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

──關於第四國際的歷史和理論根源

托洛茨基著(1936829日) 史丹譯

 

        像我們現在處身期間的反動年代,不僅會令工人階級和她的先鋒隊解體和削解,並且還會把運動的一般理論水準降低,把政治思想拋回到許久以前已經經過的無數階段。在這種種條件之下,先鋒隊的首要任務是不能讓倒退的潮流把自己拖到後面,而必須逆流而上。要是不利的力量關係使先鋒隊無法守住他已經取得的陣地,那至少必須堅守他的思想立場;因為就是這些立場表述了過去用高昂的代價換來的經驗。愚人們將會把這種政策看成是“宗派主義”。實際上,這是在行將來臨的歷史潮流中,能夠為新一輪向前突飛猛進的浪潮作出準備的唯一手段。

 

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布爾什維克的反動

 

重大的政治失敗必然觸發對各種價值的重新思考,而這一般又會朝著兩個方向發生。一方是失敗的經驗所豐富的真正先鋒隊,它會盡其所能保衛革命思想的遺產,並且以此為基礎,嘗試教育新的幹部,以迎接未來的群眾鬥爭。另一方是那些循規守舊者,中派主義者和業餘玩票者;他們為失敗所嚇怕,用盡一切方法來毀壞革命傳統的權威,並且回到過去搜索他們的“新聖經”。

 

人們可以指出大量思想反動的例子,它們最經常採取的形式就是降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全部文獻,以至還有它們的衛星組織倫敦局,實質上就包含著如此的例子。在它們的文獻裡,並無任何屬於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提示,沒有一次為失敗的原因嘗試作出嚴肅的解釋;關乎未來,也沒有一句新鮮的說話。除了陳詞濫調、遵奉舊套、謊言,以及最首要的,為它們的官僚自保而憂心忡忡的說話之外,別無其它。只消往那些希法亭、奧托·鮑威爾們的數行文字去嗅嗅,就足以知道那種腐敗的程度了。至於共產國際的理論家們就更不消提。著名的季米特洛夫,說起話來就像一個店東摸著啤酒杯閒扯起來那樣的無知和俗套。那些人的腦袋太過懶惰,以至不會拋棄馬克思主義---他們出賣馬克思主義就是了。但我們感興趣的不是那些人。讓我們轉而談那些“革新家”吧。

 

前奧地利共產黨員威裡·施拉姆就莫斯科大審判寫了一本小書,這本小書有著其表現力的書題:《謊言的專政》。施拉姆是個有天資的記者,他主要的興趣在時事方面。他對莫斯科大審判的捏造冤案的批評,及他在揭露“自願悔過”的心理機制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可是他卻不自限於此:他要為社會主義創造一種新理論,以保證我們能在將來對抗失敗和冤案。而由於施拉姆完全不是個理論家,並且他顯然不熟悉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他於是完全走回到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去,尤其是回到從前德國的那一類社會主義去:也就是最為落後,感傷和濫情的那一種。施拉姆把辯證法和階級鬥爭拋棄,更不必提無產階級專政了。對他來說,社會改造的問題刪減為實現某種“永恆的”道德真理的問題;他使人類滿溢著這種真理,甚至在資本主義之下亦然。

 

威裡·施拉姆用插入一根道德腺來拯救社會主義的嘗試,得到了來自克倫斯基的雜誌《新俄羅斯》的歡欣榮譽的敬禮(這份外省古老雜誌現在於巴黎出版)。這份雜誌的編輯們言之有理地作出結論說:施拉姆得出了俄國式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原則;按這種社會主義在許久以前已經用對於信仰、希望和慈愛的神聖理念來對抗階級鬥爭的嚴厲和苛刻。俄國社會革命黨人的“新”學說的“理論性”的前提,只不過是回復到德國三月前(1848!)的社會主義!不過,要是要求克倫斯基和施拉姆對思想史有更為深切的知識,就會是不公平的。更為重要的事實是,現在聲援施拉姆的克倫斯基,當他擔任政府首腦的時候,正是他唆使把布爾什維克黨人當為是德國總參謀部派來的間諜來迫害;也就是說,施拉姆現在發動起那些形而上的封塵的絕對真理來加以反對的,正就是這個克倫斯基過去組織過的同一樣的捏造冤案。

施拉姆和他那一類人的思想反動的心理機制完全不複雜。這些人曾經一度加入一場深信階級鬥爭及受到唯物辯證法的吸引---若不是思想上就是言詞上---的政治運動。在奧地利和德國,事情以災難結束。施拉姆下了一個全盤的結論:這是辯證法和階級鬥爭的結果!而既然選擇何種啟示是由個人經驗和…個人知識所限,我們這個革新家便轉而到一堆破難中搜尋他的聖經,勇敢地拿它和布爾什維克對立,並且還和馬克思主義對立呢。

 

驟眼看來,施拉姆那種牌子的思想反動是太過原始了(從馬克思到克倫斯基!),不值得留步一顧。但它實在是十分有啟發性的:正由於這種思想反動的原始性,使它代表了其他各種反動形式的共同準則,特別是由全盤責難布爾什維克主義來表達的那類反動的形式。

 

“回到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在布爾什維主義內找到了歷史性的最高的表述。無產階級在布爾什維主義的旗幟下得到了第一次勝利,建立了第一個工人國家。沒有任何事物能從歷史抹去這宗事實。而由於十月革命在現階段導致了官僚的勝利,具有官僚壓迫,掠奪和捏造冤案的制度---用施拉姆大快人心的表述來說,是“謊言的專政”---許多形式主義者和膚淺的頭腦便得到這個歸納性的結論:不拋棄在布爾什維主義便無法進行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我們已經知道,施拉姆走得還要遠一些;他說:墮落為斯大林主義的在布爾什維主義是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出來,因此仍然立足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便無法戰鬥斯大林主義。又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沒有那麼貫徹,然而數量更多,則說:‘我們必須從在布爾什維主義返回馬克思主義去。’但怎樣返回去?回到什麼馬克思主義?早在馬克思主義以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形式“破產”之前,它已經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形式下經歷了破產。“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口號的意思是否表示,躍過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時期…,回到第一國際呢?但第一國際在它那個時代也已經是破產的了。因此,分析到底,問題是在於返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去。人們可以不必離開書房,甚至不用脫掉拖鞋,便能夠完成這種英雄式的跳躍。但我們怎樣能夠省略數十年來在理論和政治方面的鬥爭---這當中包含從我們那些經典(馬克思在1883年去世,恩格斯在1895年)進而來到我們所在的時代任務呢?提議把布爾什維主義作為歷史上一個“破產”的傾向來拋棄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提出其他的路向。所以問題就縮減為最簡單的建議:研究《資本論》。我們難以反對這個建議。在布爾什維黨人也同樣研究《資本論》,並且不是閉上雙眼來研究。然而這也無法阻止蘇維埃國家的墮落和莫斯科大審判的演出。那麼,怎麼辦?

 

布爾什維主義須對斯大林主義負責嗎?

 

斯大林主義真的是如所以反對派說的,如斯大林本人所公開宣佈的,又或如孟什維克派,無政府主義者以至某些自以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教條主義者,是代表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合法產品嗎?‘我們向來就預見到了,’他們說,‘從禁制其他社會主義黨派開始,到鎮壓無政府主義者,在蘇維埃內設立布爾什維克專政,十月革命只能以官僚專政來結束。斯大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延續,同時也是列寧主義的破產。’

 

這種推理的漏洞產生自不言而喻的把布爾什維主義,十月革命和蘇聯等同起來。敵對力量之間的鬥爭的歷史進程,由在真空中演化的布爾什維主義所替代。然而布爾什維主義只是一個政治傾向,它和工人階級緊密融和,但卻不等同於工人階級。而在蘇聯內部,除了工人階級之外,尚有上百萬、上千萬眾的農民,各類少數民族;並且還有著壓迫,苦楚和無知的遺產。由布爾什維黨人建立起來的國家不僅反映了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和意志,並且同樣也反映了國家的文化水準,人民中的社會組成,野蠻的過去和同等野蠻的世界帝國主義。把蘇維埃國家的墮落過程呈現為純粹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演化,就是僅僅拿蘇維埃國家內其中之一種元素之名來妄顧社會現實,用純粹的邏輯把這種元素孤立出來。人們只須用其名來稱呼這種基本的錯誤,便能把它徹底幹掉,片甲不留。

 

無論如何,布爾什維主義從來不把自己和十月革命等同起來,也不會和由它頒佈成立的蘇維埃國家等同起來。布爾什維克自視為歷史的各種因素之一種,是其中‘自覺’的因素---這種因素十分重要,但卻不是決定性的。我們從不曾犯歷史主觀主義。我們把不僅在一國範疇且也在國際範疇上的階級鬥爭---在既有的生產力的基礎上---視為決定性的因素。

 

當布爾什維黨人向農民中的私有制傾向讓步,對黨員資格設立嚴格規條,清除黨內異己分子,禁制其他黨派,引進新經濟政策,准予設立企業作為讓步,或是和帝國主義政府達成外交協定的時候,他們便從那個一開始在理論上便顯而易見的基本事實裡得出片面的結論。清楚的基本事實是:不論奪取政權本身是多麼的重要,但它絕不會令黨搖身變為歷史進程的絕對的統治者。黨在奪得國家政權後,不錯是能對社會的進程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但它同時也反過來十倍地承受著來自社會各種元素的更大影響。它能被敵對的力量直接攻擊,擲出政權之外。在尤為趑趄不前的發展下,它能夠從內部墮落而同時又保住權力。那些試圖在斯大林官僚體的腐敗中尋得殲滅布爾什維主義的宗派主義邏輯家,正就是不明白這項歷史發展進程的辯證法。

 

那些先生們實質上是說:無法保證自身不會墮落的革命黨是壞的。布爾什維主義按照這個先決條件自然是要受到責難---它是沒有護身符的。但這個先決條件本身就錯誤。科學思維要求具體的分析:黨是如何及為何墮落的?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人本身之外,迄今還沒有其他人對此作出分析。為了作出分析,並不需要和布爾什維主義決裂。而且相反,他們從本身的火藥庫中找到澄清其命運所必需的一切。他們得出這個結論,斯大林主義不錯是從布爾什維主義中“生長出來”,但並非是邏輯地,而卻是辯證地從中而生;斯大林主義之生成不是作為革命的確認,而卻是作為特爾米多熱月反動對革命之否定。兩者全無共同之處。

 

布爾什維主義的基本預測

 

但是布爾什維黨人毋須等到莫斯科大審判才能解釋蘇聯執政黨解體的諸種理由。他們在許久以前已經預見到這點,並且說出了這種發展在理論上的可能性。讓我們記憶布爾什維黨人的預測吧;這項預測不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作出的,而是在十月革命前許多年便已經作出了。在一國和國際戰場上,力量的特定的整合是能夠有助於落後國家如俄國的無產階級首先奪得政權。可是,正是這同一的力量整合在事先就已證明到,在沒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相當迅速的勝利下,俄國的工人政府將不能生存。孤立無援的蘇維埃政權必然倒臺,或是變質。更確切的是:它將首先變態而後倒臺。我本人從1905年開始已經不止一次撰述過這個問題。我寫的《俄國革命史》收集了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從1917年到1923年就這個問題發表過的全部聲明。他們全都帶出一個結論:沒有西方的革命,布爾什維主義將會被國內發生的反革命,或外來的干預肅清。列寧一再強調,蘇維埃政權的官僚化不是個技術上的問題或組織問題,而卻是工人國家走向墮落的潛伏開端。

 

19223月黨第十一次大會上,列寧談到某些資產階級政治家,尤其是自由派教授烏斯特裡亞洛夫在正值新經濟的時候給予蘇維埃俄國的支援:“雖然烏斯特裡亞洛夫是個立憲民主黨人,資產階級,支持干預,但他說:‘我贊成支持蘇維埃政府’,‘我贊成支持蘇維埃政權,因為它現在走的道路將會把政權帶向一個尋常的資產階級國家。’”比起“共產黨人多愁善感的謊言”,列寧寧取敵人尖酸刻薄的聲音。他對黨發出清醒嚴肅的危險警告:“我們必須坦白說出來:烏斯特裡亞洛夫說到的事是有可能的。歷史知道各種各樣的蛻變。依靠堅定的信念,忠誠和其他顯著的道德素質來對待政治,並不是嚴肅的態度;一些人或許賦有光彩奪目的道德素質,但歷史的課題是由廣大的群眾來決定。要是幾個少眾不適用於那些歷史課題,歷史有時是不會對他們太客氣的。”(《列寧全集》英文版第33卷(1937年版)286-287頁)一句話,黨不是發展的唯一因素;而在更大的歷史範疇上來說,更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列寧在同一個大會上繼續說(這是他最後出席的一次大會):“…這很簡單,每個人都可以明白。但那些民族的文化會發生什麼事情?事情到此便不那樣簡單了。假如勝利的民族要比被征服的民族較有文化,前者會把自己的文化強加在後者身上;但假如情況是相反,則被征服的民族會把自己的文化強加在戰勝者身上。這種事情不是在[俄羅斯共和國]首都上發生過嗎?那4700個共產黨人(接近軍隊整整的一個師,並且他們全都是最優秀的人)有受到異己文化的影響嗎?”(同上,288頁)

 

上述的一番話是在1922年說的,並且不是第一次說。歷史不是由幾個人造出來的,即使是“最優秀”的幾個人。還不止此呢---那些“最優秀”的幾個人並且能夠墮落到異己的精神去,即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去。不僅蘇維埃國家能夠放棄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也能喪失自身的布爾什維主義。

 

從清晰理解到這個危險中,派生了左派反對派;它自1923年確定的組織成立。左派反對派日續一日的紀錄了墮落的症候,試圖運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意志來對抗日漸壯大的特爾米多反動。然而這種主觀因素證明是不足夠的。按照列寧說的決定鬥爭結局的“廣大群眾”,對國內的匱乏和長久等候世界革命感到疲倦了。群眾的情緒消沉了。官僚占了上風。它唬嚇革命的先鋒隊,踐踏馬克思主義,出賣布爾什維克黨。斯大林主義戰勝了。布爾什維主義透過左派反對派這個形式與蘇維埃的官僚層及其共產國際決裂。這就是發展的真實路向。

 

在形式的意義上,斯大林主義確乎是從布爾什維主義派生出來。即使時到今天,莫斯科的官僚繼續自稱為布爾什維克黨。這簡單是由於動用布爾什維主義舊有的標籤能更好地愚弄群眾。可悲的是那些理論家們會把外殼當作為果實,外觀當為現實。藉著把布爾什維主義等同於斯大林主義,他們替特爾米多反動派們提供最佳的服務;而正是這個原則,令他們扮演了一個清楚無誤的反動角色。

 

鑒於政治戰場上所有其他政黨受到取締,人民各種層分間的對抗性的利益和傾向,便必定或多或少地從執政黨內找得表述。當政治重心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轉移到官僚體,黨的社會結構和黨的思想亦相應的發生了變化。勢如破竹的發展過程令黨在過去15年來承受墮落的迅速程度,比起社會民主黨在過去半世紀來更甚。[蘇聯]當前進行著的清算,在布爾什維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不單劃下了一條血淋淋的界限而已;橫跨在兩者之間的,完全是血流成河。布爾什維克整整一個老輩代,參與了內戰的中生代的重要部分,以及對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採取嚴肅態度的年輕人,他們所有人之受到消滅,不僅顯示出布爾什維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政治上是水火不容,並且還是徹頭徹尾的,在肉身上也水火不相容。這點能夠被視而不見嗎?

 

斯大林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試圖把斯大林主義看成是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產物,並且更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產物。他們意欲用更為現代化的自由蘇維埃聯盟來代替巴枯寧主張的父權式的“自由公社聯盟”。但是他們和以往一樣,反對集中的國家權利。事實上,“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分支社會民主主義一旦踏上政權之後,便公開成為資本主義的代理人。其餘分支產生了新生的特權階層。罪惡之源在於國家,這是明白不過的。

 

從展闊的歷史觀點來看,這種推理含有一定的真實性。國家作為約束性的機器,無疑是政治和道德炎症的一個泉源。而按照經驗所示,這項推理同樣適用到工人國家。以致最後能夠得出這個結論說,斯大林主義是一種社會條件下的產物:這個社會尚無法擺脫國家這件緊身衣。可是這種局面並無包含任何有對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評價的東西,而只是刻劃出人類文化的一般水準,而更主要是刻劃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關係。我們同意了無政府主義者所說的,國家---即使是工人國家---是階級野蠻主義的泉源,而人類的真實歷史將由廢除國家後才誕生;然則,以下這個問題仍然以其全部力量擺在我們面前:什麼道路和方法將導致廢除國家?最近的經驗證明了那些道路和方法,確乎不會是無政府主義的方法。

全世界唯一一個重要的無政府主義組織CNT的領袖們,臨到關鍵性的時刻,成為了資產階級的部長。他們用“不尋常的情勢”的壓力來解釋他們之公開叛賣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他們的時代中,難道不也是引用過同一個口實嗎?自然囉,內戰不同于和平常態時期,而是個“不尋常的情勢”。然而每個嚴肅的革命組織正是為了“不尋常的情勢”而做準備的。西班牙的經驗再一次顯示到,在“正常情勢”下被資產階級國家准予出版的小冊子可以“否定”國家,但在革命的條件下便沒有“否定”國家的餘地了;正要相反,革命的條件要求把國家征服。我們全無意思怪責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揮動筆桿,把國家一筆勾銷。一個革命的黨,即使在奪取政權之後(而對於這點,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們是無能為力的,儘管無政府主義的工人們英勇非凡),也仍然不是對社會有絕對權利的統治者。但我們十足責難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在和平時候來看完全合適,但當革命的“不尋常的情勢”一旦展開,這種理論便得迅速放棄。在昔日(大概現今亦然)有些將軍認為,對軍隊最為有害的事物莫過於戰爭。那些革命者和那些將軍處在同一層次,他們聲稱其學說被革命毀壞了。

 

關於最終目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完全一致:消滅國家。是在人們無法簡單地用不聞不問來達到消滅國家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者是所謂的“國家主義者”。斯大林主義的經驗並無否斥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卻是從反面確證了這個教導。革命學說教導無產階級在形勢之中正確地擺正方向,積極利用形勢;但學說當然不包括保證自動勝利。然而卻是惟有通過運用這種學說,才有可能勝利。再者,絕對不應把勝利視為單一的事件;必須從歷史的遠景出發考慮問題。第一個工人國家---這個工人國家處在低下的經濟基礎,備受帝國主義包圍---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憲兵隊。但真正的布爾什維主義向這個憲兵隊發動你死我活的鬥爭。斯大林主義為了保存自身,現在被迫發起直接的內戰,攻擊布爾什維主義---在攻擊“托洛茨基主義”的名義下進行,並且不僅在蘇聯,甚至在西班牙。舊有的布爾什維克黨已死,但布爾什維主義到處冒出頭來。

 

從廣義來說,從布爾什維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推論出斯大林主義,就和從革命推論出反革命一樣,全無二致。自由派---保守派,及隨後的改良主義思想,向來就是以這種陳詞濫調為其特點。由於社會的階級結構使然,革命經常會產生反革命。一些邏輯學家於是乎會問,這難道不是表明革命方法的內部有著某些瑕疵嗎?可是,不論自由派或改良主義者,迄今仍無法成功地發明出一種更為“節省”的方法。不過,要是不容易合理地說明活生生的歷史進程的話,為這個歷史進程的潮汐交替作出合理的詮釋卻是不難辦到的;因此,藉著純粹邏輯便能從“國家社會主義”推論出斯大林主義,從馬克思主義推論出法西斯主義,從革命推論出反動。一句話,從命題推論出反命題。一若在其他許多領域,無政府主義思想在這個領域裡是自由派理性主義的囚徒。沒有辯證法,就不可能有實在的革命思想。

 

布爾什維主義之作為斯大林主義來源的

政治“罪孽”

 

理性主義者的論據,至少從表面看,有時具有更為具體的特徵。他們不會在整體上從布爾什維主義推論出斯大林主義,但卻是從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罪孽推論出之(這類型思想的最為特出的代表是著有論斯大林一書的法國作家B.蘇瓦裡納。B.蘇瓦裡納本書中的事實和文獻方面,是漫長而認真的材料搜集的成果;可是作者在歷史哲學觀方面的庸俗性卻教人吃驚。他從布爾什維主義內在的弊端來解釋接二連三的歷史不幸事故;對他來說,歷史進程的真實條件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作用是不存在的。就連泰納的“社會環境論”,也比蘇瓦裡納更為接近馬克思)。按照戈特、潘納卻克,某些德國“斯巴達克斯派”和其他人的說法,布爾什維克人用黨專政取代了無產階級專政,而斯大林則用官僚專政取代了黨專政。布爾什維克毀滅了所有黨派,只餘自己;斯大林則為了波拿巴小集團的利益而扼殺了布爾什維克黨。布爾什維克和資產階級作妥協;斯大林成了資產階級的盟友和支持者。布爾什維克宣揚參加到舊有工會和資產階級議會的必要性,斯大林則和工會官僚和資產階級民主交朋友。人們可以隨意作出諸如此類的對照。這些看來有力的對照,全都空洞無物。

無產階級只能通過他的先鋒隊奪取政權。無產階級本身之所以必需要有國家政權,乃是由群眾不充裕的文化水準及他們的蕪雜性而來。組織成為政黨的革命先鋒隊是群眾熱烈追求自由集結而成的結晶體。先鋒隊若是沒有階級的信任,沒有階級的支持,就無從談到征服政權。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整個階級作出的努力,而只不過是在先鋒隊的領導下而已。蘇維埃只不過是先鋒隊和階級之間的聯繫在組織上的形式。只有黨才能為這個形式賦予革命的內容。十月革命的正面經驗和其他國家的負面經驗(德國,奧地利,以至西班牙)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沒有人通過實驗來表明或試圖在紙上清晰地說明,無產階級在沒有一個知道它的需要的黨的政治領導之下,如何能奪取政權。這個黨之把蘇維埃在政治上從屬到黨的領袖去,就同保守黨多數的統治之廢除了英國的議會制度一樣,不多不少。

 

至於在禁止其他蘇聯政黨方面,那並非出自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卻是一個備受敵人包圍的落後、破落的國家為了保衛專政而實行的一項措施;這項措施隨後更以禁制執政黨之內的派別來完成。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便清楚無誤的知道這項措施巨大的危險。可是危險的根源並非埋伏在專政的學說或戰術之內,而是埋伏在專政物質上的弱勢方面,埋伏在國內及國際形勢的困難之內。假如革命勝利了,比如說,單是在德國一國勝利,那麼禁制蘇聯其他政黨的需要性便會立即消失。一黨統制成為了斯大林主義的極權制度在法理上的起點,這絕對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可是造成這種發展的理由,既不在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也不在於禁制其他政黨這項臨時性的戰時措施,而卻是在於歐洲和亞洲的無產階級發生了連串的失敗。

 

這同樣適用在無政府主義的鬥爭方面。在革命的英雄年代,布爾什維克黨人和真正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攜手作戰。他們中有許多人被吸引成為黨的基層。本文作者曾經不止一次的和列寧討論到,在當地居民的同意之下,把某些地區撥給無政府主義者的可能性,以讓他們可以維持無國家的實驗。然而內政,外國封鎖和饑荒不容這種計畫的空間。至於克朗士達脫的起義嗎?然而革命政府自然不會由於有少數幾個可疑的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到反動的農民-士兵的起義,就把保衛首都的堡壘“贈送”給起義的兵士去。就關於克朗士達脫,馬哈諾(Makhno)和革命中的其他插曲,對這些事件作出具體的歷史性分析,便會使這些由無知和濫觴大吹特吹而成的傳奇沒有發揮的餘地。

 

最後只餘一宗事實,即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不僅動用了定罪,並且還動用了強制力量。後來,從革命中生成的官僚壟斷了強制制度以為己用;這點是毋庸置疑的。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皆是從之前的階段而來,在之前的階段紮根,並且具有之前的階段的某些特點;即使在翻天覆地的發展階段如革命及反革命,也無例外。包括韋伯斯在內的自由派,經常強調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只不過是沙皇專政統治的新版本。他們對以下這些“細節”閉眼不顧:廢除君主制和貴族,把土地交給農民,褫奪資本,引進計劃經濟,推行無神論教育,等等。無政府主義自由派同樣地閉眼不顧這項事實,即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縱有著壓迫,但它是在群眾的利益下顛覆了各種社會關係;而斯大林派的特爾米多反動的顛覆,是在特權少數的利益下連帶令蘇維埃的社會發生轉變。把斯大林主義等同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此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準則,這是清楚不過的。

 

理論問題

 

布爾什維克主義其中最為出眾的特點,是它對待學說的問題有著嚴厲,準確乃至於是愛爭吵的態度。列寧全集的27卷著作永遠都會是理論的最高覺悟的例證。布爾什維克主義要是沒有這個最基要的素質,便永遠無從完成它的歷史作用。在這一點上,粗糙,無知及全然的經驗主義性的斯大林主義處在截然相反的另一端。

 

左派反對派在超過10年之前在綱領上宣佈:“自從列寧死後,一整系列的新理論被創造出來;這些理論的唯一一個目的,是為斯大林主義者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上往後退作辯解。”還在數天之前,曾經參加過西班牙革命的美國作家列斯頓·M·奧克寫道:“斯大林主義者實際上是當前首屈一指的馬克思和列寧的修正主義者---在修正馬克思方面,伯恩斯坦是難望斯大林的項背,沒有他的一半膽量。”這個說法絕對正確,人們只須補充一點,即伯恩斯坦實際上頗為感到有理論的需要:他認真地試圖把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實踐與其政綱拉上關係。至於斯大林主義官僚,則不僅和馬克思主義全無共同之處,並且是與任何學說和體系迥然陌生的。它的“意識形態”從頭到腳滲透著員警的主觀主義,它的實踐是暴戾的經驗主義。它對任何理論的敵意態度與簒權者階層的根本利益完全吻合:它不能為自身的社會作用作出交代,也無法向任何人作交代。斯大林不是用理論家的筆桿子修改馬克思和列寧;他用的是格柏烏的鐵蹄。

 

關於道德問題

 

被布爾什維克主義撕破他們的廉價面具的那些自吹自擂的無足輕重的人,尤多抱怨布爾什維克主義“不道德”。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者”,文人,議會,及其他圈子裡,傳統的價值觀大行其道,又或者是用傳統的語言來掩飾他們之缺乏價值觀。這個龐大,混雜,互相保護的社會---“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敏感的皮層,無法忍受馬克思主義的手術刀的觸碰。在兩個陣營之間猶豫不定的理論家,作家,道德家,他們在過去和現在仍然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惡意地把分歧誇大,沒有能力和其他人“忠誠”合作,並且“陰謀”工人運動的團結。還有,那些易於大動肝火,神經過敏的中派主義者,經常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惡意中傷”他---只簡單地由於布爾什維克黨人把他那些半吊子的思想推行到底,而他本人卻從來辦不到。但事實是只有這種寶貴的素質即用毫不妥協的態度來對待所有遁詞和逃避,才能教育一個革命的黨不會對“不尋常的情勢”視而不見。

 

分析到底,每個政黨的道德素質皆來自于它所代表的歷史利益。布爾什維克主義具有自我犧牲的精神,不偏和,勇猛,蔑視各種虛飾和謬誤;這些道德情操---人類天性的最高素質!---來自於為被壓迫者的利益服務的革命的不妥協性。斯大林主義官僚在這個領域裡仿效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言詞和姿態。可是當員警機器應用上“不妥協性”和“沒有彈性”來為特權少數效勞的時候,這些素質也就成了道德淪喪和作惡多端的泉源。對於那些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英雄主義等同于特爾米多分子的官僚犬儒主義的先生們,我們只能嗤之以鼻。

 

時至今天,儘管發生過近期許多充滿戲劇性的事件,那些凡夫俗子仍是寧可相信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鬥爭,是一場關乎個人野心的勾心鬥角,或至好也不過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兩種“形式”之間的衝突。持這種意見的人當中,美國社會黨的領袖羅曼·湯馬士有著最拙劣的表述;他寫道:“沒有多少理由相信,假如勝利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便會結束俄國的陰謀,密謀和恐怖統治。”(《美國社會主義者評論》19739月號第6頁)這個人竟自視為…馬克思主義者。人們也可以有權利說:“沒有多少理由相信,假如是羅曼一世佔據全知聖潔的皇座而不是皮烏斯十一世,天主教教會便會變為社會主義的堡壘。”

 

湯馬士無法理解,問題不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角力,而卻是官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水火不容。即使時到今天,蘇聯的統治階層誠然還是被迫去適應仍未消除殆盡的革命遺產,同時又一面通過直接的內戰(血腥的“清算”---大量剷除不滿者)來為社會政權的轉變作準備;但在西班牙,斯大林主義集團已經公開地擔任資產階級秩序的堡壘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波拿巴主義官僚的鬥爭就在我們的眼前變成了一場階級鬥爭:是兩個世界,兩種綱領,兩種道德之間的鬥爭。要是湯馬士認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不名譽的壓迫者的勝利,不會令蘇維埃政權從政治和道德上恢復朝氣,那他只會證明哪怕他有多麼的保留,支吾其詞和虛偽的歎息,他是遠為接近斯大林主義官僚而並非工人。湯馬士就和其他揭露布爾什維克的“不道德”的人一樣,乾脆就不會長進而成為有革命道德的人。

 

布爾什維克主義傳統和第四國際

 

那些企圖越過布爾什維克主義而“返回”馬克思主義的“左派”,一般都自限在各種孤立的萬應靈藥:杯葛舊有工會,杯葛議會,創立“真正的”蘇維埃。在戰役的第一輪熱潮之際,所有那些萬應靈藥看起來還會是極端有深度;但時到今天,經過最近的經驗之後,這樣的一種“幼稚病”已經喚不起哪怕是人們的好奇心了。荷蘭的霍爾特和潘納卻克,德國的“斯巴達克派”和意大利的博爾迪蓋派人士,只不過是藉著人為地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其中的一個特點大吹特吹,並且反對其餘各點,藉以來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分立開來。但所有這些“左”派傾向,無論在實踐和理論方面已經蕩然無存。這便是一項間接的,但重要的證據,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代唯一可能的形式。

 

布爾什維克黨在行動中表現出最高度的大無畏的革命勇氣和政治現實主義兩者的相結合。它首次在先鋒隊和其階級之間確立起能保證勝利的唯一關係。它用經驗來證明,只有通過傳統小資產階級黨派的政治失敗,無產階級和農村被壓迫的群眾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才有可能結成同盟。布爾什維克黨向全世界作出示範,怎樣進行武裝鬥爭和奪取政權。那些拿抽象的蘇維埃和黨的專政對立的人應該明白,只是多虧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才使蘇維埃能從改良主義的泥沼中脫穎而出,竣至無產階級國家的形式。布爾什維克黨在內戰裡達至把軍事藝術和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確地相互結合。假如斯大林主義官僚真的會成功地破壞了新社會的經濟基礎,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計劃經濟的經驗也將永遠作為人類最偉大的教導之一載入歷史。只有那些背對歷史的進程,受到挫敗,受到冒犯的宗派主義者才會對此不顧。

 

但那還不是全部。只因布爾什維克黨用理論照亮它的每一個步伐,所以它才能推行它那無與倫比的“實際”工作。這套理論不是由布爾什維克主義創造的:它是由馬克思主義裝備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是運動的理論,而非停滯不前的理論。只有規模浩大的歷史事件才能豐富這套理論本身。布爾什維克主義對帝國主義時代作為戰爭和革命的時代的分析,對資本主義腐朽時代下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分析,對罷工和起義之間的互相關係的分析,對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下黨,蘇維埃和工會的作用的分析,對蘇維埃國家的理論,對經濟的過渡時期的分析,對資本主義沒落時代的法西斯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的分析,及最後對布爾什維克黨本身和蘇維埃國家的墮落的分析,俱為馬克思主義帶來無比珍貴的貢獻。有哪些其他傾向曾經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結論和歸納作出本質性的補充,且舉出這些傾向的名稱吧。范德費爾德,德布魯凱爾-希法亭,奧托·鮑爾,萊昂·勃盧姆,濟羅姆斯基,以至更不消提到梅傑·阿特利和羅曼·湯馬士這兩個人了;所有這些人不論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依靠過去的破爛殘餘來討生活。共產國際之在理論上淪落到第二國際的水準這個事實,是其墮落的最為赤裸的表述。至於其餘所有種種中間性的團體(英國的獨立工黨,西班牙的POUM之類),每隔不久便摘取馬克思和列寧的片言隻字來應付它們的當時需要。他們無法教育工人什麼。

 

唯有把馬克思和列寧的整套傳統的第四國際的建立者,才是持著嚴肅的態度對待理論。凡夫俗子或會取笑道,繼十月革命勝利後的20年,革命者們又再一次投身到謹小慎微的宣傳準備工作去。在這個問題上,一如對待其他問題一般,大資本家們比起那些自視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更有洞察力。有關於第四國際這個題目,經常見於世界報章上的專欄,決不是出於偶然的。歷史對於革命領導的危急需要,向第四國際承諾了特別迅速的發展速度。第四國際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有機的產物而非歷史大道之外的旁枝這個事實,是第四國際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就的最大保證。

 

(譯自《托洛茨基全集1936-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