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托派組織略記

熊安東

 

“抗戰爆發後,閆子桂曾把一大批流亡內地的山東學生拉到托派組織。"(唐寶林《中國托派史》214)

“四川的托派組織也有相當的發展,復刊了機關報《電光》。”(唐寶林《中國托派史》214)

        一九八六年,梁貽在香港出版《回顧》一書中,記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他由西安沿川陝公路步行進四川,走到羅江,“見了閆子桂”,“和子桂盤桓了一天”(當時閆子桂是國立六中四分校的教員),“他在學生中有了信仰,已經謹慎地建立了(托派)組織。” “我俩有同一觀點:學生一定要進工廠,不經過鍛煉是靠不住的。”(梁貽《回顧》62)

        抗日戰爭時期,四川產生了托派組織,可以說是梁貽和閆子桂兩個人做起來的。閆子桂在國立六中四分校影響發展了五十多名托派思想的學生,梁貽先到重慶進工廠,然後把陸續到重慶的托派學生引進工廠做工,實踐他同閆子桂的“同一觀點”。

        梁貽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了重慶,經熟人介紹,到距市區四十多里的磁器口軍政部製呢廠電燈房幹了三個多月後,又考取了金陵大學電機系開辦的電氣訓練班,校址在曾家岩,對面是重慶電力公司。梁貽在製呢廠時結織的青年工人師傅劉振基已轉到了電力公司,兩人朝夕相處,受他影響,劉振基成了托派成員。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十二月,第一批托派學生孟憲章、楊壽元、曹慶華、孫鴻智、尹純德、張聖時、楊承章等先後到了重慶,他們大多數進入工廠當工人。楊壽元先進益世報印刷廠學排字,後進二十一兵工廠技術學校;孟憲章進二十一兵工廠步槍廠學徒工;孫鴻智進二十一兵工廠當鍛工,因不能適應鍛工工人生活,又回到了學校讀書。

    一九四0年暑假前後,第二批真理讀書會員到了重慶。他們是劉志超、蘇學常、范文華、任玉璽、康至全、劉廣恩、趙盛文、曹慶華、劉恒新、郭桓參、陳汝霖、牟家義等十多人。劉志超進南方印書廠排字工;蘇學常南岸織布廠工人;劉恒新磁器口軍政部製呢廠;劉廣恩軍政部製呢廠;康至全公共汔車司機;曹慶華公共汽車售票員;趙盛文郭家沱五十兵工廠勤雜工;任玉璽南岸氿精廠。

        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後,第三批會員到了重慶,他們是單才、單松岑、王香臣、張洪仁、杜文林、隗寛、趙風田、王學誠、李廣智、蔣復學、李雨亭等十多人。單才江北鐡廠掄大錘;單松岑江北鐡廠鍛冶工;王香臣二十一兵工廠製圖工;張洪仁二十一兵工廠製圖工;杜文林南方印刷廠學徒工;王學誠、李廣智、蔣復學三位會員因沒有及時找到工作,流落街頭,夜宿嘉陵江岸邊的廢棄船上,都死於霍亂。

        大批托派學生進工廠當工人,梁貽策劃着要成立個核心領導小組。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上海重慶兩地通航通郵,經上海托派組織介紹,梁貽與在重慶的張維良取到聯系。張維良在施復亮開的南方書店當伙記,幫施復亮主持南方書店業務。由於張維良的關係,劉志超和杜文林先後進入南方印刷廠。一九四O年底,梁貽與在部隊上當排長的趙芳舉取得聯系後,趙芳舉脫離部隊,考入重慶電力公司當職員。趙芳舉,山東青州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山東讀師範學校時參加入托派,與梁貽是同一時代的一代托派,他們參加托派時,正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指令下,執行左傾冒險政策時。

        一九四O年九月,梁貽離開金大電訓班到五十兵工廠電氣間當電燈工。五十兵工廠位於長江邊的郭家沱。輪船從朝天門碼頭下行一小時的路程。每逢星期日,梁貽都到重慶與劉振基、張維良及六中學生范文華等聚會。

        范文華是受閆子桂影響較早的學生之一,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與同班同學孟憲章發起組織“真理讀書會”。他曾被選為第一屆學生自治會主席,因向校方交涉解決學生的生活福利問題,他脾氣暴躁,與總務主任發生爭吵,被校方開除,後改為記大過一次。一九四O年暑假他離校去了重慶。梁貽在《回顧》中寫到“羅江來了個首座學生,老范(范文華),長清人,大臉盤,大眼睛,能讀書,能講話,能打架,便由他擔任聯絡安排六中來的學生,他暫不進廠。” (《回顧》72),三個“能”字把范文華的特點說齊了。在五十多名真理讀書會員的心目中,他是最信得過的,都敬重他,他熟讀列寧選集(共十二卷,只買到九卷)。他到重慶後,就成了梁貽的副手,專職跑組織聯絡工作。他也是後期重慶托派組織領導人之一,化名艾夫。在重慶托派組織中,只有他一個人始終脫產的,他的生活費用和有限的活動費用,全靠在職的同學支持。

        一九四一年初,王振華到了重慶。王振華又名王叔本,據說他崇敬叔本華而取此名,“樹本”是他人誤聽傳訛。東北哈爾濱人,“九一八”事變後到北平,在大學讀書時,參加了陳獨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一九三二年陳獨秀被捕後,上海的托派臨委員屢遭破壞,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的托派大學生王叔本、劉家良、斯朝生、扈文煥到了上海,奪了上海托派臨委會的權,成立托派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們將陳獨秀領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表示托派不再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派,而是一個新的共產主義黨。一九三五年三月,他們被國民黨逮捕,判刑後關押南京軍人監獄。他們定名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卻一直延用了下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他們和其他政治犯同時獲釋,王叔本回到上海,以後又去了香港,一九四O年,他回到上海,在抗日戰爭的認識問題上、組織原則問題上,他同當時上海托派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的編委們發生意見分歧,爭執過程中,編委們借他犯了組織性的過錯而將其開除(關於他被開除事,在下一節中再談)。他被開除後,回到香港不得容身,就去了內地廣西,暫住女友黎潔霜家,他的女友在香港做工時受他影響而參加了托派。一九四一年初,他從廣西到了重慶,由他大學同學介紹進入《益世報》社做夜班校對工作。同時與梁貽接上了頭,他們在北平時就相識。梁貽佑道他理論水平高,會寫文章,就讓他主編機關報《工人呼聲》,並讓他負責指導二十一兵工廠的工作,那裡有十多名托派學生在廠裡做工,是重慶托派組織活動的一個重點。他被上海托派中央革出教門,到了抗日戰爭的首都重慶,意想不到地又被拉進托派組織,主編機關刊物《工人呼聲》,又直接指導一群熱情有餘,政治經驗不足的托派學生,他的興奮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到一九四一年春節為止,在重慶由梁貽聚攏起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老人”有梁貽、張維良、王振華、趙芳舉、閆子桂等人。

    梁貽-----是六中托派學生在重慶的組織者。

    王振華------《工人呼聲》的主編和各種傳單的編寫者。

    趙芳舉------《工人呼聲》的刻印和發行。

    張維良------經濟支援和介紹會員進廠。

    閆子桂------是六中托派學生的啟蒙老師。

    劉振基------是梁貽到重慶後首先影響發展的一位工人師傅, 負責財務保管工作。

  以上這些人都有工作,星期日他們才能有時間聚會。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前的重慶托派組織最活躍時期。有了組織刊物《工人呼聲》,分散在十多家工廠裡做工的托派學生可以用來擴散托派思想進行宣傳活動。由於米價暴漲,各工廠裡的工人,常為要求增加工資和米貼而舉行罷工,王振華根據各廠反映來的情況,及時印發傳單,為工人寫出心中的訴求。在工廠裡的工人中發展了托派成員,如劉毅原是江北鐡廠工人,他在工人罷工中很積極,他把無法用語言表述的思想告訴了在那廠裡的托派學生,然後由王振華整理成宣傳文字寫成傳單散發,劉毅受到了思想影響而成了托挀成員。抗戰結束後他到上海參加了彭述之的建黨大會。在電力公司的劉振基影響發展了黎昌堃和劉有綬成為托派成員;孟憲章在二十一兵工廠影響發展了技工白玉璽成為托派。只有二百多工人的磁器口製呢廠的托派學生劉廣恩等領導該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米貼的罷工鬥爭取得勝利,工人們給他披紅綢,戴紅花,共同慶賀。

   曾在二十一兵工廠做工的孟憲章,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和二十九日寫給李雨亭的信中回憶說:“王振華定時到二十一兵工廠來,給我們講革命理論,佈置工作,……多數是在臨江門對面的嘉陵江岸邊的沙灘上,邊走邊談。”“有一次天黑了,王振華就在陳家館街我租房子住了一夜,察看能否把印刷機放在我的住處。”

   王振華初到重慶與梁貽接上頭時,梁貽尚不知王振華被上海托派中央開除的事。大概五月前後,梁貽和張維良才得到上海托派中央和香港托派組織的通知,雖沒有言明開除的內情,但他們絕對相信中央的決定。他們已經把王振華拉進組織,主編機關報。“我們正需要一個這樣角色(指王振華理論水平高,能寫文章)只要他講的是革命的語言,就不必信什麼叛徒了。”(《回顧》74)這些話表明他們處於兩難的心理矛盾中。

        王振華主編《工人呼聲》後,繼續宣傳陳獨秀的十項抗戰主張,又加大了對重慶國民黨政府的批評力度。在各工廠裡的托派學生們,初出茅廬,工作熱情大,政治經驗差,不知如何掩護自己。梁貽是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他已預感到隱藏着的危機。他向托派學生們提議:“我們的(宣傳)印刷品暫停散發”(《回顧》73),還說:話說冒失了,可以不認賬,白紙黑字落到特務手裡,就要麻煩了!” (《回顧》73) 這群為了信仰、追求真理而進入工廠當工人的孟浪少年人,像初生牛犢不懼虎,對梁貽的意見聽不進,還責怪梁貽是“取消主義”。

 “面對組織的危機,卻無法喚醒他們的注意,李申(趙盛文,與梁貽同在五十兵工廠的六中托派學生)和我談話的機會最多,卻也難說服他” (《回顧》75)

“記得大概是從六月末起,碰頭會只有梁貽、張維良、劉振基三人在另處召開,不讓王振華和我兩人參加。”(趙芳舉《夕陽憶語》68)“《工人呼聲》第四期記得六月初或中旬出刊的,這一期王振華的文章,被梁貽和劉振基扣留不予刊登的”(《夕陽憶語》61)“這種情況,我向王振華談過,他不願多談,似有難言之隱。” (《夕陽憶語》75)“王振華沒有多談這方面的話,但仍然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之間確有一定的分歧,當然不是一般生活上的。” (《夕陽憶語》69)。趙芳舉還有一種說法:“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中旬,從這時起,王振華被剥奪了《工人呼聲》的主筆、主編任務,我也同時被免除了對《工人呼聲》的刻印、發行工作。從此,把王振華和我排除在組織之外,成了‘編外人員’。” (《夕陽憶語》114)

        從趙芳舉的這些回憶的隻言片語中,可以判斷,一九四一年五月,梁貽和張維良得知上海托派中央開除了王振華的通知後,梁貽開始做了些疏遠王振華的舉措。而王振華明白梁貽只能相信托派中央的,不會聽他的任何辯解,正如趙芳舉回憶的:“他不願多談,似有難言之隱”。

        梁貽也明白,王振華的理論水平高,工作經驗和組織能力都比自己強,且已取得了眾多托派學生的信任,而這群學生都是讀了馬恩列托的理論書,信仰了馬恩列托的學說是真理,才走進工廠當工人的,他們都能獨立思考,不會盲目崇信任何個人。

  “我得離開這裡,到哪裡去呢?” (《回顧》75),梁貽遇到困難產生這種想法是符合他的性格、脾氣和一貫作風的,他曾多次在一個地方活動一陣子,呆不下去了,挪一個窩,一走了之。立即寫信給在江蘇烏江私立為群小學的張立民,他們是在山東時相知的老朋友。得到張立民的回信後,梁貽決定離開重慶去烏江。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農曆八月十八日,蔣黨特務先走了一步,梁貽在五十兵工廠被逮捕。

        在逮捕梁貽的同時,蔣黨特務對散布在各工廠裡的托派學生進行了大搜捕,楊壽元、張洪仁、任玉璽、杜文林、曹慶華等十多人先後被捕。這些托派學生大都被送到巴縣大興廠集中營----戰時青年訓導團。“皖南事變”被俘的新 軍團級以下的部份幹部也送到那裡。

 梁貽被捕後,在重慶兵工署督察處關押了一個月,逃出後去了雲南。上世紀90年代看到他寫的《回顧》,才知道了他逃跑的詳細經過。

        范文華、蘇學常、王香臣、工人劉毅等人先後逃到貴州遵義。

        李雨亭、郭桓參、劉恒新等逃離重慶,去了成都。

        二十一兵工廠製圖室的老工程師沈正功,大學畢業,機械專家,他同情工人,痛恨胡作非為的駐廠特務,知道特務要到工廠捕人,他馬上通知王香臣走人,並脫下自己的西裝給王香臣化裝出走。

    孟憲章於一九九四年給李雨亭的信中回憶說:那天他不在工廠裡,沒有捕到他,過了兩天,王振華特地到他租住的地方。約定好於第二天把他送到長江南岸彈子石織布廠,暫時躲避了些日子,以後跟一位工人老師傅去樂山武漢大學校辦工廠做木模工。

        一九四二年二月,蔣黨特務又對重慶托挀組織進行第二次破壞,逮捕了重慶托派另一主要領導人王振華。他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一次搜捕後離開《益世報》社轉移到華岩高等農校教書的。他的女友黎潔霜在江津白沙鎮國立女子師範,同時也被捕。

        同一時期被捕的有電力公司工人劉振基和王坤榮,在南川飛機修配廠做雜務工的趙風田(趙金聲),他的被捕是因為他身邊有兩本《列寧選集》引起駐廠特務 注意而發生的。

        經過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的兩次搜捕破壞後,重慶托派初期組織五個核心人員中的梁貽、王振華、劉振基三人被逮捕,張維良躲藏起來,替梁貽跑組織聯絡工作的范文華也受到通輯而不得不逃到貴州。核心人員中只趙芳舉一人似乎沒有受到影響,仍然供職於電力公司。在他寫的《夕陽憶語》中,沒有記叙在兩次大搜捕時期,他做了那些相應的對策活動。

        我在重慶時與趙芳舉始終沒有見過面,我是一九四四年春節後到重慶的。遭受蔣黨特務兩次搜捕破壞後,於一九四三年重新組建起來的重慶托派組織領導核心中只有張維良是一位“老人”,其他都是托派學生。范文華和隗寛都曾與趙芳舉聯系過,,希望他繼續參與領導工作,他表示不幹了。上世紀80年代, 中六四川組織部門公佈被蔣黨特務殺害的王振華一家四口人的悲壯事蹟,並追認王振華夫婦為革命烈士後,趙芳舉根據當時報紙上公佈的材料,結合他所知道的王振華情況,寫了綜合報導發表在《陳獨秀研究動態》上,我才開始與他通信多年。上世紀90年代初,他看到梁貽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回顧》,梁貽寫到:“文昇(趙芳舉)經由王平一給他辦了投降,保住了職業”(見《回顧》一03),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趙芳舉寫封長信寄我,對梁貽的說法進行分析和辯駁。我曾將趙芳舉的信念給鄭超麟聽,問如何回信。 鄭老說:梁貽已經去世了,無法由他本人來更正事實,趙芳舉可以寫一個簡單的說明,附在《回顧》後做為一個附錄處理。我回信後,趙芳舉始終未按鄭老的要求寫個簡單的說明寄來。二O O五年五月,收到他那本在香港出版的《夕陽憶語》,才知道趙芳舉參加重慶托派組織活動,僅僅是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事。 他寫道:“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旬或中旬” (《夕陽憶語》一七五頁),他就被“傾軋排橋”出重慶托派組織而成了“編外人員”。一九四一年十月蔣黨特務大搜捕前三個月,他就離開重慶托派組織。《工人呼聲》的三個主要負責人,梁貽和王振華先後被捕,趙芳舉不幹了,未被捕。二O O四年十月,曹玉林編寫《戰爭年代成長的青年群體》時,我們還沒有看到《夕陽憶語》,還不知道《夕陽憶語》中所說的那麼多勾心鬥角的複雜情況。至於“消極不幹了”和“怕死不幹了”的說法,我還是看了《夕陽憶語》才知道的。

    一九四三年六月,逃到貴州避難的范文華、蘇學常、劉毅、王香臣和他在貴州新婚的妻子楊大媛等五人回到重慶,找到了末被捕仍然堅持下來的單松岑、隗寛、劉志超、康至全、尹純德以及被捕半年後釋放的劉振基等,他們聯系了托派“老人”張維良和同情者史逸民。范文華和隗寛先後去聯系趙芳舉,希望他參與領導工作,他表示不幹了。

        一九四三年恢復起來的重慶托派組織,首先打聽、聯系走散人員和被捕人員的下落和情況,繼之,出了內部油印刊物《電光》,由范文華負責刻印。

        一九四三年後,在成都也有好幾個人在那裡活動,他們是:考取四川大學的楊承志,在一家教會辦的醫院養肺病的王元勳,一九四一年十月遭蔣黨特務破壞時從重慶逃到成都的李雨亭、郭桓參、劉恒新等,趙風田於一九四三年獲釋後也去了成都。他們幾個人在四川大學貼出墻報,散發傳單等活動。

        一九四四年春節過後,我和曹玉林、王春禄、刁長堯等到重慶時,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四川地委會已恢復得初具規模,主要成員是:范文華、隗寛、蘇學常、劉毅、劉振基、劉志超,“老人”張維良作財務供應,不出面做具體工作,由劉志超與之聯系。一九五四年法院判決書稱張維良是:“渝地托匪最高組織的領導人和幕後指揮者”云云。我在重慶時,對於他們幾個人的具體分工情況是不知道的,也不便多問,經常與我聯系的是范文華和隗寛。

        隗寛於一九四一年秋到重慶時,他找到了在濟南讀小學時的美術老師張寧宇,是位會繪畫、會吹笙、會吹笛、會拉胡琴的人,在戰地服務團的巡回演出隊工作。經張寧宇的介紹,隗寛到中法大藥房當職工站櫃台。他與組織還沒正式聯系上,組織遭到破壞,他躲過了十月那次大搜捕。一九四三年組織恢復後,他離開中法大藥房到南岸彈子石軍政部紡織廠的附屬碾米車間當磨工,這個碾米車間一方面碾米供應本廠職工食用還磨面粉主要供應紡織工業用。

        另一個主要負責人范文華仍然脫職專門做組織聯絡工作,他住在兩路口到菜園壩的復興街,是一條沿着山坡蓋的貧民區,很多房屋都是吊腳樓式竹木茅棚。范文華住的那間屋子我曾去看過,不遠處就是個大糞坑。

        我和曹毓林、刁長堯、王春禄等到重慶後,曹毓林住到范文華那裡,幫助范文華編寫和刻印《電光》。刁長堯由他的一位小同鄉介紹到中華書局做文書,王春禄考取郵電局在南岸郵局工作。我由我父親的好友介紹到較場口社會部工人福利社管理文娛室。這個工人福利社是美國產聯----勞聯兩個工會出錢委托國民黨政府社會部代辦的,表示它們支持中國抗日戰爭,幫助國民黨政府做點社會福利事業。文娛室裡主要有包括《新華日報》在內的重慶全市各報社的報紙各兩份,是附近市民的閱報室,還有象棋、圍棋、樸克牌等,沒有麻將牌,因為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禁止打麻將賭錢。

        一九四四年暑假,曹毓林考取了浙江大學,由於重慶組織工作需要,他休學一年,留在重慶協助范文華編寫和刻印《電光》和傳單。我曾陪同曹毓林到離市區二十多里路的沙坪壩散發過一次傳單,那裡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中央高職、中央劇專、美專等,還有幾所中學。他做事老到,向墻上貼傳單不是把漿糊刷在墻上,而是先把傳單平舖在我的背上,用手把漿糊塗在傳單上,讓我後退,背緊靠上墻,趁無人注意,我們迅速離開,傳單就被我用背擠貼在那裡了。我們走進中央大學的學生分信室,他很熟敏地把宣傳品投入有報刊的信箱裡。

        一九四五年二月春節過後,重慶發生了“胡世合事件”。重慶警察局長唐毅的拜把兄弟田凱(田土興)是軍統特務,他們一伙人開的一家餐廳私搭電線偷電被人檢舉,重慶電力公司派用戶股領班劉振基和電工胡世合等人前去查看,索賠罰款,特務恃勢不認賬,電工們按規定要剪斷其供電線路,受到餐廳方面的阻攔,在混亂中,田凱開槍打死胡世合。震怒了電力公司及其三個發電廠的一千多職工,數百工人手持工具到蒼坪街(今邹容路),把餐廳門窗和廳內的物品統統砸掉。警察局長唐毅包庇田凱,指責工人聚眾鬧事,下令警察捉捕工人。劉振基和電力公司職工把胡世合的遺體安置在餐廳的正堂,從事件發生第二天的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初七)至二月二十二日(正月初十)的三天裡,餐廳的墻上掛滿了市民和各工廠送的輓聯。《新華日報》全體職工也送了輓聯:“特務橫行何處去,自由光明幾時來”。艱苦的八年抗戰中,官商勾結,大發國難財,囤積居奇,米價不斷暴漲,民眾生活苦不堪言,工廠工人要求加工資和米貼,常遭受駐廠特務的鎮壓迫害,特務的橫行霸道,積壓在民眾心頭的不滿和憤怒像一堆乾柴,特務槍殺工人胡世合,又像是一根引火棒,重慶市全市工人醖釀着一場總罷工。市長賀耀祖由於職務工作關係,常與中共人士和民主人士接觸,思想不太頑固,頭腦清醒,怕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二十三日(正月十一)向上滙報請示,蔣介石是個政治老手,立即做出“處決田凱,平息民憤”的決定。二十五日(正月十三)處決田凱後,重慶市政府也送了輓聯。劉振基和電力公司職工在市民的支持下,把胡世合的遺體從餐廳移到通往朝天門的古刹長安寺內,設靈堂公祭三天,有數萬人前往吊唁。

        胡世合事件發生時,我正在江津白沙鎮大學先修班復習功課準備考大學。從胡世合被殺害的二月十九日到二月二十八日公祭結束的十天裡,重慶的《新民報》、《新華日報》等報紙,對事件的進展情況,都逐日報導。暑假我回到重慶後,才知道重慶托派組織積極參與了這一事件,范文華和曹毓林多次到現場與劉振基  聯系,暸解情況,編印隗寛寫的傳單,劉志超及時散發,把反對偷電的鬥爭引向反特鬥爭,起了重要酵母作用。劉振基是重慶托派組織的重要成員之一,他始終處於這一事件的中心位置上。

        為形勢逼迫,蔣介石不得不處決田凱,特務的拜把兄弟們,兔死狐悲,無可奈何。整整過了四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重慶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白公館監獄裡,特務楊進興(綽號猩猩)槍殺托派王振華一家四口,連一個兩歲和一個一歲不到的兩名幼兒(被難友稱為“獄中之花”)也不放過,殘忍兇狠,為其拜把兄弟報仇泄恨 !(楊進興於一九五五年被捕,一九五八年處決)

        一九四三年恢復起來的重慶托派組織調整了部署,堅持城市產業工人工作之外,為擴大社會各階層的影響作準備,部份人員考進高等院校。楊承志四川大學,劉恒新武漢大學,張聖時和熊安東中央大學,尹純德和牟家義西南聯大,張洪仁東北大學,曹毓林浙江大學,楊壽元山東大學,杜文林復旦大學,王香臣重慶教育學院。以上九所高等院校,除四川大學和重慶教育學院,其他高校於一九四六年復員,分別遷回到南京、上海、北平、杭州、沈陽和青島。國共兩黨內戰時期,他們分別參加了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日戰爭結束,手裡都握住槍桿子的國共兩黨和平建國談判開場。國共兩黨的明爭暗鬥,也影響到中央大學的校園裡,我旋進了爭取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運動中(另一章節講)。寒假我回到市區,見到了范文華、隗寛和蘇學常,從他們那裡知道,張維良已與上海托派中央聯系了,上海托派中央分裂成了兩個派別,先收到少數派意因(鄭超麟)的親筆信,問重慶組織是少數派還是多數派 ;又收多數派歐伯(彭述之)的親筆信,也是問重慶組織是多數派還是少數派。隗寛執筆回信:四川組織不分派別,希望知道上海中央兩派的政治思想主張。分別收到了上海兩派的機關刊物《新旗》與《青年與婦女》(後改稱《新聲》),僅從兩份刊物上看不出分裂成兩個派別的原因。當時,四川的一批托派學生都很敬仰上海的幾位托派老人,希望能得到他們的直接領導。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大學提前停課放假,準備六月復員南京。離開重慶前,我到市區,只見到隗寛一人,蘇學常、范文華和劉毅三個人都已去上海。蘇學常有個比他大二十歲的大哥,上海郵政局工人,蘇學常由大哥撫養長大,他一定要去看望大哥。范文華是想親自暸解上海托派中央為啥要分成兩派。劉毅想回徐州老家看看,與范文華同行。他們三人都是四川地委會的主要成員,隗寛不同意他們三個人一齊離開,特別對范文華說:你到上海,只能以個人身份,不能用四川組織的名義。他們三個到上海後,蘇學常與劉毅就被多數派“爭取”,范文華被少數派“爭取”。人容易受宗派觀念支配,參加了多數派的說多數派好,參加少數派的說少數派好,重慶的隗寛還是不能明白上海分裂成兩派的原因。叫我復員南京後,一定要到上海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後寫信告訴他。

        與隗寛同在南岸碾米車間的李績接受托派思想影響後,到化龍橋一家工廠當技工,在那裡影響發展了一個姓劉的和一個姓田的技工,姓劉的認識了豫豐紗廠一個姓高的女工,隗寛定時去同他們聯系。姓高的女工是四川人,原來在成都讀中學,初三時與幾個要好的同學組織讀書會,閱讀進步的文藝書,在學生中被視為新派人物。校長要她們解散讀書會,要她們不要讀進步文藝書,她反駁了幾句,要求校長講明白為什麼不准成立讀書會,為什麼不准看進步文藝書? 她闖禍了!學生竟敢反駁校長!有損師道尊嚴,勒令退學。她幼年時,父母包辦婚姻,給她與一個糧紳的兒子定了婚約。讀中學後,為這婚約她常同父母爭吵。父親威脅她,只供她哥哥和弟弟唸書,不再供她唸書。學校不要她了,她決定離家出走。她讀過高爾基的書,她要學高爾基那樣地到社會上去闖。她給《新華日報》社寫信,訴說自己的遭遇,想到延安去學習,她沒有得到《新華日報》社的回信,那時正是第三國際宣佈解散後,國民黨反共喧囂時,在幾個要好的同學資助下,她到了重慶,考進了豫豐紗廠當工人。在廠裡她看到了些支持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呼籲工人組織起來的傳單,知道這些傳單是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散發的,她以為找到共產黨了。她向隗寛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共產黨宣傳要為三民主義徹底實現而奮鬥呢?隗寛回答她: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能夠說明的。先要懂得馬克思列寧的基本理論,還要知道中國革命史,這個問題就會自然弄明白。她表示願意讀到這些這些方面的書,隗寛首先介紹她讀的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 隗寛認為她對理論問題的理解能力很強。

        隗寛告訴我,李績等人都是參加朱學範“勞動協會”的會員,她們大都是知識份子型的青年工人,他們的政治思想是傾向共產黨的,李績因第三國際宣佈解散引起懷疑和失望,接受了托派思想影響。朱學範是當時一位有名的社會活動人士,他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制。重慶的“工人之家”是他開辦的,從事工人福利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慘案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王坤榮也是“勞動協會”會員。隗寛沒有向我提到王坤榮的名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新蜀報》上有隗寛以記者身份寫的“王榮坤小傳”,從這小傳的文字中,我推斷王坤榮和李績是同一時期接受托派思想影響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隨校復員南京後,七月到了上海,住蘇學常大哥蘇學志的家中。蘇大哥是位善良敦厚的老郵政工人,基本是文盲,一輩子就是在火車站接送郵件。我們從四川回來的托派學生就把他的家當成了聯絡站。因此,共產黨說他被托派利用了,始終沒有給他升級,他也不在乎。我被關管二十七年後,上世紀80年代初,我去看望他,他說:“你們是托拉機派還是托拉斯派,我也不明白”! 他對我們這些人的遭遇不勝嘆息。

        蘇學常和劉毅參加了彭述之的多數派,范文華參加了鄭超麟的少數派,他們三人在蘇大哥家常爭論不休。我請他們把一九四一年發生爭論導致分裂的文件要 來給我看。冒着酷暑,我在蘇大哥家的閣樓上,整整一個星期看完了《校內生活》。

        上海的幾位托派老人----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等,我雖未與三位見過面,但早已讀他們寫的文章和翻譯的書,思想受他們啟蒙,視他們為老前輩,尊重敬仰。《校內生活》中,他們爭論的是兩個問題:中日戰爭性質問題和組織原則問題。中日戰爭性質問題實際是探討中國革命性質問題。

        《校內生活》看完後,感到困惑不解,我總覺得爭論的雙方是在打抽象概念仗,同時夾雜些人身攻擊。作為晚輩,我不好理解。想不到事隔整整四十年後,上世紀80年代初,他們幾位老人家還在爭吵打架,我感到無奈 !

 一九四七年暑假後,范文華回了一趟山東老家,把他妻子和兒子從種的幾畝棉花地裡拾的棉花賣掉當盤纏回到南京,乘民生公司江輪去四川,他想去爭取些人參加少數派。唐寶林《中國托派史》377頁“附錄”《電光》上“艾夫”即范文華,他爭取了那幾個人,我不清楚。

        一九四八年春節我來上海時,劉毅告訴我,隗寛已表示參加多數派。彭述之召開建黨大會時,劉毅代表隗寛出席,彭述之打算把隗寛調上海工作。建黨會後,割斷了我與隗寛橫的關係,由劉毅代表中央與他聯系,一九五O年劉毅去香港後,大概一直聯系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為止。

        四川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的,解放前後,重慶的托派組織活動情況,劉志超於一九九四年給李雨亭的信中說托派組織與中共地下組織是聯合行動對敵鬥爭的。如何聯合行動? 根據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對反革命犯張維良的判決”書中,有一段反說的文字記述:“臨解放時與隗匪寛等積極策謀應變計劃,偽裝積極,爭取群眾,假借護廠為名,欺騙工人,組織工人,暗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如何“策謀應變計劃”的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四川《新蜀報》上有隗寛以記者名義寫的被蔣黨殺害的趙金聲(小傳),其中一段文字;“他曾組織‘勞動者社’,主編‘勞動者’,為擴大工人階級的團結,去年底籌組‘重慶工人聯合會’,創辦‘工聯報’,展開工人如何‘應變’和‘保護工廠’‘保護機器’的宣傳和鼓動,以迄被蔣黨西南公署第二處逮捕為止。”在為被殺害的王坤榮《小傳》中,隗寛寫道:“王君為擴大無產階級的團結,去年冬季組‘重慶三八聯合會’,創辦‘工聯報’,展開討論工人如何‘應變’和‘保護工廠’‘ 保護機器’的問題,不幸於六月間第二次被捕……”

    隗寛以記者身份只能把托派組織的“應變計劃”寫成個人的主張和行為加以宣傳報導。

    人民解放軍攻克重慶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蔣黨特務在歌樂山下,對三百多名中共人士和其他革命人士進行了大屠殺。托派領導人王振華夫婦和兩個幼兒,一家四口慘遭滅門殺害,是蔣黨特務殺害政治犯暴行之最。同時遇害的還有工人王坤榮和托派學生趙金生。

        蘇學常於一九四六年離開重慶到上海,參加了彭述之的多數派,一九四八年彭述之建黨後,蘇學常改名蘇濤,奉派去台灣開拓托派組織活動,一九五O年被蔣黨逮捕,判處無期徒刑。

        范文華於一九四六年離開重慶去上海,參加了鄭超麟的少數派,後回四川又去北方活動,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網打盡”,在山東被捕,判處無期徒刑,瘋癱於勞改農場。

        張維良的判決書上,定性為“渝地托派組織的幕後首領和指揮者”判刑十二年,押送西昌以西某礦山勞改工地,死於工地。四十年後,他的兒子曾去工地查找,檔案材料中只查詢到姓名,遺骨遺物無處尋覓。

        隗寛被定性為“渝地托匪首要份子”。與他同時被捕的劉志超和康至全等回憶說,隗寛在看守所裡給其他犯人教唱革命歌曲,由此說明隗寛在獄中的心情和生活態度都達觀,不消沉,曾在松山勞改農場勞改。上世紀90年代,他的侄兒從濟南給我的信中說:一九六二年之前,家人曾知道他關押在重慶,曾寄去衣物,一九六二年後,音信全無。

        關於趙芳舉,我還要多講幾句。重慶托派組織從一九三九年底算起,到一九五二年底為止,共存在過十三年整。趙芳舉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組織核心小組中幹過半年,負責《工人呼聲》的刻印工作,他的字跡工整。一九四一年十月,組織遭蔣黨特務第一次破壞前,他不幹了。在蔣黨政權下, 他未受逮捕之苦,但在中共政權下,他未躲過“一網打盡”之劫,幸好他有不幹了的歷史,只網了一下,經年餘的“學習教育”,無罪釋放。一個不幹托派的托派,又不是右派的右派,在無情的歷史浪濤中苦掙扎了二十多年,晚年把“我的托派生涯”寫成《夕陽憶語》一書,文如其人,從《夕陽憶語》看他的為人處世的態度,有幾分像魯迅筆下介紹浙江地方戲中的二丑。

        我還要寫一寫閆子桂和梁貽的下落,做為記叙重慶托派組織始末的結束語。

        閆子桂是三十多名到重慶進工廠當工人的托派學生的啟蒙老師,一九四一年十月,重慶托派組織遭蔣黨特務破壞後,他離開重慶去西安軍校執教,他的學生們很不理解,認為避難也不應去蔣黨軍校執教,一九四六年,曹玉林隨校復員路經西安時,曾當面向他講述學生們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他考取公費留學,去美國攻讀經濟學,以後流落海外。上世紀80年代初,從梁貽那裡聞知閆子桂晚年困居台灣,受當局監視。

        梁貽,是托派學生進工廠當工人的組織者,一九四一年十月被蔣黨特務逮捕,逃脫後遠去雲南西雙版納與老撾交界的勐腊,呆到抗戰結束,回到上海,參加鄭超麟和王凡西的少數派,自稱“做一粒舖路的石子”,上世紀80年代末,因車禍死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