃脫，無理壓迫等窒息了。為了解放兵士的創意力和戰鬥力，必須讓他們有自己的組織、有自由選舉和撤換長官、決定作戰計劃等權利。
第八，托派要求與蘇聯及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和一切被壓迫人民建立革命的反帝聯盟，反對資產階級的秘密外交，反對與任何帝國主義成立任何秘密的軍事同盟，因為這種同盟只能把中國從一個虎口送到另一個虎口。
第九，托派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國家的一切重大問題，並批准人民的一切革命行動。中國民眾忍受國民黨的軍事獨裁太長久了。他們在抗戰中受它的壓制和摧殘也太利害了。而抗戰本身之所以遭受不斷失敗，主要的是國民黨的罪過。民眾要想得到解放，要想進行一個勝利的革命戰爭，必須召集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抗戰的領導權必須從資產階級轉到工農手中。
除此以外，托派還為廣大的淪陷區工作貢獻幾條特別重大的見解：
一、她認為動員廣大的淪陷區的人民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工具──汪派漢奸政府，是個非常急迫的任務。在淪陷區中動員農民起來的最有力口號是沒收漢奸地主的土地，因為淪陷區的地主已毫無例外的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其次便是反對漢奸收捐稅，沒收漢奸奸商的財產，成立農民的游擊隊及抗日軍，抵抗偽軍。
二、組織工人的秘密組織，發動罷工怠工和一切打擊日軍行動的斗爭。當然，在淪陷區中發動工人鬥爭和組織工人都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都市是日軍統治最強的地方，同時也是最恐怖的地方，但即使在此種環境裡，工人仍然証明是能夠鬥爭的。上海閘北、虹口、楊樹浦的工人仍然不斷的發出行動。而且不僅在英美的廠內，甚至還在日帝漢奸區，因為跟着工人的鬥爭無法完全遏止，所以也進行組織一些所謂工會來籠絡工人，為了對付這些漢奸工會，托派直接提出「打倒漢奸工會」的口號，但如果某些場合漢奸工會居然騙取了一部份落後工人甚至或已騙取了不少工人群眾，則驅逐漢奸工賊出工會，又成了一個有力的口號了。
三、在日軍中進行反戰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宣傳，鼓吹中國革命士兵聯歡，以同樣的革命的宣傳瓦解漢奸軍隊，組織工農的真正民主化的抗日軍。在日軍及偽軍中進行革命的宣傳是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因為這些軍隊本身也是由日本和中國的被壓迫工農構成的，他們之參加掠奪戰爭，一半是被迫，一半是受欺騙，我們如果不發展這些軍隊內的階級鬥爭，不刻苦耐心向他們進行革命的鼓動和教育，使他們了解我們，就無法順利的擊潰日本帝國主義。當然，如果中國本身不爆發蓬勃的革命運動，如果中國工人、農民和兵士自身得不到解放，一句話，如果中國的階級鬥爭不發展，要想瓦解敵人的軍隊也是辦不到的。革命的宣傳只是革命行動的輔助工具。
我們已概括的把托派的整個抗戰政綱敘述過了。這個政綱事實上也只是把他們原來的主張適用到抗日戰爭的局勢中吧了。無產階級的戰爭政策是其階級政策的延長和尖銳化。同樣的道理，國民黨與斯大林黨的戰爭政策也是他們底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政策的延長和尖銳化。
（四）．托派對國共合作的態度
我們剛才已指出過，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毫不放鬆的把抗戰的領導權握在自己手裡，竭力把抗戰限制在自己設定的範圍內，遷就它自己的階級利益，光是這幾點就可以証明中國的抗日戰爭並沒有取消階級鬥爭，恰恰相反，倒還使階級鬥爭更尖銳起來了。我們就更具體的看一看資產階級怎樣鎮壓工農的階級鬥爭吧！
一、資產階級國民黨因為害怕動員工農，所以自始至終只是靠它的僱傭軍隊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而這種軍隊在腐敗和專制的軍官率領之下孤立作戰，只能不斷打敗仗。
二、資產階級有系統來破壞民眾的鬥爭和組織。本來在抗戰初期，群眾受戰爭的刺激產生了不少的抗日組織，並且進行了不少的抗日鬥爭，但資產階級最先狡猾地成立一個「抗日後援會」及類似的官辦組織，把一切自發的抗日團體加以收編或解散，等到群眾的任何獨立鬥爭被它壓制之後，國民黨便愈來愈兇殘的對付一般群眾領袖和戰士，尤其是對付青年戰士。集中營、勞改營、監禁活埋……一切殘酷的手段都用出來了。
三、資產階級把全部戰爭的損失轉嫁給工農民眾。在抗戰期間，不僅工農得不到什麼實際利益，且還得不到公平的分擔損失。巨額的軍費均由種種變相的苛捐什稅來抵補了，如救國公債，救國捐，飛機捐，難民捐等。這些苛捐什稅都落在平民大眾的頭上。至於戰時所產生的一切困難如運輸不便，生產不足，工廠農田受破壞等也要分落在平民大眾身上。因為資產階級都乘機以囤積居奇抬高物價、買賣外匯、濫發貨幣、延長工作時間、尅扣工資等方法、直接間接的加倍向工農大眾剝削。他們不僅已取得補償，甚至已空前發了「國難財」了。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政府要人們(尤其是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攵等)都有大筆外滙存放在外國銀行裏。
四. 資產階級以加強軍事獨裁來答覆民眾的民主要求。蔣介石利用抗戰的名義，進行把一切異己勢力壓平！他不僅槍決和削弱一切異己的軍閥，他還以極集中，極嚴峻的警察和憲兵的力量監臨在工農的頭上，頒布無限期的戒嚴令，用死刑來對付罷工，擴充「法西斯」藍衣社的秘密組織；另一方面他又狡猾地成立一個所謂國民參政會，網羅一些無恥的政客來替他歌功頌德，粉飾他的猙獰面孔。
五.資產階級既然自絶於人民，他便愈來愈密切的投降英美帝國主義，不僅希望靠他們來反對日本，而且還希望聯合他們來對付中國人民的革命威脅。結果國民黨一方面在扺抗日本的侵略，另方面卻在歡迎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在經濟政治上逐步成了她們的附庸，所謂A、B、C、D運動就是這個意思。
光是根據這幾點主要的事實，你們能說資產階級在抗日也放棄了，甚至緩和了階級鬥爭嗎？任何有革命良心的人、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一定齊聲答覆一「不」字的，但居然有個自稱為「共產黨」的斯大林黨告訴我們要「階級調和」「勞資合作」，並居然把這個荒唐的「格言」寫在黨綱上。結果他們與國民黨結成一個聯盟，這就是有名的「國共合作」。
但「國共合作」本身就消極的承認了階級鬥爭，資產階級國民黨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合作的條件是「共產」黨取消蘇維埃，把紅軍改為國民黨的僱傭兵，放棄城市和農村的階級鬥爭，放棄共產主義的宣傳，贊成三民主義，統一軍權，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黨政府。這些條件就是在政治上完全解除「共產」黨的武裝，要它無條件遷就和屈服於資產階級利益。那末，所謂放棄階級斗爭，所謂「階級調和」或「勞資合作」或「國共合作」，并非真正調和階級鬥爭，只是「統治階級」接受了「共產」黨的投降，並經過它來屈服於對工農被壓迫階級的統治，統治階級並沒有放棄階級鬥爭，只是藉共產黨的「合作」，把他鎮壓掉罷了。在抗戰期間，資產階級之所以順利地幹着上列的反革命工作，正是「國共合作」帶來的結果，民眾中每一種批評政治的聲音，每一種獨立鬥爭的表現，通通「在破壞統一戰線」的名義之下，被「國民黨」和「共產黨」壓服了，每一個罷工，都在「勞資合作」的名義之下，被「共產黨」出賣破壞了。但有一件事非常有象徵意味的，那就是：每當「共產黨」壓迫任何一種階級鬥爭的時候，它總是加上一頂托派漢奸的帽子，這即是說，凡是主張階級鬥爭、批評資產階級政策的總是托派漢奸，那末，「共產黨」的「國共合作」政策又消極的証明“托派”是唯一能堅守工農的階級利益和立場的。
事實上，托派從頭至尾的指出「國共合作」是工人抗日鬥爭的絞索，並堅決的反對這種「合作」的一切反動政策和行為。但托派並不因此反對聯合戰線，恰相反：托派一貫就主張在抗日的軍事行動上與任何抗日黨派和群眾組織成立聯合戰線。托派的聯合戰線與國共合作的唯一不同就是：她並不因為和別人合作而放棄了自己的政綱和宣傳自己政綱的全部自由。她和任何黨派合作只是在行動上的合作，並非政治上的合作，因為她很懂得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別的黨是代表剝削階級或半剝削階級的，兩種政綱和政策固然也代表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根本談不到調和或合作。如果要和資產階級黨在政治上聯盟，只有像共產黨一樣澈底放棄自己的政綱，犠牲工農的階級利益才有可能，因此殖民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只能在行動上的聯合共同抵抗帝國主義，這即是說：無產階級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的口號，來參加資產階級的反帝行動。托派的武裝隊伍可以和國民黨軍隊共同接洽，規定共同攻守的計劃，無產階級黨影響的工會或任何群眾團體可以和國民黨的黃色工會共同接洽，甚至成立一個臨時的協定，規定共同組織工農，共同募捐，共同罷工、示威、監督物價等實際任務。但聯合的雙方不能干涉他人的工作方法，更不能要求他人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政治批評。這就是托派所主張的真正聯合戰線。每一個政黨都可以在這個聯合戰線的過程中，自己宣傳鼓動自己的政綱，暴露和批評別人的政綱和行為，這就叫做「分別進軍共同攻打」，目標是一致的，大家都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每一個黨由於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攻打的方法也就不同。群眾將贊成那種方法呢？那最好讓他們在實際鬥爭中去選擇。我們不幻想任何階級會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誰是真正徹底反帝國主義的，誰的利益就自然得到勝利，階級利益只有階級鬥爭才能決定。
托派這種正確的聯合戰綫主張當然被資產階級仇視，但最奇怪的就是自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也對之深惡痛絶起來，他們稱此種主張為「陰謀破壞抗戰」，為漢奸理論。它的意思是明顯的，托派的聯合戰線是陰謀損害資產階級的，為揭露「共產」黨投降的「毒計」。但不幸幾年來鐵的事實卻一步一步的証明托派主張之正確，暴露「國共合作」之破產。假如說國共合作是消極承認了階級鬥爭，「國共摩擦」與「新四軍」事件卻積極的証實了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了。儘管「共產」黨以「國共合作」為榜樣，忠心幫助國民黨去「調和」(即欺騙和鎮壓)階級鬥爭，但資產階級國民黨現在最後卻要它的工具──「共產」黨償付自己的頭顱來完成資產階級的鬥爭工作了。換句話說，「共產」黨幫助資產階級壓毀群眾的革命力量之後，資產階級便把共產黨當作贅物，當作炸乾了的檸檬來踐踏了。「調和」階級鬥爭自身也成了階級鬥爭的犧牲品。這是千古不移的定律。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一生調和階級，卻不止一次成了法西斯的犧牲品。斯大林──共產黨的收場只不過給我們一個更新鮮的實例吧了。
（五）．托派對抗戰前途的估計
目前全部的局勢是這樣，資產階級反動政策（利用「國共合作」一面壓制民眾，一面投靠英美）已把大半個中國喪失掉，全國的海岸線，主要交通線，工商業大城市和大半富庻沃野通通落入日軍手中，資產階級統治基礎日益狹窄，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地主明目張膽投降了日帝，形成了一個對抗的南京漢奸政權，在這種情形之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主，軍閥以及整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都以更殘酷、更無恥的方法來剝削工農，而非人的經濟剝削又必然的伴以非人的政治迫害，結果「自由中國」充滿了不自由和黑暗的集中營，屠殺和監禁。這一點，甚至一貫充當資產階級工具的斯大林黨也公開承認了，為的這種恐怕已打到它自己的頭上來，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狹窄，它愈害怕民眾，它就越是明目張膽的投降英美帝國主義，把中國從日本的虎口送入美國的虎口。這就是目前中國及其抗戰的危機。但局勢並非完全無望，中國的命運尚未最後決定。中國究竟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變成日本或美國的殖民地，抑或變為蘇維埃的中國，這個問題歷史尚未做出最後的答覆，但近日的日美戰爭，當然是日美兩個強盜爭奪太平洋(主要是中國)霸權。中國的命運無疑的將視這次大戰的後果決定。如果帝國主義戰爭得不到世界革命干涉，則不僅中國就是蘇聯和全世界工農的命運也不堪設想了，但這是最可疑的前途。我們認為在這次大戰中，世界革命爆發的條件比之上一次大戰完備得多了。我們有非常強烈的信念，認為這次大戰爭將會由世界革命的火熖來消滅，中國甚至蘇聯民眾的力量之所以陷於麻痺狀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處境孤立，只要下一階段革命的火焰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蔓延起來，中國和蘇聯民眾的活力就會立即甦生，改變全般局勢。正因為如此，所以今天中國的抗戰雖然在資產階級和斯大林黨的叛變之下，變成奄奄一息，而且表面彷彿無望，但只要這個鬥爭本身尚存在，只要中國尚不完全淪陷為任何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我們還有勝利之希望，我們𨘣沒有任何理由放棄我們的鬥爭陣地。帝國主義大戰臨近太平洋，這就表示中國已臨近最艱難的決鬥時機了。誰要想勝利就不要於危難之中宣佈局勢無望，束手待斃。臨陣逃脫也就是不戰而自動屈服，這實等於一種最可恥的叛賣。
目前損害中國民族的光榮遠景的有兩種傾向，一種認為中國的命運應與英美帝國主義之命運聯繫起來，結成「民主陣綫」來對付日本，英美戰勝日本，中國就可解放了，甚至如孫科所說：「中國將成為四大強國之一」了，從這種奴才思想出發，人們現在極力在鼓吹所謂 ABCD 運動，把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粉飾為「民主反侵略」或「反法西斯」的戰爭。臨近的日美戰爭分明是爭奪中國的戰爭，人們也故意把它說成為美國主持正義或援助中國抗戰的戰爭，甚至還希望這個戰爭儘早爆發。這種傾向以資產階級國民黨為代表，並且欺騙了廣大的群眾，而相信一群以掠奪為生的帝國主義強盜，換一句話說，他們因為害怕民眾而自甘把中國帶到英美帝國主義的屠場中去，並希望中國可以在屠刀之下得到解放。這全是說謊，最無恥的說謊！在日美強盜戰爭中，只有中國民眾的革命力量才能解放中國，否則中國衹會變成日本或美國的殖民地，國民黨和斯大林派的傾向政策正是把中國推向美國殖民地的深淵中去。人們也許只答覆我們說：即使做了美國的殖民地，也比做日本的殖民地好呀！是的，這正是資產階級的結論。當它把中國民眾迫入死巷和絕望中，它就進一步拿這種思想來催眠民眾了。對菲律賓的手段不是比日本統治朝鮮的手段更「文明」麼……總而言之，資產階級認為做一個闊綽的富家奴比較做一個窮的富家奴賺得更多外快，享受更多「文明」「自由」和「民主」。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中心思想。但這不僅是一種毒害的思想，同時還是一種愚蠢的幻想。美帝的「文明」是建築在雄厚的經濟力量和肥厚的利潤上的。但美帝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卻迫使她在這次戰爭中要進行龐大的、可怕的消耗戰，即使假定美帝得到最後勝利，她也只能在地球的廢墟之上來慶祝她的勝利。戰爭不僅消耗了她的敵人，甚至消耗了她自己的財富，她將成為窮兇極惡的絕望的勝利者，她將繼續進行無間斷的戰爭和屠殺，來榨取殖民地和征服殖民地民眾的血汗，笑嘻嘻的「民主」將變成猙獰的「獨裁」，「文明」將變成「野蠻」，闊綽將變成可恨的「吝嗇」，中國的美麗的幻想將變成一場惡夢。
另一種傾向則認為抗戰已被或正被資產階級完全轉變為美國對日作戰的工具了。日美戰爭爆發或甚至現在，在日美戰爭之前夜，中國抗戰的進步性要被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動性「抵消」了。因此中國實際上已經淪為日美兩種勢力支配的殖民地，蔣介石與汪精衛只各自成為美日的工具，中國的解放只有待於另外創造一個抗戰了。這種理論在德蘇戰爭之前夜，日蘇協定之前後，主要因斯大林──共產黨發揮出來，在革命的隊伍內也開始得到回聲，不過斯大林黨尚未做出應有的確認，就又因為德蘇戰爭回到昨天的立場，趕快宣佈忠誠的支持這個無望的或必然變真的抗戰了，這個應有的結論只好由一些不受蘇聯外交支配的人們做出來，那就是：「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反動戰爭」，實行「失敗主義」。雖然這種思想已因為德蘇戰爭的爆發和蘇聯外交的轉變，失去了重心了，但這種思想的錯誤和有害，仍值得我們注意和批評。這種思想的根源，一半是由於日蘇協定，因為當時斯大林既然在西方不惜任何代價與希特拉妥協，他在東方也想犠牲中國來買好日本，而中國共產黨也勢必要為蘇聯外交作辯護，結果加深了國共摩擦。共產黨準備應付最後的衝突，遂做成一種不利於國民黨的輿論，把一切抗戰失敗之罪惡諉之於國民黨，並以表面似乎很左的口調宣稱反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指國民黨參戰就是把中國抗戰變為「帝國主義戰爭之一部分」，而其實骨子裡這種輿論卻在掩護日蘇協定，掩護共產黨之退出中國抗戰。這種思想卻正與小資產階級的悲觀和幻滅情緒相配合，這也就是它的另一半根源。我們記得在抗戰初期，一般小資產階級份子對抗戰和國共合作均抱了瘋狂的樂觀和幻想，但不幸「國共合作」卻把大半個中國喪失掉，時間還一步一步的給「自由中國」帶來集中營恐怖、經濟破產和沒落。最壞的是世界大戰的可怕雷聲又响到太平洋來了，黑暗又加上黑暗，於是一切都變成悲觀、幻滅了，在絕望之餘就只好哭泣和咀咒，把一切統治者把整個社會都加以口頭上的懲罰，用「術語的恐怖」來安慰不安的靈魂，用「失敗主義」和簡單之否定來報復自己所幻想過和擁護過的資產階級及其抗戰，一切都無望了，抗戰，哼，什麼抗戰，鬼才曉得這是什麽抗戰！它早已完結了。我們所理解的全不是這種醜惡的現實，假如我們昨天支持它，把中國弄到這個地步，我們就讓用「失敗主義」懲罰一下了，這就是一個絕望的小資產階級的哭泣聲，咒罵聲。他們就這樣從機會主義的幻想，跌入期望的深淵，資產階級的讚美歌突然變為極左，極激烈，極漂亮，畧帶涰泣和傷感的呼號。這就是在決鬥之前的狼狽的逃脫和潰退。
中國的工農要想在臨近的決戰中得到勝利，他們首先就要戰勝各種毒害思想，思想的解放是物質解放的前提。
五、托派為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
托派已貢獻了一個精確的政綱。但是一個政綱還不足以保証革命勝利。我們必需有一個能夠運用這個政綱的黨。所謂黨並不是一個隨便結合的團體，它是由無產階級中最優秀、最聰明、最富戰鬥經驗、最有犠牲精神的先鋒份子構成的。這些份子不僅正確的了解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而且還以最聰敏的戰略領導每一群眾鬥爭，一直走上奪取政權。她經得起失敗；她能夠從失敗中學習，所以它也能勝利。總而言之，黨就是一支無產階級參謀部，她的黨員就是無產階級的軍宫。沒有她，無產階級就等於喪失了一個指南針，就有迷失方向、撞入死巷之虞。但有了一個不勝任的壞參謀部，也同樣招致災難。最近二十餘年來國際革命運動已証明，沒有一個好的領導，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部或黨，無產階級革命是命定要失敗的。第二國際不用說，就是第三國際也以喪失了無產階級參謀部的資格，她的能力只在把革命引向失敗方面去。中國無產階級就是最切身的嘗受過它的「領導」。一九二五──二七年，她把中國工農引導到資產階級的屠刀之下，把國民黨捧上了台。一九二七──三六年，她又用冒險的暴動方法，把無產階級的殘餘精華糟塌完盡，同時又把農民運動從江西帶到僻遠的陝北，不久就把這個運動慷慨地賣給國民黨，為的是交換一個新的「國共合作」，而這個新的「國共合作」，則把中國抗戰引導到目前這條絕路中。總之，第三國際給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只是一個災難又加上一個災難。這件事最雄辯的証明，中國無產階級要想勝利，必需創造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黨。這是中國革命的生死問題。
但是，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黨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黨除了具備一個革命政綱之外，還必需建立一個健全的黨制──民主集中制。
我們知道，黨的中心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為了達到這一步，黨必需有一個正確的領導。要想得到正確的領導，只有充分反映無產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而充分反映無產階級利益的唯一辦法，就是給予每個黨員以發表意見、批評黨政策、撤換和選舉黨領袖的自由，每個黨員都是黨在群眾中的觸鬚或耳目，黨只有經過他們才能了解群眾的真正狀況，亦根據這些來規定、修正或考驗自己的領導，因此黨內民主是可以保證黨得到一個正確的領導，不致墜落。第三國際墮落之第一步就是窒息黨內民主。但黨的社會成份不一，每一黨員反映的意識也未必一律符合於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些黨員反映無產階級中的落後見解，有些則甚至反映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輿論，黨內民主只是受黨外的實際階級鬥爭的尖銳反映，假如我們在每一次實際階級鬥爭中，必須做出結論，我們也不能讓黨成為一所永無了結的俱樂部，我們必須把大多數的意見集中起來作成結論，並把這個結論作為即時行動的指標。推動全黨黨員繼續作戰，並在作戰時，少數必須服從多數，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
一個官僚主義的領導必然取消黨內民主，但取消了黨內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的集中制了，即只是依照上層領袖的意志下命令，而絕對漠視下級黨員與群眾的意見了。但這種官僚的集中制也不是平空而生的。例如斯大林黨就是這種制度最典型的代表。這種制度也有她的物質基礎。第三國際的官僚集中制建築在蘇聯官僚層的利益上，這猶如第二國際的官僚主義，建築在貴族工人的利益之上一樣。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中有一部份人受了資本家賄買，享受了一般工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殊利益，他們為了維護這種非份的利益，便錯誤地使用官僚集中辦法把持了工會，把持了黨，犧牲了廣大下層工人的利益。蘇聯雖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因為生產落後，分配不足，負責分配的上層份子，便取得了優越的特權，犧牲廣大民眾的利益而滿足一己之慾望，而保持這種特權之唯一辦法，就是採取官僚集中制，用嚴峻的命令和警察的力量來消滅黨員的不滿和呼聲。官僚集中制是無產階級寄生蟲的自保制度。
官僚集中制培養了一種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把一切官僚集中制的惡果歸咎於「集中」，因而連帶仇視了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他們甚至認為斯大林的官僚制度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當然結果。其實，仇視「集中」已成為一切沒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共通特色，他們在資本主義集中的無情規律之下受了托拉斯、辛特加的排擠，而趨於破產和沒落，他們便滿腹牢騷的反對「集中」，在政治領域內，他們又碰到法西斯主義，波拿帕特主義，斯大林主義，這些極度專橫的官僚集中制，他們的脆弱感情受傷更深，對「集中」的仇視也更大，他們不求甚解，不願也不尋求一切事物的真理，只是抓著事物的一些皮毛類似，便覺滿足。他們的理論是什麼?是一種無限制的民主的天國，在這種玄虛的幻想之下，他們仇視紀律、仇視嚴肅的態度、仇視集體的行動、仇視領袖、仇視領導機關、仇視黨，甚至仇視黨的大多數意見，他們把一切都歸於官僚集中的範疇之內。
但社會的發展不是這些吉訶德先生所能攔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集中並不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哭泣而停止。經濟集中使一切社會生活更趨系統化集中化，因而使一切社會的力量也集中化了。資本主義的集中規律，集中了資本家的力量，同時也集中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假如說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力量極度集中的體現物，必須以集中的力量來對抗集中的力量。無產階級黨是無產階級力量集中的最高表現。它經常在鐵的紀律之下作戰，並曾經在俄國表現奪取政權之一幕。在階級鬥爭中，無產階級的集中是一種進步的因素，沒有集中的「民主」，則是一種違反歷史規律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沒有內部的民主─就沒有革命的教育。沒有紀律(集中)，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真正黨內民主集中制，就沒有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黨。
托派就根據這種基本的觀念建立第四國際，中國的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也正根據這同一觀念，進行組織中國無產階級黨的準備工作。
六•勝利終會到來
有人必然發生疑問﹕托派的人數那麼少，組織那樣薄弱，她所代表的主張具有勝利的希望嗎？這種人根本不懂得歷史的規律，他們以為人類總是受環境支配的，他們就不知道人類也可以支配環境，創造環境。而支配環境創造環境的先決條件，就是認識社會的法則，認識真理。誰把握了真理，誰就是未來的勝利者。大家知道，第一次大戰時，第二國際的領袖差不多完全投降了環境，只有極少數革命家死守住真理，不肯低頭，結果他們以布爾什维克的名義，奪取了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的政權。由此可知，真理雖然一開始只有少數人認識，但她終於得到勝利。問題就在有沒有少數人堅持她，耐心地解釋她，把她傳給廣大群眾。因為人類歷史往往就靠這「少數人」持續下去的！第四國際成立於一九三三年，她的組織遍及全球，就數量講，它當然屬於少數的地位，但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它比一九二五年的第二國際的左派強大得多。現在沒有一個國家，不把階級鬥爭和托派的名字連系起來的。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象徵。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初，捷克首都的工人和學生在民族獨立紀念節之日舉行了一個示威，德國的捷克總監牛賴特公開聲明此次示威是托派領導的。後來捷克的亡命總統貝奈斯也在他的機關報上証明這一點。又正當希特拉進攻波蘭之時，法國、丹麥等國報紙遍傳柏林工人區牆上發出「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萬歲!」的標語。這種事實清楚的表明，第四國際與世界革命密切的結在一起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的階級敵人也知道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五日，正當德法外交關係行將破裂之前，法國駐德大使古龍德（Corilonilne）報告法國外長波立德（Bonnet）說，他於當天下午五時三十分與希特拉會談一次。
「我（古龍德自稱）說，「雖然我真的想我們將來會勝利，但我也想戰爭結束時，唯一的勝利者是托洛茨基先生。」元首(指希特拉)攔斷我的話，叫起來：「那末，你們為什麼要放任波蘭呢?」」
在法國外交官和希特拉看來，所謂「托洛茨基先生」當然就是指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民主」帝國主義的外交代表戰戰競競的對他的敵國元首說：「戰爭將不可避免要引起社會主義的革命的。」那個法西斯的混世魔王也答道：「那末，為什麼你們……」，他們都在害怕戰爭引起革命，同時也害怕托派，但他們既然沒有什麼力量制止戰爭,他們就更加沒有力量防止革命和托派的勝利。
我們現在又從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層中找出一些新事實來。參議院多數派議員的領袖巴克萊(Barkly)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在議院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當他們（指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民眾）著手之時，他們曾有一種含糊的妄誕的思想，滿以為他們將要把全世界社會主義化或共產主義化，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根本分歧，就在這個問題上。據我們所知，托洛茨基是一個世界革命家，而斯大林則採取這種立場：認為俄國政府的第一宗義務是替俄國人著想，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鬥爭就圍繞著這個問題：他們應從事於世界革命呢？抑或應集中力量於俄國？斯大林勝利，托洛茨基不得不離開故國」，（見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美國國會紀錄）
巴克萊向他們的帝國主義同僚耐心解釋 :「斯大林在向我們服務，他不像托洛茨基」。因為托洛茨基是一個危險的革命家呀！
這是敵人口中的第四國際和托派。敵人的話加倍增強了我們的信心，勝利是必然的! 這次大戰將無疑招致世界革命的大火災。第四國際的旗幟在世界革命的火焰中飛揚全球，它就是勝利的象徵。托洛茨基，這位自始至終盡忠於無產階級的偉大戰士，在臨終時聲稱 ：「我確信第四國際終得勝利，前進！前進！」這是他一生鬥爭經驗做出來的總結論
一九四二年初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