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

 ( 訪問者 : 鄭致祥 )

 

 

() 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

  這是我親身經歷,也感覺很深刻的。人們對革命的熱心冷下來了。由此可以知道後來蘇聯的官僚主義為什麼抬頭,托洛茨基那個反對派為什麼支持的人不多。因為對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117日開始的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是由《真理報》一篇文章引發的。

  在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見,尤其是關於工業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問題、工業與農業的問題。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間最大分歧,到了192311月開始,就爆發出來,非常的激烈。因為我同時是蘇共黨員,那時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國共產黨黨員的資格,同時是中國支部的負責人,所以我有權責去參加各種爭論會。那時俄國還沒有像後來那樣,黨內提出的不同意見還是可以討論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見,關於工業問題、農業問題,有一些是關於黨的民主問題,尤其是後一問題,爭論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場合簡直打起上來。在那時候、那種情形,我的感覺是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們還不完全瞭解內幕,就我個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從前都是掩藏,不讓一般黨員知道的,只有上層少數人知道。所以,我們就感覺到這種情形,俄國人不同,尤其是年輕的人更激動。那時我們感覺到的一個問題,特別是關於老人的,所謂保守派的問題。另方面,我們對托洛茨基的一種崇拜,我們從中國到莫斯科的,腦海只認識列寧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們的,到了俄國就更是如此。無論什麼地方,掛的照片都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後來我們知道他們的意見,知道他們在革命中的貢獻,當然對他們有更深刻的認識了。所以,對托洛茨基、列寧是一樣的,對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會上,對他認識不深。尤其是我聽他的演說,都要打瞌睡的。聽托洛茨基演說就興奮得很。這是年青人的一種印象。

對於他們的鬥爭,我們覺得斯大林不對,但是還不能夠辨別。很難,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這些老人都是在過去十幾二十年幹革命,崇老,所以我們對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時看到年輕人很活躍,精神很好。所以,這個問題,年青人就很難瞭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線》,我也看了。他說,老的人會墮落,在那時候看,很難懂。當然後來懂了。那時候,我們對這些,也沒有擬好一個綱領。別人也不能幫助我們。我覺得這種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為什麼會這樣?關於托洛茨基的意見,關於農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老的人要腐化,變成反動,這對我是個新鮮問題。不能夠瞭解和太難瞭解。當然,現在瞭解了。     

  19241月列寧逝世,這對俄國是很大一個衝擊。因為列寧的死,這個反對派的爭論就停止了。從那時候,斯大林對付托洛茨基的各種各樣壓迫手段開始了,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來。第五次代表大會,19246月到7月召開,托洛茨基沒在大會上演說,沒有說話。大會上討論最激烈的問題是德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托洛茨基跟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會上並不公開說,所以與會代表不能瞭解這個問題。因斯大林一個人演說,托洛茨基沒有演說,就可以看出,我們已經感覺到托洛茨基受壓迫。討論德國問題最重要的是路特·費舍爾,一個女的,那是他們所謂的左派。就我看出來,當時我們感覺到的,他們這幫人支持斯大林。因為布蘭德萊總書記也被撤,當作一個代罪羔羊。所以這次會議沒有把德國1923年失敗的責任弄清楚 。就是斯大林一貫的做法,他失敗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個失敗的教訓。

 至於中國問題、東方問題,我感覺到他們不願意講。東方的委員會由布哈林率領,我們有中國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釗、彭述之等。我對這次大會沒有感覺得到什麼東西。不過那時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國工作。

     現在要談一般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從托洛茨基主義開始到現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 回國組織左派反對派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主要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少數的人像陳獨秀和我覺得這失敗完全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錯誤。我們檢討教訓,還沒有看到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們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已經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了。例如,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對的對方打壓住,我們就覺得,這個共產國際沒有希望,不能改變,所以我們拒絕開會,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態度。隨後看到托洛茨基的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於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的理論,過去政策的基本錯誤,這個文件就是中國革命的總政策。另一個是第六次大會以後,有一個中國的革命問題。當時要提供一條路線,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種冒險主義,就是在反革命時代採行的政策問題。我和陳獨秀看了這兩個文件,我們沒有猶疑就認同托洛茨基所說的,無論對過去對未來都是對的。所以決定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一個左派反對派。19294月間,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小組織,就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一批中山大學學生。他們已經開始組織托派,但是,這批學生有個嚴重的缺點,這批學生從前在革命之中,沒有人做過負責任工作和領導的,在1925年孫中山大學開辦以後,才把他們送到莫斯科。他們沒有革命經驗,直接從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認識,從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長處受到影響,所以贊成托洛茨基思想。他們回來後,在黨內沒有地位和不能到黨工作。就在外找少數的人組織一個團體,出《我們的話》。這樣的組織沒有影響力,尤其在黨內沒人知道。在外也沒人知道,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那時我們還在黨內的,就可見他們沒有影響力。到了我們組織左派反對派時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陳獨秀和我組織反對派是在過去黨內擔當最高責任的領袖,黨員差不多全是幹部,他們當中有省委書記、中央委員。上海有批工人,曾參加黨和幹部組織起來的五卅運動的。像這樣一個左派反對派在世界上是第一個,在當時社會上的規模大和人數眾多,是最高的領導層。像美國是有加農,沙赫特曼,阿伯恩,他們曾是中央委員,但他們人數少,且從地位上來說,他們在黨內沒我們那樣高層的地位在社會上沒我們那麼大影響力,陳獨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沒人不認識。領導上千萬工人運動,社會影響力是不同的。我們第一次簽名的,就是我們的意見書,我們共有81個人,81人都是黨的幹部,像陳碧蘭,她是上海區委的委員也是婦女運動的領袖。所以組織了左派反對派,使整個黨都震動,全中國社會上都認為是大事件,共產黨分裂了。像中國著名的胡適之、大學教授們都發表了意見,我們的宣言公佈後,上海《每日新聞》日本報章翻譯了。日本寫的中國歷史還提到此事。新聞發佈後,中共翻譯俄文和其它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第三國際,我們建立反對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關注。開始就呈現出與以前完全的不同。至於後來《我們的話》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劉仁靜,他們另出版一小刊物沒有影響力。他們在黨內也沒影響。最後他們離開黨,沒有在黨內去影響群眾。我們使整個黨震動了。我們的組織是左派反對派無產者》,無產者》出版《我們的話》和十月》刊物,從《我們的話》分裂出來的劉仁靜辦十月》。 另外還有幾個從莫斯科回來。很少人想加入我們。他們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們行列還提出條件,劉淵要做中央委員。組織還沒成立,談什麼中央委員?他們另外成立組織和出版《戰鬥》小刊物。我們主要是在黨內爭取幹部、黨內革命分子。宣言發表後,引致黨內震動,三個組織召集聯席會議,中央、江蘇省委、地方組織和我談話。準備開除我們。不過沒莫斯科命令,他們不敢單獨開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許。後來莫斯科的命令開除我們,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義是根據地方的關係,地區、省份和個人的,我們在黨內領導革命運動多年,有成千幹部和我們接觸。革命失敗後,很多幹部還留在黨工作,他們跟我們有接觸,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組織左派反對派。因我在黨內同幹部接觸最多,陳獨秀比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區經常出席上海區委的會,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我常作報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動分子和我接觸最廣泛。在莫斯科幾年,當時的幹部和學生,後來在黨內都變成幹部領袖,我和他們關係密切。開始,我和一些老幹部接觸,跟他們談托洛茨基的意見,談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一兩個月後,開始組織了幾個約三四十人的小組。我們集結起來,成立一個正式組織,反對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尹寬和我。所有成員分成小組還在黨內部工作,在黨內也有小組,小組有鬥爭,說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說黨的政策不對,批判各種機會主義鬥爭。還在黨內的幹部,還不知道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組織的人,我們都接觸了。陳碧蘭在中學教書,她接觸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這些人都在黨內擔任重要的工作,由於她接觸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對派。組織就擴大了,因此,我們辦了《無產者》刊物。送給黨內人看,當然外間人也看,這是秘密的因在國民黨統治底下不能公開。

    隨後,我們出版了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問題,除了那最初看到的兩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書送給黨內人看,對社會的影響更大,我們自己的組織生活正式開始。

     192934月至12月,黨內要開除我們。陳獨秀寫了政治意見書。我也寫了政治意見書。尹寬也寫了,還有其他的同志。他們組織特別的批判會批判我們。12月陳獨秀寫了最著名的《告中共黨員書》。陳的檔案還保存著,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幾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丟掉。後來我們合寫《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實是三人合寫的,陳獨秀、尹寬和我。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蘇聯以外的一個最有系統的文件、最詳細的文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文件,德國、蘇聯都沒有。我們是有系統的攻擊斯大林的共產國際、攻擊斯大林的思想和主義、官僚主義。這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個基礎,應該從這開始,因為很有系統。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斷革命論》,斯大林主義是一種階段論,違反了不斷革命論,就是我們理論上比較最高的理論基礎。

  1930年夏天,開始形成一些小組織。事實上除了《我們的話》在工人有地區關係如香港。上海有少數的人是黨外的,都是莫斯科回來的,他們也有他們的委員會和組織,不過他們沒有影響力,除了香港有少數的工人,一二工廠或船務工廠沒有多大的影響。北京有些學生後來分裂了成兩部分,這兩部分又互相鬥爭,最攻擊的是《無產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劉仁靜和王凡西說,陳獨秀是過去的機會主義者,執行了機會主義路線,寫了文章攻擊陳獨秀。後來托洛茨基說:“你們應該好好向陳獨秀學習”。陳獨秀做反對派是執行斯大林路線的一個歷史重要事件,整個共產國際內部都很重視。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內外是第一號人物,因為中國有個大革命,中國的黨最大。從前一個黨的領袖,加入托洛茨基運動是最偉大的一件事,證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這班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這個機會主義不是陳獨秀,而是斯大林,陳獨秀只是執行者。他是沒有辦法和必須執行,後來托洛茨基告訴他們,參加我們托派運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們應跟他學習。所以,托洛茨基說這個爭論,這個攻擊《無產者》是被黨的領導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斯大林主義者利用了,在他們的幹部中說:你看,托派內某些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者去宣傳,去蒙蔽他們的幹部。所以有許多老幹部不滿黨和不滿國際的鬥爭,像胡夢雄,羅章龍等,以前是在我們領導下工作的,我們的態度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後來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義的,對黨員壓迫得很厲害,不能說話,不能批評。所以,覺得陳獨秀和彭述之現在組織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並參考了我們的文章後,更覺有道理,包括劉少奇等。他們稱自己‘調和派’。但是托派內另一小組織攻擊我們,黨的領導拿去宣傳,調和派便失望,給托派很大的打擊,他們寫信給托洛茨基,攻擊「無產者」、攻擊陳獨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1月寫一封正式信給他們,說你們應該統一起來的。同時,我們的中文宣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翻譯成了俄文,寄給了托洛茨基。當時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對他們說,政治意見書跟托氏的意見是一樣,所以你們要跟他們統一起來。由於托洛茨基這樣說,這些人才放棄了他們反對「無產者」社和反對我們才能統一。浪費了時間,同時放棄了很好的一個機會──在黨內影響所謂‘調和派’。在統一當中,最壞是王凡西的一個陰謀。他想利用這個統一操縱將來的領導機關,他幹了許多壞事情,陳碧蘭的回憶録都批評了和鬥爭過。

 

()統一大會後的工作和被鎮壓

19315月開統一大會。我對統一的態度有點不同意見,統一是應該的,是托洛茨基主張的。如果不詳細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將來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張跟陳獨秀有點不同。我主張有一個時間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有了基礎才統一。不過大家要統一,我不反對。所以,王凡西後來說我是反對統一的,這話不對。因這統一並不是經過認真的討論,其實反對派內有些人是要不得的,應該淘汰的。後來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幹喬,他是《我們的話》的領袖、黃埔軍校的學生,他沒有要求統一,托洛茨基的信沒有來之前,他是反對統一的。托的信到來,他就不敢反對了。他想在統一內做一個領袖。但統一大會後沒有被選出來做成中央委員,於是統一大會後,他跑到南京去見蔣介石。梁幹喬是右傾主義的具體例子,還有其他人都背叛告密了。統一會議後,所有的領導幹部均被捕了。陳獨秀和我也應該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發。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機緣巧合下得到訊息知會我,才即時離開,所有文件統統丟掉,還想方法告訴陳獨秀,要陳戒嚴在家,不要到別的地方去。所以陳也沒有被捕。但新選的委員會成員幾乎都被捕了。那時我們是非常狼狽的!什麼都丟掉了,另方面,又要想辦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錢和關係。所以非常痛苦,陳獨秀不能出門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為被捕,其他的,特別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都害怕,便離開了,故此很混亂,一直到19318月,我們幾個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佔領了東三省,1932228日日本佔領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國爆發了廣大的民族運動----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人已經少,陳獨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員又臨時組織起來,成立臨時機關,我們想辦法弄錢,出版週刊《熱潮》,又把所有組織和黨員重新組織起來,到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因有公開的刊物,可以公開辦,主張言論自由,要武裝抗戰,支持二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本。我們的刊物有很大的影響。一般的群眾和共黨內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對日帝的侵略採取最荒唐的錯誤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衛紅軍,擁護蘇聯,連二十九路軍都不支持,這就是王明時代的政策。

    我們編輯托洛茨基的《中國問題》和《無產者》給他們看。在戰爭時期,上海有幾個中共支部,這個領導層看到我們的刊物了,是透過我們的同志,他們亦曾說托洛茨基的理論是對的!他們反對對托洛茨基派造謠。這時期,我個人忙得不得了,要寫文,又要出席會議、支部會議、跟他們談話,跟黨的人談話,因陳獨秀不方便。他年歲大了,沒有太大活力。經過很多次的談話,把上海黨部和幾個淮南區的支部、滬東的和滬西的支部十幾個幹部,全部說服過來,變成托洛茨基派的幹部。他們底下有很多工人支部,像浦東有十幾二十個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爭取過來。像郵政局、煙廠、電廠等都爭取過來。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義就代替了斯大林主義。我們托派成功地領導上海的工人運動、罷工遊行。19321015日我們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陳獨秀不舒服,我代陳獨秀主持會議,會議到中段,大批警員包圍了,把我們六人拘捕。我們有一印刷機關,有兩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約十人。陳獨秀的秘書被捕了,此人叛變,被捕就供出陳獨秀的地址。淮南區支部和滬東區支部的幹部被捕,楊樹浦區是最大的工業區,在上海東面,滬東區整個委員會被捕了。從北京來的一批托洛茨基主義者如劉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4月我們被捕到1937年戰爭爆發,是托洛茨基運動差不多停頓的時期。所有幹部統統被捕,被捕幹部有30人以上,這個打擊最狠最大。在南京審判,不過審判是做宣傳,所有的報章刊登我們被捕了。托派的一個工業基礎,從黨爭取過來的,但是我們被捕了,那些幹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聯繫。在法庭上我很嚴厲的公開反對國民黨。我的演說,報章摘要登出來。就是公開反對國民黨,用共產主義來改變中國問題。這是一個最廣大的宣傳。在監獄組織了托洛茨基主義小組,常常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

 

 

    (十一) 抗戰爆發後恢復工作

 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沒有中心思想情況下衰落。19378月的中日戰爭爆發,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政治犯,共產黨已經投向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托派,所以我們從監獄釋放出來。我是最後釋放的。因國民黨一個領導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擊國民黨太厲害,想把我處死。不過監獄長向司法部請示,司法部長認為不釋放是不能的,最後把我釋放了。我從南京監獄出來就到上海,開始要恢復組織,恢復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組織,剛好有其他監獄釋放來的同志,就集合討論要恢復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又通過抗日政綱,選出執行委員會領導機關。繼續出版刊物,還是秘密的,因抗日後情形稍微變化。國民黨不能完全控制我們,1939年,出版公開刊物《動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書,我們有一批朋友,由陳碧蘭介紹我到南京結交一批朋友,這批朋友後來變成我們的同情者。 有一位曾是國民黨轄下當官,很有錢的,思想左傾,到日本讀書,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又一朋友是我們的老共產黨員,經這朋友,他變成我們很好的同情者。另一關係,一銀行家曾參加五卅運動的,他們都很同情和幫助我們。所以得到這三位朋友的幫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名《蘇聯的現狀與前途》)。後來又出版《俄國革命史》三大卷,是幾本厚厚的巨著,還有很多小冊子,也是托洛茨基寫的。沒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因要翻譯和校譯,出版又花費很大的金錢,大出版商不願出版沒有經濟效益的書籍,沒有前人的經驗,革命的書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這幾位朋友籌集資金,我們找鄭超麟和王凡西翻譯,給他們生活費負責翻譯。翻譯好就出版,很快,時間約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幫助。

 我在革命前,接觸的人非常廣泛,在革命失敗後,有許多教授、知識份子最先離開,對這些知識份子很反感,他們從前要見我們都是見不到的,要入黨不容易的,革命失敗,他們最先離開。所以,革命失敗後,走到另一極端,我們很孤立。被捕的時候,陳碧蘭很苦,得不到幫助,只有幾個老的黨內的,也離開了,被捕時有第一個女兒和懷有三、四個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別人不同的,我們是政治犯。我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書,全是譯文,有俄文的書,托洛茨基、列寧寫的都有。監獄長不敢干涉我們,別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時間讀書,在監獄五年,整日讀書研究。什麼都看,朋友來看我,問我要什麼,就是書,所以朋友把各樣的書送給我,我的牢房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我看列寧、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尤其看他們的通信,他們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們就利用來幫助運動。有些人跟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寧通信的並不是革命者。我覺得我們有點過分幼稚了,覺得我們孤立不對。所以要改變我的態度,不要走極端。釋放後,陳碧蘭介紹的朋友都跟他們見面,亦接受訪問,得了一批朋友來幫助我們的運動。從這批書的發表,刊物的發表,是運動中的又一發展,從1938-1941年日本戰爭,珍珠港事件開始,我們的運動有新的發展,在各地方,北京、重慶、浙江、廣西、把舊有關係恢復過來,有新的發展。事實上,出版一大批的書有利發展影響,我也寫了一批小冊子,寫關於抗日的小冊子,西班牙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奧地利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對托洛茨基和蘇聯的情況有廣泛的影響,也公開出版了。

日本戰爭後完全變了。日本進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從前在租界上活動比較方便,租借是壞,但日本更壞,進入上海後,恐怖和隨便捕人殺人,像希特勒進入歐洲。因此我們領導中心同各地方的關係統統斷了,不能通信。隨後,日本進入北京、山東、廣東、廣西、武漢,大半個中國都被佔領了。我們的組織受到同樣的壓迫,加上我們在上海有五個幹部被捕了,他們擔任重要工作。於是,上海的組織就完全被破壞了。他們被捕,還要營救他們,我們對同志有責任的。所以,非常狼狽,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給他們一點錢。中國的監獄人員可以賄賂,可以找關係,所以我很狼狽,剩下的覺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劉家良跑到溫州,其他同志都跑了。剩下幾個人、陳碧蘭和我,同志要求我離開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他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個年輕人,我把他們組織起來,開一個訓練班教育他們。

這時候,大夏大學和之江大學的教授朋友,他們不大反對共產黨,在革命時代是有一點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紹認識,到大夏教學,之江大學原來在浙江,後來遷到上海。因我沒有教育證書是不能教學的,和美國一樣。我現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沒人請的。不提出哪國的學位來,是不能教學的。雖然我做過教學工作和有質素,但是不能提出來的。他說:沒關係,改一個名字。我就改名陳松濤。他說,陳松濤在北京大學當過教授,不過現在不願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統治有危險。校長聽了後說,用真名危險,隨便用什麼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陳松濤教學。

 教中國通史、中國歷史、有時教西洋的文學發展,又講哲學。事實上,是講歷史唯物論。不用馬克思主義名義,因為有各種學生,我是用那個意思講馬克思主義,講中國通史、哲學、西洋文學史,有些普通學生不懂,覺得我很有學問,有左傾分子,聽懂我的話,說陳教授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下課後,學生來教授休息客廳找我。“陳教授,能到你家訪問嗎?”我說:好的。就這樣一批左傾的學生到家堥荂A就跟他們談,後來爭取了一大批學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後來轉變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結果。

 194142年開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開同情網,結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紹的,又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他們是聯合的和激進的,所以我結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國做生意的商人。這時期的我,活動範圍不能到廠區,而是學生、大學生、一批自由派的、激進派的商人。這對後來很有用處,和平後,19458月戰爭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問,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險的。當時,寫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學術上、哲學、歷史的文章用‘歐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歐伯”,現在還是這樣。他們問:“歐伯,現在和平了,戰爭沒有了,你要做什麼?想做什麼?”我說,第一要出版雜誌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錢,他們說,事情大家商量,並籌集了十條金條,大約五、六千元。他們說,要辦就辦最好的。我們很快恢復組織,重新建立領導機關。因做教授,有一批學生,通過學生,又有其他革命分子,所以組織發展很順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監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內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樣的好。他做經理,把刊物辦得最漂亮的。那時我忙得要命,寫文和組織,還有劉家良(他後來死在越南)的幫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丟了。我們的雜誌一開始就暢銷,因為水準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陳人白。我們的文章有水準!我們宣傳托洛茨基思想,並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內容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所以雜誌影響很大,初期約45千份,報攤和書店可以買到,所以影響就大。隨後,陳碧蘭辦《青年與婦女》,是她私房錢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幫助,主要對青年人談婦女問題,所以是有另外一種影響的。我們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組織,孤立的、個別的同志,他們看《求真》,全國到處有賣,知道是老歐辦的。所以他們就寫信來,把全國各地方的孤立組織串連起來。個別的人寫信來,也串連起來,所以很快恢復了全國組織。1948年,我們的黨員團員約四十人,不過我們有很多同情者,使我們的影響更大,因《求真》是戰後有名的最好雜誌,連蘇聯大使館也要。國民黨有許多所謂左派也要雜誌。所以,是托派新的發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8月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到了高點。我寫了《黨綱》草案,劉家良起草了《組織原則和方法》草案,在會前發給各地組織討論,在大會上都通過了。大會通過將原來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以下簡稱「革共黨」)1948年,毛澤東的中共跟蔣介石的內戰展開了。這時國內局勢,對托派來說,危險是一天較一天高。

 

 

 

 

(十二) 被迫南下再出國

到了194812月毛澤東的軍隊已經攻打到長江的北岸,要進攻南京了,離上海很近,我們非常受威脅。毛澤東的中共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如果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沒有問題,我們合作好了!斯大林主義的黨特別仇視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動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樣。故此我們考慮到這個問題,改變政策,否則我們全部要被毀滅或監禁,像蘇聯的托洛茨基運動一樣,蘇聯沒有托派存在,全部被關在集中營,所以我們開緊急會議應付時局。

    中共一定勝利,因蔣介石太腐化,對中國大陸,我們採取什麼立場?我們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們批判他們機會主義的政策,是我們的態度。另外,我們的黨員、團員要加入共青團,加入青年團,加入工會,不能獨立工作。在上海成立臨時委員會,同黨員聯繫,政治局則轉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許多人認識的托派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再調到上海,這是我們的安排。我和陳碧蘭、劉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員,還有尹寬,他不願意離開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現在還在監獄。我們到了香港,是我們不能不離開,我們一定被毀滅。毛澤東要是得到我,不會放監獄內而是要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給斯大林作為一個禮物。

   194812月,我們離開上海。在廣州住了個短時期,當時廣州組織還有幾十個人,中共的軍隊向廣州進攻,我們只好離開廣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大陸差不多20年。同時是在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底下,托洛茨基運動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從廣州、大陸來到香港的人合起來,大約還有近一百人,我們把香港的組織推動起來,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國際》,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開始不錯的,我們黨員團員有學生和工人,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來有發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來了。兩個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著,有一位姓謝的同情者是銀行工作的,一個很好的人,是我們在上海影響的,他大學畢業,很有知識,英文也很好,他沒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調到上海一間銀行做會計主任,很高的地位。我們要接收國外報刊,我們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說:我來給你們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國際》及其它的郵件。托派中央機關到了香港,當局有偵探,也可能是斯大林黨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厭惡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領導罷工,例如在船廠、大紗廠等,托派在領導,我們的同志是領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們來了,就想方法要對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檢查我們接收的外國郵件。有兩個人被拘捕,十幾人被捕了,有些釋放,有些被遞解出境到澳門或內地,跟著這事情發生後,他們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們用盡方法找我。他們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但是根據接收報刊的同情者,有時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蹤他。警員有技術的知道他去這個地方,當局要來搜查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趕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兩天後,那間房子被搜查了,兩同志也拘捕了。過一、兩個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踪,那便衣偵探來包圍,來調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說,在香港是危險,連我們組織也是一個負擔,所以大家建議離開香港到越南。我們的同情者是陳碧蘭的親戚,幫助籌旅費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國殖民地,非常反動。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沒問題,碧蘭和我教學,我們的女兒也教學,教中學語文、中學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23月,越南有托派組織要到胡志明佔領的越南區域去開會,劉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獄中。我們又有危險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訴上海的同情者,說毛派知道我們在越南,要我們當心!因在越南要對付我們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槍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們又要離開越南。香港同志給我們籌旅費,買船票到法國。到法國的時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過,我們希望國際上會有幫助。我們到了法國,正是第四國際召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前,我們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開世界第三次大會。我是第一次直接參加國際會議,也參加了國際的領導機關。我們二十四人到歐洲,我們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國。

 

(十三) 參與國際的領導工作

我參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組織領導層會議,初期還沒有分裂。後來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們參加美國加農所領導的反巴布洛的鬥爭,我們捲進去了,因為我參加國際委員會的,在國際委員會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這時期,我是主張統一的,我還存有文件和信件。不過那時候,巴布洛派也不願統一,英國希利也不願統一。我在這方面跟他們鬥爭,要統一。到了1962年,約瑟·韓生(Joseph Hansen)來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亞·斯道娃(Natalia 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見到韓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給加農的,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給加農,有時候是給杜勃士。我就統一的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加農,我認為要統一。在1963年韓生同勞斯·道遜(Ross Dowson加拿人),到我住處直接談。這中間有很多的障礙,不過我是堅決要統一,後來是統一了,19636月在羅馬開了統一會議。我是代表中國的革共黨(RCP)的。陳碧蘭都是國際上前線人,參加國際的領導機關工作,而且干預了國際上很大的是非問題,我們有意見,是代表中國支部的。我們對古巴,我有兩個文件,還有一個是原草案。我對阿爾及利亞,寫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時我支持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一些意見。在隨後關於拉丁美洲的游擊戰爭,我是單獨一個人反對國際執委會的,在1968年,我們代表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干預國際托洛茨基運動。

 當我們離開香港的時候,組織已受了很大的打擊,多位同志幾次被捕,驅逐出境。不過,他們還繼續工作,繼續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見還要靠我們幫助,我們寫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他們出版了,作為我們革共黨的立場,此後他們對於農業集體化,也有他們出版的文章評論。1957年有一個‘大鳴大放運動’,他們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們的立場。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們有他們的意見,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關於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黨兩個領導人,史瓦貝克和佛蘭克·格拉蘇斯(中國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們,也批判中國的蘇達同志,他們都想反駁我,因此,我在1960年寫了一個重要文件《關於中國局勢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The Character of CCP and its Regime),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分析文件,一個綱領文件,外國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寫了很多文章和訪問,不過這不是我們的同志翻譯出來,是明報月刊翻譯出來。香港同志還出版了《嚮導》叢刊,不過不定期,有時幾個月出一次,但是他們繼續工作,還維持了一個組織。他們是不斷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冊子,他們是受壓迫的,雙重壓迫,香港政府壓迫托派組織很厲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壓力。從前大陸的國民黨政治機關、銀行、商舖、產業,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萬人在香港,因為有錢,工會也給他們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壓迫,同香港政府的壓迫合起來,我們的同志簡直就透不過氣來。所以有些同志消極了,少數同志想做,做不出什麼,就是出版文件刊物,從前留下來的人越來越少,現在都50歲以上,是替我們做工作,是我們在40年代影響的,經過三十年,那時他們20歲左右,現在變成了50歲以上,也疲倦了。同時他們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經說過:“慷慨殺身易,長期奮鬥難。”我的親身經驗,一個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殺不是很艱難,我們有成千的共產黨員,都是慷慨殺身的,但是要長期抗爭就十分難。因為革命者也是人。如果在革命過程中被捕,甚至槍斃,沒什麼,我自己就經歷過。在南京準備死,我寫信給父母和陳碧蘭,說是應該做的,最後為運動犧牲,我一點沒有感覺痛苦,因已決心抛出去,後來沒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艱難的。

 

(十四) 香港同志的處境和工作

 1948年從大陸避難到香港的同志,現在算來,二十六七年了,他們在大陸,差不多都有十年歷史,這些同志都經過了三十五、六年的鬥爭,他們要生活,又要工作,還要想方法弄錢來出版,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跟美國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種艱難困苦!所以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最艱苦的。他們工作堅持到現在是很艱難的,大家認識到,那樣的條件,美國現在的老同志,不過一兩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幾十年了,所以我們是要體諒他們,不過我們總是要工作,這樣會有衝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現在還保存著,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們,鼓勵他們,提出建議。1968年我們到日本旅行,我和碧蘭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見我們,更多知道香港的實際情形和過去十幾年的情況,我們從日本回巴黎,寫了一封信給全體同志,要他們積極工作,現在的世界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建議他們籌一筆款,出版書籍,出版刊物,我們說,香港的青年,請你們活躍起來,因當時歐洲和美加有個青年激進運動潮流。像美國那些年青人反越戰,就是那個時候。他們籌了錢,把每月有的一點錢拿出來,籌了幾千元,準備要辦一個刊物,但很吃力,有錢,還要寫文章。編輯的人,寫文章的人不夠,他們又停下來。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個新的月刊《70年代》,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進化運動,當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這是一個新的青年運動,我們香港的同志很難影響他們,我們建議寫的文章,他們寫,但是不能夠影響他們。例如王凡西,他接觸他們,還不能夠影響,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們的運動。19722月間,香港《70年代》雜誌二個成員到巴黎訪問我們,後來又有一批十幾人到來。他們一來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們是從外國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們就問我許多問題。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寫信給我,說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個負責人,我答覆他許多的問題。我同這些年青人大約有一年書信往來。跟他們談話,他們提出蘇聯的問題、中共的問題、全世界的問題,為什麼蘇聯是一個官僚獨裁的專政?為什麼中共又是一個官僚獨裁?所有的問題,我都給他們答覆了,有時談很長久的。最後被我說服了,他們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第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再進一步是托洛茨基主義。所以,這批人1973年回香港,當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的吳仲賢,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膽子大,他們不怕,頂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會遞解出香港,到澳門或大陸去。年青人是生長在香港,英國政府不能迫使他們離開香港,最多關起他們。所以這批年青人反對香港政府,示威遊行。他們敢於公開說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以,從前老同志不敢說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報紙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這班人,報紙常常登載。從1970年開始,我們向他們建議,把托洛茨基以前的書籍重新出版,拿到書店去賣。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書店寄售,它當然想賣,所以我們有一大批書,托洛茨基主義的書再版。像《俄國革命史》,像《中國革命問題》,現在又要再版。這些書籍印出來是公開賣的,所以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就擴大了。一年多兩年,他們出版《十月評論》刊物。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派運動在香港等於半公開。香港政府也不像從前的壓迫,共產黨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就不能公開?托派在英國是公開的,在倫敦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開。所以,我們現在的活動比較公開,半公開的,兩個刊物和書籍出版。我們可以公開地代表托派去演說,由這批年青人去復興托派運動。《十月評論》已經出版了快兩年,知道他們很積極、盡力的做。我們的書現在是公開出版,《十月評論》上有我的名字,將來還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寫的。他們登載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們要出版陳碧蘭的訪問記和回憶錄。這就是香港現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組織有幾十年,從1940 年左右,我們香港有組織,但是從來不能這樣的公開,我們出版刊物,從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們的書公開出版,刊物公開賣。這倒是新現象,也可以表現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也是一個發展,香港的組織雖然很小,但是組織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為所有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國家,從蘇聯到東歐、北韓、北越,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香港,我們還有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而且這個組織,最有鬥爭的傳統,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十五) 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立場

    關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產生的思想基礎,我們就要檢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政治立場,對於大的事變,它的政治立場是怎麼樣,才可以判斷托派起了什麼作用。我們可以用幾個大的事件做一個基礎,做一個標準來做判斷。

    第一個時期是從1929年到1949年這二十年,托派活動在國民黨最反動的統治底下。第二個時期,就是從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到現在二十六年。我們要分開來講。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有什麼最大的事變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918日日本侵略東北三省,1932128日,日本進攻上海都是大事變,對於中國的民族命運有關聯。我們採取什麼態度,中國怎麼辦?我們出版刊物,我們有文件、有宣言,我們的態度是分析日本佔領中國,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政策的結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敗的結果。所以我們宣傳這個基本觀點。日本侵略,我們要武裝對武裝,應該要武裝人民來對抗日本的侵略。為了這點,要求國民黨應該給人民有自由,沒有自由,怎能夠活動呢?所以我們提出的政綱,就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這種專制獨裁,只有幫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們的自由,所以人們要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人們要有公開的武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此,農民、受壓迫的人們在一起,幫助農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這是全民族的問題,為了實現這些自由,要有一個國民會議,要有一個普通選舉的有全部權力的國民會議,把這些自由活動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們的共同綱領。我們用這個共同綱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的專制獨裁。這些綱領和宣言等,在當時都是有文件發表或登載在報章上的。

 托派的運動也是上述同樣的兩個大時期,在上述第一個時期,首先是1931918日,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和1932128日日本進攻上海,我們當時採取的立場,是號召全國人民組織和武裝起來抗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批判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們提出由國民會議來解決重大的問題。

第二是1937813日,日本軍隊全面進攻中國,這是繼續從前佔領東北三省一樣,繼續擴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對中國的國家命運很重大的一個歷史性影響,同時對整個國際也是。托派的政策是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支持抗戰,抵抗日本戰爭,就是在蔣介石領導底下,我們在軍事上,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另一方面,我們批判國民黨的抗戰政策,是錯誤的反動的,它壓迫人民,不許人民自動的武裝,不許人民組織武裝自己,自由組織,不給人民有自由,所以我們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全國人民普選出的國民會議來領導這個抗日戰爭。這就是我們基本的態度。我們現在看起來還是對的。後來托洛茨基也表示這個意見,與我們完全一致。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托派有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派是陳獨秀,他從監獄出來,變了。在監牢,我跟他鬥爭,證明他的思想錯誤,在支持抗戰行動上表現出來。他跟我們不同,他也主張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這跟我們一樣,但是我們反對國民黨的抗戰政策不徹底,尤其對於人民繼續壓迫,人民沒有自由。陳獨秀跟我們不同,他主張不要批判國民黨,我們也無條件去批判蔣介石。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那時他已經放棄了革命的立場。他害怕批評國民黨。這就是我們的文件表明的,關於陳獨秀的我們有好幾個決議。第二個傾向,就是托派中的鄭超麟,也是個老托派同志和老黨員,他是另一個極端。他因為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他說這個戰爭不是革命的,我們則說有進步性。他說蔣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樣的,兩方面都是反動,所以他主張我們對抗戰應該採取失敗主義。這是極左的。這一傾向很危險,在那時候,如果在客觀上,我們是擁護日本人,贊成日本侵略,因為必須首先要打倒國民黨蔣介石,他已經領導抗戰,這樣就等於做漢奸、做叛徒。所以我們反對,我們反對這兩種傾向,我為此起草的決議案,是絕大多數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確的,也就是我們所代表的。後來,在日美戰爭發生的珍珠港事變後,王凡西又是個失敗主義者,我也批判了,我們批判他,尤其劉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種極左派。因為日本進入了中國,我們怎能夠對日本戰爭我們要採取失敗主義。我們採取失敗主義等於幫助美帝國主義。對這件事情我們是正確的。有很多文件,爭論得很厲害。結果,陳獨秀離開了托派。王凡西和鄭超麟也出來組織一個小組織。所以托派分裂了。不過,他們出去的人很少,幾個人。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後,托派對於和平後採取什麼立場?和平後,我們的政治立場是反對國民黨的專政,人民要自由,我們重新提出要有國民會議,解決國家的問題。《求真》同《青年與婦女》都發表這些意見,托派的政治立場是正確的。

   

 

 

最後,是國民黨同共產黨的內戰,引起共產黨後來奪取政權。我們起初批判共產黨機會主義政策,它等於投降,在中日戰爭中,它投向國民黨,它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這個領導,沒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們批判它。和平後,共產黨還想跟蔣介石建立聯合政府,這是機會主義,和平後,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個真正革命的黨,它可以很快的發動全國的工人農民走向政權,但是要跟國民黨合作,直到蔣介石把周恩來這位國共和談代表趕走了,才逼得毛澤東增加反抗,因蔣介石已經發表宣言,要拘捕毛澤東、朱德。我們批判這些。另方面,我們攻擊國民黨發動內戰,犧牲人民,這就是這時期我們對兩方面的批判。我們主張共產黨應該直接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認為國民黨應該打倒的,這是我們的立場。但是在這時期,我們托派有一錯誤。我們的錯誤就是,因共產黨用這樣純粹的軍事手段,不發動民眾,不能夠得到政權,原則上是對的,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就是第二次大戰後造成的整個國際形勢,特別是中國的局勢,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雖然實行機會主義,它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走上了政權,我們後來檢討,我們對這一點,沒有估計到。這是我們的一個教訓。關於這一點我還要說的,就是在國民黨統治二十年當中,托派對於重大事變的政治態度和政策。我們現在來回顧,我們是對的。共產黨就不同,是機會主義的,一時是冒險主義的,所以,這與我們不同。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托洛茨基主義正確,不能夠成為一個群眾的黨,領導工農走向政權呢?這是一個歷史大問題。我寫了小冊子解釋,就是托派在國民黨底下,被壓迫得非常厲害,例如1932年,陳獨秀和其他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國的基礎上,我們當時在城市內的基礎,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們可能很快的發展,成為一個大的黨,但是陳獨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幹部30幾人被捕,所以沒有辦法。這解釋了托派不容易發展,是受各個時期統治者的壓迫破壞太厲害。

 

(十六) 對中共統治政策的批評和我們的立場

 第二件事,是毛澤東派走上政權後,托派的政治主張,在這點上,我們也要根據那個大的事變來看問題。起初是一般的,我們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我們怎麼樣看法?第一,他是個機會主義者,斯大林派,為什麼能夠奪取政權?什麼樣的客觀原因?什麼是它的主觀原因?以及這個黨當時的政策,它的組織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後,就是我們的態度,這必須要有一種很嚴肅的分析。關於這方面,我在195111月做了一個很認真的研究,寫出了《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這是我給第四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國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贊同的。我在這個文件內就做了分析,認為中共能取得了政權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一是蔣介石政權的絕對腐杇無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後抛棄蔣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內戰,尤其是抗戰中的壯大,四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詳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3)。跟著,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個,多半是東歐國家的道路,就是走向變態的工人國家,這是斯大林主義的表現。事實上,毛澤東是跟著斯大林當時的東歐國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這個前提部份。我們的態度,我的報告後面提到,我們支持毛澤東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正確的措施,同時,我們指出他們的不夠徹底,我們指出應該沒收土地給農民,沒收所有資本家的財產歸國有,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歸國有。

 另一方面我們指出,工人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們主張工人農民兵士都要組織蘇維埃,來管理國家,然後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工農政府,工人和農民的政權,這就是我們的態度。我們這個態度很清楚,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關於這一點,我在1954年給瑞士一份托派的報章寫了一篇文章,我更簡約地叙述了我們托派的政治見解,在這篇給瑞士的托派刊物發表的文章中,我更具體地批判和分析,我們一方面支持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要摧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參加抵抗,這是我們的態度。要有一個真正的工農兵的蘇維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走東歐的道路,將會有一個政治革命,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來,是我們托派的意見。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產黨在1955年開始農業集體化,要農民參加生產合作社。關於農業集體化,我們支持,但是毛澤東的做法,我們反對。因他強迫農民參加。那時香港的托派同志,寫文章批判這件事情。我們表示這是一種列寧對農民的態度。1957年,毛澤東發動大鳴大放運動,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一位同志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這是對的,但是毛澤東不是這樣,他是要利用這個大鳴放來查出那些反對派,引這些反對派連同中共自己的黨員說出他們的真心話,說是「引蛇出洞」,然後加以打擊,當作右派,拘捕了幾萬人,開除了幾萬黨員,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擊,我們認為這是個陰謀,事實是如此。這是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這些是中國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時有5億農民,要他們一下子參加公社,這使全世界都震驚了,全世界的輿論都很驚奇。因為這實在是非常重大,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但在我們托派內也有人贊成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貝克和李福仁,中國有蘇達同志是贊成的。他們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擁護。那時候,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也很煩惱,形成二派,由紐約和洛杉磯兩地的成員所分別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寫一篇文章。我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評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我根據列寧、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以及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俄國的歷史事實和經驗,東歐的經驗,我全部的做了一個檢討,批判毛澤東的這種人民公社是一種冒險主義。我從理論上,歷史的經驗上,根據俄國的先例,給毛澤東一個批判,給人民公社批判。這種冒險主義必然會失敗,我預先指出要失敗。例如,公共食堂,我說這是行不通的,這是起碼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懂得的,物質生活落後,怎能夠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飯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國革命以後也辦不到!還要等一段時間。這是非常幼稚的,沒有知識的,一定會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時還沒有取消,當我說這個問題時。後來,沒有公共食堂了。原來公社是一個失敗,後來又恢復到生產合作社。我相信我這篇文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對這個問題最精細、最正確的分析。這也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觀點。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的分析是有預見。對落後國家,托洛茨基主義應該研究。所以,這篇文章刊出後,把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兩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們的意見,紐約的同志社工黨的領導是完全支持這個見解,而且給他解除了一個麻煩困難。其他的國家,像日本的Yamayiqi,他就最贊成我這篇文章的分析。當然,沒有人不贊成托洛茨基主義的意見。第三件,最後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給中共黨員的公開信,在明報月刊刊出,還有許多文章講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216日《給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封公開信》(見同上書)中,提出一個鬥爭綱領,我們的態度非常明顯,我們反對毛澤東用這種辦法排斥異己,排除反對派;打倒了劉少奇,林彪又來了。這就是我們正確的立場,我們批判反對派劉少奇,但是我們指出劉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澤東是有建設性的,代表溫和改良的。我們支持這個溫和派改良派,同時批判他不足夠,這就是我們的態度。像我們對俄國的赫魯曉夫批判,我們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義,但另一方面,我們批判他不夠徹底。最後,我們反對批林批孔運動,我們的《十月評論》有大量文章評論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歷史是很重要的。關於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為,涉及一些中國重大的歷史問題。

對於中共這個政黨和政權的分析,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共的勝利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見同上書)這是比較全面的分析。雖然不像托洛茨基寫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樣詳細,不過,一般是那樣一個新的分析。這也是因為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寫了文章,他們認為毛的黨,中共,不是斯大林黨,毛的政權不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中國實行了純正的革命。他們是把中共美化了,這就是一種投降毛澤東主義的思想,這是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起初在社工黨裡,他們的文章發表使得社工黨的領導層很麻煩,因為他們不很懂得中國的情形,不知道怎樣答覆他倆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寫篇文章講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文件來批判。在托派來說,是對毛派、毛政權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綱領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們現在根據這個綱領,視為對毛派的政治革命綱領。

總而言之,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因它表示托派對中共的政權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綱,提出政治革命,表現托派是非常有原則的,根據馬克思主義,不是隨便反對和隨便贊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蘇聯要有個政治革命,他是根據理論和事實的分析,從這點上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繼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運動在中國所經歷的,這四十六年,托派對於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寫出的,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的托洛茨基派有這麼多的文獻。因中國的事件發展得複雜,完全不同。一個斯大林黨掌握了政權,又是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對整個運動的發展,做出了我們的思想貢獻、正確的貢獻,我認為我們是對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見到有人能否定我們或是有理據批判我們。此外,中國托派目前對於中國的問題是有有系統的分析,並堅持主張的。

 

(十七) 中國托派對幾件世界大事的意見

我們中國托派對於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於世界大事的意見也有相當的貢獻。例如對古巴問題,我有兩個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羅剛剛走上政權,我對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時又有點危險,因為他國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國主義壓迫下,可能要墮落,尤其在蘇聯的援助底下會官僚主義化。我這個分析,第一次我寫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給國際委員會寫了一個決議草案,我們的分析,到現在還沒失效,事實上卡斯特羅是完全跟蘇聯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爾及利亞,她同法國帝國主義,經過了多年的戰爭。我曾經發表過意見,提出阿爾及利亞應該走怎麼樣的道路?我這個政綱性意見包括在《白恩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裡去?》一文內(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四卷)()。因這篇文章提到古巴問題,提到阿爾及利亞的問題,提到統一問題,這是我對國際問題比較重要的問題的文件。我對古巴的意見又重新分析,為什麼古巴走上政權和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我說得更詳細。也說她的缺點。對阿爾及利亞有我提出的政治綱領。因為對阿爾及利亞,我認為,那時白恩斯是極左教派主義,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個綱領性文件,這也許很重要,對於國際問題,阿爾及利亞很重要的。

[: 該文指稱 「阿爾及利亞的一切革命者必須團結起來,以現時獲得的政治獨立為基點,製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綱,再進而動員工人群眾及一切貧苦的農民繼續進行鬥爭,為撤退法國駐軍和取消它的經濟特權、為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和實現產業國有化、為爭取工農的民主權利,和建立工農兵委員會和工農政府而鬥爭,以此把阿爾及利亞推上社會主義道路----這便是我們對阿爾及利亞所應採取的路線,並以此為批評本.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標準,和鼓勵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繼續進行鬥爭的方針。」(見該書第242)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智利1970年開始的革命,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有個重要的意見。我曾經寫了封信,給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我在1971年就主張智利要成立工農兵蘇維埃,否則,這革命一定會失敗。因為只有成立蘇維埃,才能夠使軍隊兵士,跟軍官隔離起來,才能避免戰爭。我在《導論》中也提到。這是托派對國際運動的貢獻。對於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見。我主張葡萄牙應成立工農兵蘇維埃,不能專靠立憲會議。不過,這事現在還在爭論。中國托派對於國際運動重要事變有其主張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說,中國托派,從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從思想來說,是堅強的支部,我們特別的自豪。當然,我們的組織非常小,這並不是我們的主觀錯誤,而是一個歷史問題。托洛茨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創造了有系統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蘇聯活動,蘇聯的托派同志們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是可以解釋的。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挫折、失敗,處境是非常艱難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種可以說是最深刻的,最廣泛的意見。政治立場證明是對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運動裡面是不多的。

 

 (十八) 回顧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工作

訪問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傳部的組織。當時宣傳部是我負責的。在192425年是沒有的,從前宣傳部是有的,雖然沒有機構,也就有個人負責,沒有正式成立一個機構。我回來後,因我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要我負責宣傳部,所以就建立了一個宣傳部的機構。是一種獨立的,單獨的,有一個負責人。我是宣傳部部長。組織了一個宣傳委員會,可以大家討論關於宣傳出版工作。因宣傳部工作很廣泛,要領導出版兩個刊物《新青年》和《嚮導》,我要負責。這些刊物是對外和對內宣傳。還有對內的教育工作和辦黨校。所以要有個宣傳委員會來討論。宣傳委員會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後來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們宣傳委員會有陳喬年秘書,我們開會討論。有兩份報紙和兩刊物,我是主編,陳喬年是助手。所以,我們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黨校組織,很忙,沒時間教育,因革命發展像狂風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黨員,連青年團員一千多些,一年後便一萬多。所以我們人手不足夠。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夠。不過,我們也做了一點宣傳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我和瞿秋白。這問題很複雜,因有許多外國書籍,老是說彭述之與瞿秋白有仇恨、有衝突。我這個人從來不同人爭,我對於同志是採取一個正當的態度,我們同志間工作,政治上意見不同,也沒關係,可以討論。我是依照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我懂得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思想,我自己參加過。所以我是採取這種態度。我跟任何同志沒有成見,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績表。對瞿秋白也是這樣。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強,但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機會主義思想。1923年回國,和陳獨秀參加第四次國際代表大會一起回來。他回來,黨叫他編輯《新青年》。他寫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個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譯出來算是自己的,寫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認為不忠實,尤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學當教授,他講唯物史觀,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觀翻譯出來,後來,翻譯本印刷出來寫的是瞿秋白著,沒有說是從布哈林的書翻譯的,非常不光彩。

 

(編按: 原有錄音帶說到此為止。憶述和錄音歷時15天,從197611日至同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