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秋水長天(轉載)

 

慕容雪村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婺鰽菕C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堣F。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堛漸}犯,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于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物件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復的物件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稚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稚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蒙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計程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構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堙H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媥j死了幾個?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毀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堙A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于官員,也適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畫,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拼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拼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沖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踏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堙A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幹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堮野X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臺,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婼T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仍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遮罩、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遮罩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塈畯n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資訊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塈畯n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堥咱X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堙A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員警、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升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 慕容雪村是年青作家,1974年出生,山東人,以非虛構小說而著名,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