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朵拉」盒子打,民間抗爭的分水嶺

 

大進


 

       

 

79*的佔領行動,肯定是香港史上,至今最波瀾壯濶的民主抗爭行動。這次事件亦是一個分水嶺,讓公眾重新審視和質疑社會上原有的權力、價值、抗爭策略.....  *

(12月下旬,立法會外行人道仍有示威者紮營,拒絕離去,所以其實行動未算完結)

        今次運動的核心事件,是公眾追求政制民主化。「佔中三子」依據理論仔細部署,用逾年多時間,希望在議會制度以外,藉公民抗命向中央施壓,以求政制民主化,有實質的發展。

        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831的決定,令北京對香港選舉控制變得更嚴密,而令爭取民主的人士更感絕望。泛民以往在「民主回歸」框架下的信念,已變得空洞。他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的企圖,亦變得蒼白無力。以往抗爭的渠道、政圈分子的力量,似乎再難令大眾有懸念。「佔中」展開以來,在民間凝聚相當多的支持。上一次政改,泛民妥恊的策略,並不能換來甚麼進展。議會敗壞、特區政府不濟、 建制派囂張拔扈等等,都令港人徹底失望。難怪法律學者戴耀廷亦要喊出:「這是一個抗命的年代」,爭取民主自然亦要找另外的途徑。

        「佔中」運動出現,事實上已顯示民間的抗爭,再難用以往的模式進行。之前政制的博奕,很多都是所謂「政圈中人」的事。政黨、議員、特區和北京官員,以至那些所謂中間人,都是主要參與者。而這次運動開始時,已是由非政圈中人 (雖然「三子」是與現有政界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去策劃。

        嚴格來說,「佔中」未曾發生,事件未如「三子」心目中的劇本展開。「學聯」和「學民思潮」在罷課集會中突然發難,呼籲重奪公民廣場,警方粗暴鎮壓,引起公憤。928 警方瘋狂的87枚催淚彈,令情緒澎湃的群眾自發地佔領金鐘,其後包括旺角、銅鑼灣、尖沙咀。「佔中」在「佔鐘」中誕生。

        這次運動高度自發性,和對政黨政治的不信任,令運動參與者有高度自覺,抗拒單一和傳統政團領導。在金鐘佔領後期,有民眾更提出「無大會」和要拆走「大台」,避免一個強大的集權中央。這些傾向似乎亦是重新思考,在社會運動中個體與個體的權力關係。政黨和傳統社運團體亦很小心,以免被人指責參與只為「抽水」,希望邀功。

因為沒有「大會」,亦沒有團體自稱「領導」,個別團體和小組有自由採取行動,例如:佔領龍和道、試圖阻止政總公務員返工,衝擊立法會等等。這些去中心化,由下而上,講求自發自主的傾向,在這次行動中是十分明顯。直接民主、直接行動等等概念,就通通拿來實踐。

        當然,這些做法對運動是好是壞,抑或令力量變得零碎,缺乏持續性,是值得深入討論。以往社會行動那些固有模式:談判、集會、示威、請願,遊行,再不被認為是唯一選擇。其他形式的行動,對抗性、甚至激烈的行動,都有人提出,再不認為是禁忌。無可避免地,不同分析、不同策略,會有意見相左,互相指責。另方面,所以若果今次堵路和佔領,這些以往被認為激進行動,都未能取得成果的話,之後的行動將會是怎樣?會否是走向「更激進」層次?

       

 

社會上的權力關係,亦重新被審視。無論「佔中」、「佔鐘、銅、旺、尖」,從現有法例上來看,本質上已是抗命違法 (在抗命者眼中,已別無他法)。抗命者守護著佔領區,對抗是拿著「公權」的警察。在特區和中央的高壓政策下,警察其後暴力對付示威者,赤裸裸顯示出其國家機器的本質。特區現政府只懂緊跟著中央的政策,對港人的訴求充耳不聞,它管治的合法性,亦肯定被數以十萬計的抗命者進一步所質疑。從這次事件,抗命者亦深深體會到,中國和香港之間的文化、政治鴻溝,民族主義的大統一,不再是必然的。

        「佔領運動」的佔領區,是位於原本繁盛的商業地段,與周圍環境起著強烈對比。留守者和支持者把這個鬧市中的孤島,興建出一個「另類社區」:喜歡的話,可躺在馬路看星星,學生可在街頭溫功課。這堥S有嗆鼻的廢氣,却有著溫馨互助的人際關係。政總旁邊更有人闢出一畦田,讓人裁出花卉和植物,提醒我們耕種仍可以是生活一部分。佔領區內的浪漫氛圍,是對既有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價值的反思:我們想要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為甚麼我們不可能過著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一些看似虛無飄渺的概念,大家却可在佔領區實實在在地體驗。所以,公眾看得見的,不單只是追求民主選票,是現有社會制度改變後的各種可能。

        「潘朵拉」盒子已打開了,民眾的眼界和想像,肯定已再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