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散記——我的三十多年勞改生涯(轉載)

周履鏘


 

十多年前,朋友鼓勵我將三十多年的勞改生活寫出來,我一直沒有動筆。

蘇聯亞·索爾仁尼琴在勞改營蹲了十一年,寫出了巨著《古拉格群島》,三大卷,一百四十萬字。我在勞改隊的時間等於索爾仁尼琴三倍多,但不能寫出中國勞改隊的全貌,除了我沒有寫作能力之外,由於中國的勞改隊管理制度,犯人是不允許串隊的,所以我知道的很有局限。現在我也老了,因此只能以個人的經歷寫一點,而且是分段不連貫的,我取名《塞外散記》,不過是一些散亂的雜記而已。關於三十多年的苦難生活,天寒地凍的苦楚,也不擬多寫。

 

(一) 勞改隊、勞改犯人

 

中國解放初期,沒有勞改隊。鎮反時殺人如麻,毛澤東在國務會議上說:“鎮反殺了七十萬”。農村土改中被殺被活活打死的人數更無法統計。由於殺人太多,加上犯人的勞動力還有利用的價值,於是學習蘇聯勞改營的經驗,成立勞改隊。

關押犯人的場所,有看守所、監獄、勞改隊。對犯人說來,是希望到勞改隊的,雖然勞動很重很苦,但比之牢房,空氣和陽光是充足的。

公安部有一個局(可能叫十一局)專管勞改工作,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下設勞改局,局以下為勞改支隊,對外稱××農場、××工廠,下分大隊、中隊、小隊。勞改局一度歸司法廳,現在勞改局都改稱監獄管理局了。不管歸屬和名稱怎樣變化,都是換湯不換藥。

我和趙養性被押送到勞改隊的時間是19554月下旬,我和趙從福州押到南平,和早已從各地來的犯人集合在一起,每人發一套棉衣褲,告訴將去勞改隊,但沒有說去的地點,大家估計是到蘇北挖河築堤。送到外地勞改的犯人,刑期大都在五至十五年之間,長刑期及無期死緩的關在監獄,短刑期的留在當地勞改。那時福建對外不通火車,從南平乘汽車到上饒,換乘悶罐火車,載有千人以上犯人的專列走走停停,走了二三天,覺得列車被分組推到船上,然後聽到水流聲,是過長江了。過江後又走了二三天還不停,越來越冷,有人從上端小窗看到長城,原來是過八逹嶺要到塞外了。4月底火車停下,下車後只見白茫茫的一片,大家集隊踏雪步行了約一小時到了郊外,一塊用鐵絲網圍成的有十多幢工棚的工地就是我們的勞改隊。按照南平出發時編好的隊組,每小組二十來人,五個小組為一個小隊,一個小隊一百多人住一個工棚,三、四個小隊為一個中隊,共有三個中隊,估計約有一千多犯人。我在第三中隊第三小隊,趙養性在第一中隊第一小隊。

幾天後開會宣佈,當地是內蒙古集寧,也叫平地泉。我們的單位是內蒙古第十四管教支隊第五大隊。允許犯人與家屬通信,位址寫郵政信箱××號(號碼現在忘記了)。第十四支隊對外稱鐵道部第二築路工程隊,當時的任務是修築集甯到二連的鐵路 ,第五大隊的任務是建築集寧樞紐站。

原來中蘇之間只有滿洲里一個通道,修築的集二鐵路是第二通道,經由蒙古直通蘇聯,比北京經由中東鐵路到蘇聯近得多。蘇聯鐵路軌距和世界及中國普遍採用的不一致,蘇聯是寬軌,滿洲里是換軌樞紐站。二連到集甯路基也是按蘇聯的寬軌標準修成的,集甯要修換軌樞紐站。工程進行了幾個月突然停下來了。過了好多年後才知道,原來中蘇矛盾露頭,不能讓蘇聯寬軌火車直接開到離北京不遠的集寧,所以改在中蒙邊界二連建樞紐站。

當年勞改隊的幹部都是從部隊轉業的,他們從北方一直打到廣東福建,又押犯人回到北方。這些人大都有北方農民純樸憨厚的性格,但文化水準很低,不能適應城市工作,就將之轉到勞改隊管理犯人。有些人到了南方後還娶了妻子,也一起把南方的妻子帶來了。那時的管理層幹部人員很精簡,一個小隊一百多犯人只有一個小隊長,一個中隊也只有正副中隊長二人,還有一名文書,是從當地招的文化青年,其實也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我所在的小隊長是從福建帶隊來的,態度比較和善,他的南方妻子很過不慣北方生活,影響小隊長的情緒。他每天把犯人帶到工地,讓大家勞動,他自己只管曬太陽打瞌睡,可到犯人工間休息時,喜歡和犯人東拉西扯。我知道的勞改隊情況有些從他那裡聽來的。

內蒙古有很多勞改農場,一個農場就是一個勞改支隊,還有煤礦、石棉礦、磚瓦廠、機械廠等,聽說有一個單位叫二十四支隊,那麼內蒙至少有二十四個勞改支隊了,所以內蒙可能有二十來萬犯人。內蒙的犯人都是從華東、華南地區來的,以廣東、湖南、福建、浙江人為多。大部分犯人都是“反革命犯”,我們托派主要革命對象是國民黨,現在把我和他們都當作“反革命”關在一起,心裡覺得很不平,處理托派是不公開的,又不許我們和他人談案情,我就悶聲不響了。後來接觸的日子長了,逐漸瞭解到,原來共產黨用的“反革命犯”的罪名是無所不包的大籮筐,裝有國民黨的黨政軍憲特、有共產黨內的叛徒和反對派、還有宗教人士、聖母軍、一貫道等等。

築鐵路的流動性很強,一段工程結束了就要搬家,我所在的大隊,1955年底從集寧調到包頭修包頭鋼廠的原料專用線包白鐵路,調動時趙養性所在的中隊卻留在集寧,從此以後,我沒有遇到一個托派老朋友,成為完全孤單的人。1956年修包蘭鐵路,我們從包頭往西一直到了河套地區。因為經常要搬家,所以我所在的勞改隊都沒有高大的圍牆,只在四周用鐵絲網圍上,估計也沒有通電,因為我們照明都用油燈。外出勞動,那是遍地放羊式的。說來奇怪,竟沒有逃犯,也許當年那批犯人,大都是經過鎮反後活下來的,嚇怕了膽,能活下來豈敢再逃。不像後來圍牆越修越厚,還加上電網,進出口多重鐵門,獄警越來越多,管理越來越嚴,反而不斷發生越獄暴動事件。

修鐵路人員有鐵道兵、築路工人、民工、勞改犯人。修鐵路路基是遇窪地填土築路堤,遇小丘挖開修路塹,遇河流建橋,遇高山鑿隧道。最重最苦的工作是築路基土石方工程,犯人就是幹這種重活。當年沒有築路機械,全靠人工,全是肩挑鎬挖,築路堤時如遇到高填方,從取土坑挑一百多斤擔子,爬上堤頂,等於要上到三層樓以上的高度,其苦楚一言難盡。我當年才是二十出頭的青年,雖然從未從事體力勞動,但身體尚好,加上托派思想觀念是重視體力勞動的,所以我咬牙練了幾個月,終於過了勞動關,整日挑一百多斤的重擔,也能承受。修鐵路要掌握一定的規格和品質,進行勞動比賽要丈量完成的勞動工程數量,幹部本身沒有文化,於是從犯人中選稍有文化的人來做這項工作,我被選中了,工作的性質相當於工程施工的領工員。於是我可以有一小半時間從事非體力勞動。也因此,我後來被作為技術人員調到內蒙東部保安沼農場。

勞改隊不同於看守所和監獄,沒有刑審任務。勞改工作方針是“改造第一,生產第二”,但生產是硬任務,改造的成果是看不見的,所以幹部們對思想改造並不重視,只要完成生產任務,犯人不逃跑就好了。大多數幹部本人對犯人並不兇狠,但他們使用的犯人小組長,大都是改造中的“積極分子”,也就是牢頭。由他們鞭策犯人勞動,有時動粗打犯人,此時幹部莊做看不見,甚至避開。到了晚上,幹部到工棚對犯人訓話,他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說上一頓,就算完成改造任務了。燭光昏暗,犯人閉目欲睡,根本什麼也沒有聽進去。

勞改犯人的勞動,可以概括為幹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我沒有在礦山等常年性勞動的單位勞改,不知道那裡的情況,我所在的築路和農業勞動都是有季節性的,塞外到了冬天,天寒地凍,凍土層超過一公尺,許多土方工程和農活都無法幹了。在可以施工的季節,每天勞動時間長達十多小時,有時為了完成任務,組織犯人立功勞動競賽,被逼得疲於奔命。到了冬天,無法施工了,勞動較輕鬆。勞改隊實行大禮拜制,即每兩個星期休息一天,實際上到了農忙季節,有時接連一、二個月不能休息。最苦的是防洪搶險,日夜不停地泡在水中勞動。

至於犯人生活情況,也就是吃的怎樣?北方人的主食基本上是粗糧,犯人更不用說了,全是粗糧,以玉米為主,副食是沒有油星的菜湯。1957年之前,在築路工程隊,因為要從事重體力勞動,基本上可吃得七八成飽,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所在的農場,憑口糧是無法吃飽的,好在農場自產的瓜菜土豆可以加一點,所以沒有大批犯人餓死的情況。其他地方就不清楚了。

囿於環境,我所知也僅此而已。

 

 

(二)“廢物利用”

 

犯人是一堆“廢物”,原只是作為勞動力使用的。但勞改隊建工廠,設農場,築工程,從設計到施工,都要有技術人員。解放初期,社會技術人才奇缺,於是從犯人中尋找。犯人中有不少人是有高等學歷的,但以學文史政經的為多,他們在國民黨政府中當官做老爺,這些人投入勞改隊毫無用處,只能幹體力勞動。少數學工科的犯人就被利用起來了,其中有水利專家,工程師,還有一些在大學學習過理工科。我在中學時理科成績不錯,本來打算讀理工的,到上海聽了彭述之講課後,對社會主義理論發生興趣,放異學工了。但到福建教書時,因為缺理科教師,我就充數教了幾年數理化,投入勞改隊後,我也就被利用了。

此外還有一類犯人被利用,就是原來是醫師或學醫的,各隊設有醫務室,用來為犯人治病。當時有二位原來是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他們不僅為犯人治病,連幹部和幹部家屬都要找他們看病。有時甚至被接到外面給某些領導看病。

這些犯人當然願意被利用,因為不用參加體力勞動,而且吃的是和體力勞動者一樣的口糧,就不餓肚子了。

 

 

(三)保安沼

 

1957年冬,從第十四勞改支隊中,選了犯人中的醫師、工程技術人員、技工三四十人,調到內蒙東北部保安沼勞改農場我也被選中。那時以後我生活在保安沼地區,直到1987年退休回到上海,在那裡整整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我能工作的年代,都是在那裡度過的。就身份來說,前二年是勞改犯人,後二十八年是刑滿釋放留場就業人員,實際是受管制的人員,當地人把這些人叫做“二勞改”;就工作性質來說,從1957年到1961年約四年時間,從事水利工程設計,之後調到農場辦的子弟中學做代課教員。文化大革命開始,把我趕出學校,到農場辦的造紙廠做造紙機械設計。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又把我調回學校,擔任數學教師,身份仍然是代課教員。先後送走了好幾批學生上了大學,文革前教過的學生,有些已經當上領導了,似乎覺得我還是一個代課教員太過意不去了,到1984年我被批准轉為正式教員。1987年才得以教員身份退休。

因為我在保安沼度過了一生中最好的年華,那裡有我為之付出辛勞的可有利後代久遠的水利工程,還有許多我教過的學生,至今還有人對我表示懷念。我內心對那個地區還是眷戀的。又因為我的工作關係,知道的情況比一般勞動的犯人多,現在就多寫上幾句。

嫩江是松花江的支流,綽爾河又是嫩江的支流,這條河流一般人並不知曉,其實日本人佔領時期,就對這個地區作過勘測,還曾計畫在綽爾河上游文得根修建小豐滿那樣的水電站。綽爾河下游汛期汪洋一片,千年沉積形成肥沃的沼澤地,這就是“保安沼”。實際上它是一個大區域。解放後內蒙古打算開發這個地區,派水利廳測量隊進行勘測,曾編一個《綽爾河下游右岸灌區設計任務書》。要開發這個地區,首先要沿綽爾河右岸築一條百里長的防洪堤,水利廳沒有勞力,勞改局接下這個工程,成立保安沼勞改農場,開始規模不很大,只開墾了部分不易受水害的地塊,並開始修堤。1956年一場洪水,沖潰了大堤,全場被淹。洪水退後,勞改局決定要複建並擴大規模,派一位元副局長總管這個地區。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到保安沼的。

原有的保安沼農場,有五個犯人大隊,只有耕地四、五萬畝,農場有一個直屬的犯人工程隊,它有木工廠、建築隊、技術室。我去了後,就分到技術室。技術室又分房屋設計組、水利工程設計組、還有一個測量隊。我被分到水利組,組內有一個犯人過去是水利老工程師,我作他的助手,邊學邊幹。技術組的犯人,完成工作之後,可以自由地學習技術書籍,我利用這有利的條件,自學了大學工科的課程,且應用于工作,尚能夠適應水利設計工作。一年後,原來的工程師調走了,水利組就以我為主。

保安沼地區地形西高東低,沼澤地帶中的小丘就是住人的村落,村名都有北方的色彩,有三馬架、五家子、半拉山、白土崗等,有一個村莊叫“合記公司”,與其他村名很不協調,有些像日本的“株式會社”腔調,後來知道,確是日本人搞的。日本侵佔朝鮮和我國東北,把朝鮮人趕到東北,一些人在保安沼的一塊高地住下,取名“合記公司”。朝鮮人帶來了水稻種植技術,在附近一小塊地區獲得成功,由於當地土地肥沃,產出的大米品質甚佳。因此勞改局計畫在這個地區開發一個大型的種植水稻的農場。工程首先要修復沖潰的防洪堤,提高抗洪標準,我去了之後第一項工作就是參加設計防洪堤和計算土方工程量。大堤保護的區域約五六十萬畝,包括當地的村民土地,勞改農場劃定的區域有土地三十萬畝,可開發水稻田約二十萬畝。堤內修建灌溉渠系,築進水閘將綽爾河水引入灌區,通過各級管道流入田間。利用地形,全部是自流的,也即全部不用人工提水,生產成本就比較低。還在幹渠上修建水電站,防洪堤尾端建泄水閘和揚水站。這些渠系的設計,大都是我參與完成的。經過幾年的建設,耕地面積擴大了數倍,人員越來越多,於是保安沼農場之下設了三個分場,過了幾年,分場都變成獨立的農場,也就是這個地區有了四個勞改支隊。整個地區成為一個東北生產優質大米的灌區。

內蒙古東部除了保安沼地區四個支隊外,紮蘭屯等處,還有一些勞改支隊,為便於管理,在保安沼設立內蒙古勞改局東部分局。

每個農場都有學校,有小學初中高中,為了集中辦學力量,後來把高中集合在一起,辦成保安沼高級中學,歸勞改分局直接管理。我最後就是從保安沼高中退休的。

 

 

(四)錢慧初萬里尋夫

 

19521222日,全國大肅托,我在福建被捕,錢慧初在上海被捕,從此夫妻資訊隔斷,可說是生死未蔔。錢慧初雖曾在大公小學聽過課,參加托洛茨基被害紀念會,但她並未參加托派組織,只是一個同情者。1953年秋後釋放,繼續在中學教書,帶著幼兒艱難地生活。1955年我到內蒙古勞改後,允許與家屬通信,才恢復了聯繫,我告訴她被判刑七年,她也就有了可待的日期了,期待我到期後回家團聚。

19591222日,我服刑七年期滿釋放,但不許回家,只能在勞改農場留場就業,當時說可以給假回去探親,但春節時我提出請假,就是不准,沒有任何理由,被專政的物件,只得忍受,錢慧初的期望落空了。到了19611月我又要求請假,又是不准,但說可以讓家屬到內蒙住些日子。我將此情寫信告訴錢慧初,她盼夫心切,毅然決定到東北探親。備置了冬裝帶著年幼的兒子冒寒啟程,那時上海還沒有直達北京的火車,到了南京火車站下車,坐馬車到下關,乘輪渡過江,在浦口乘津浦鐵路到天津,換乘火車出山海關到達瀋陽,再換車到四平,最後換乘平齊鐵路到離我所在農場四十裡的江橋車站下車。她上海啟程時曾打電報給我,我到江橋車站接她,當時只有一列晚上到達的火車,一連二晚沒有接到。江橋車站是日本人修建的小車站,連電燈都沒有,第三天晚上我又去接,火車到了,在漆黑的月臺遠處,一位婦女向人問路,我一聽就是熟悉的妻子的聲音,趕快跑過去,總算接到了母子二人。當晚住在農場的駐江橋轉運站,第二天乘貨運馬車到達農場。農場已經知道我的妻子錢慧初是上海的中學物理教師,當地缺乏師資,有意要我的妻子調來,所以安排我們住場部招待所。

中國古有孟薑女千里尋夫,我沒有計算過上海到大東北有多少路程,我說是“萬里尋夫”可能有些誇張,但至少有七八千里。且錢慧初換乘了多趟火車和一次輪渡,領著幼兒坐的是火車硬座,其艱難程度不會低於孟薑女尋夫。

保安沼地區盛產大米,農場畜牧養殖業發達,綽爾河淡水魚類豐富,所以可稱塞外“魚米之鄉”。但這一切,生產者犯人是無法享受的,可幹部食堂就能吃得很好。我獲釋就業後,那時這類人不多,就在幹部食堂吃飯,生活得到改善,錢慧初到了之後,也在食堂買飯菜。1961年正值所謂“三年災害時期”,上海生活供應已很困難,母子在農場吃的覺得比在上海還要好。(從1965年四清運動開始,強調階級鬥爭,就不許就業人員在幹部食堂吃飯了,只能在比犯人伙食稍好一點的食堂吃飯。)

一位領導幹部找我談話,詢問了我的妻子的生活情況,表示關懷。接著就動員我把妻子調來農場的學校教書,我當時應付說,讓她回上海後請求調動。幸好我們當年沒有上當,和我一起的一位也是就業人員的工程師,把他在北京當教師的妻子調到農場,她原是北京的模範教師,來了之後深得好評,可到了文革時期,僅因為工資較高,穿著較入時,就被批鬥,被迫自殺了。錢慧初如果那時也調去,恐怕也早十多年被迫而死。

那次錢慧初住了十多天回上海。19618月,把我調到農場辦的中學任教。19621月我獲准回家探親,到上海與妻子團聚,還回溫州探視年邁的父母,碰到我的姑母周蕙芳,她是周仁生和錢思敬的老同學,她告訴我:趙青音帶著兒子,住在溫州周仁生的父母家中,錢思敬在溫州一個街道工廠勞動,有人看見拉板車。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老朋友的資訊。

19637月,錢慧初又領著兒子到東北看我,那次住在學校裡,暑假較長,他們住了五十多天。我被調到學校任代課教員後,就有了寒暑假,北方寒假長,暑假短,之後幾年,都是我寒假過年時回家探親。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把我趕出學校,調到農場辦的造紙廠勞動,去了後碰到的廠長是曾領導我做技術工作的幹部,那時造紙廠要進行擴建,就讓我參加設計工作,這樣,我又邊學邊幹了十年造紙機械設計工作。不過那時正是文革的十年,嚴格控制就業人員的行動,我的請假探親不易獲准,好在錢慧初有假期,那段時期,她三次在暑假到保安治探親,在北方避暑了。1976年她在我處時,7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山海關的鐵路中斷了,學校開學時還回不去,到了九月,她只得從瀋陽繞道承德到北京轉車,錢慧初過去都在天津轉車,沒有去過北京,這次準備在北京玩幾天。到了北京,轉車的旅客一律不許進城,原來正值毛澤東死了,她只得立即返回上海。

文革結束後,我又被調回學校教書,那時以後,錢慧初身體漸差,再也沒有到東北了,直到她1981後去世,都是我回家探親。從1959年我刑滿到1981年慧初去世,我們艱難地兩地奔波,過著牛郞織女式的短暫夫妻團聚,經濟上為了籌足路費,平時只能省吃儉用。這就是我夫妻兩人苦難的一生。

 

 

(五)文化大革命和挖內人黨

 

這裡所寫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和挖內人黨運動中我身受的一些事情,也只是這兩個重大事件中的小鱗爪。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所在的學校也很快波及,首當其衝的是一位語文老師,一次在禮堂開批鬥會,被批鬥的語文老師跪在臺上,我和其他老師及學生坐在台下,會開了一半,一個平時對我很尊敬的學生,突然過來很兇狠地對我說:“周履鏘,出去,你沒有資格參加會議。”我被狼狽地揪了出去。原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央有一個公安六條,共中一條規定,地富反壞四類份子,禁止參加文化大革命。勞改單位的留場就業人員,不管有否公民權,都是專政的對象,都是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久把我從學校趕出去,調到離學校二十裡的造紙廠勞動。從此被禁止參加文革,但管理越來越嚴,從原先分散居住,改為集中居住,住到由於犯人減少而多餘的牢房,圍牆照舊,住的是原來犯人的監舍,只是沒有崗哨,晚上還要學習受訓好幾個小時。但躲過了社會上的鬥、批、改,有人說我們進了文革的避難所,但這卻是苦澀的“避難所”。在整個文革時期,除了“挖內人黨”時受批鬥外,我都是旁觀者。

當時勞改隊的幹部,大都是從部隊轉業的,大隊長以上的幹部都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八路,文化水準雖低,但人品很好。就是這樣的幹部,文革中也被作為走資派批鬥。不久,公檢法實行軍管,派到保安沼地區的是瀋陽部隊,為首的是一個大家叫他劉政委的團級領導。原來的領導有些繼續受批鬥,大部分都靠邊站了。整個勞改農場 ,全部實行軍管了,就業人員受到更嚴格的管制。這批進入的軍管人員,除了不懂政策瞎指揮之外,其中有些人的人品也極差,為首的那位劉政委,竟在那幾年姦污了多位女青年,後來只是調回部隊,也沒有聽說處理的下文。

就業人員不准參加文化大革命,但生活檢討會批鬥會也是經常召開的,不過不是革命群眾鬥四類份子,而是讓這些人相互自鬥,“積極的鬥“落後的”,我因平時不和他們工作生活在一起,雖然必須參加這些批鬥會,但與我無關。可是內蒙古的“挖內人黨”卻把我也捲進去了。

我過去從未聽說有一個叫“內人黨”的黨派,1968年開始在幹部中挖“新內人黨”,我才聽說這個名詞,原來內人黨的全稱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於1947年,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二年就成立了,是共產黨人烏蘭夫領導下成立的,首府設在烏蘭浩特,區域相當於現在的內蒙古的東部地區。原來在1947年之前的確有一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反蔣但搞內蒙獨立的,這就是所謂“舊內人黨”,內蒙古政府成立後就不存在了。(不知是否被取締?)文革中挖新內人黨是憶想出來的。挖新內人黨運動開始,聲勢兇猛,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受到殘酷的迫害,我是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詳細情況不太清楚。《炎黃春秋》2009年第一期有一篇哈斯格爾勒寫的《“內人黨”冤案親歷記》,作者成為重殘,可見當時的一般情況。我所在的紙廠廠長,被打斷了二根肋骨那是親睹的。這次“挖內人黨”運動,受害最深的是廣大蒙族人士和老幹部,其危害之大,官方公佈的數字見最高人民檢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的起訴書所指控:“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346000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而民間統計致死4萬多人,傷殘人數為14萬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數大約70萬。不管用那一種數字,後果都是很嚴重的。事後把責任推到江青和康生的身上,因為196824日,內蒙革委會主任滕海清向之彙報準備挖內人黨得到首肯,康生還指示:“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得寬點,不要怕!”有了江青和康生的首肯和指示,內蒙古的挖內人黨運動,就大張旗鼓地張開了。

因為我是漢人,從來沒有聽說過內人黨,又是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階級敵人”,所以對挖內人黨並不關心,自認與己無關,只是冷眼旁觀。但到了19693月,正是天天播放“滿懷激情迎九大”的時間,即“九大”召開之前,突然叫我帶行李去參加學習班。全班有就業人員十五、六人,大部分都是原來領導所重用的人,有土木工程、水利、機械、電機等工程技術人員。勞改隊的領導對待使用的就業人員,在政治上無意或者無力改變這些人的身份,但在經濟上給這些人較高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中領導被打成走資派,在挖內人黨運動中又被打成內人黨,於是把我們這些被重用而不參加體力勞動且給以高工資待遇的人,視為可能是被發展成內人黨,成為挖肅的對象。學習班設在原來的監房的一間大屋內,兩張大土坑睡十五六個人。開始學習《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接著要我們交待“內人黨”問題。先文鬥後武鬥。挖內人黨運動是由軍管人員領導的,當時已進入中後期,各單位似乎都在比賽挖內人黨的成績,都要儘量多挖以顯成績。我們這些人被鬥得沒有辦法只得承認自己是“內人黨”,因為我們這些人頭上已經有多頂帽子,再加一頂內人黨的帽子也無所謂,可承認後就要交待是誰發展的,又發展了那些人。對於是誰發展的問題,大都說一個已經被打成內人黨的原領導人,當我承認是內人黨後,追問是誰發展,怎樣發展的,我說是原領導蒙古人畢力格圖發展的,方式是他對我說:“好好幹,努力爭取。”荒唐到這樣一句勞改幹部鼓勵犯人的最普通的話,都變成介紹加入內人黨的方式。承認自己是內人黨之後最困難的要交待發展了多少人。我們一起被鬥的一位電氣工程師張君(我們過去在一起工作時都叫他老張,現在名字想不起了),廣東人,曾為農場的水電站建設作去很大的貢獻,被鬥得承認自己是內人黨,當天會上掌管的幹部說,張某承認加入內人黨,但不肯交待發展了那些人,嚇唬他晚上好好思想鬥爭,明天繼續交代。第二天早上起床,發現老張不見了,逃跑了嗎?幹部派人去尋找,到下午聽說一個抓魚人在水閘閘門啟閉室發現一個上吊的人,原來正是老張。晚上幹部召開就業人員大會宣佈,張某抗拒坦白,死有餘辜,一口棺材都不給的。(農場沒有火化場,死後都是薄棺土葬。)

過了幾天,批鬥會的緊張程度似乎放鬆了,改批鬥為學習,又過了幾天,宣佈學習班結束,大家回到原工作地方。隨後聽說,中央叫停“挖內人黨”,後來幹部中宣佈給打成內人黨的人一律平反。領導挖內人黨的軍管人員調走了,換了一批軍管人員。但我們十五六個被打成內人黨的刑滿就業人員,而且還死了一個人,始終不給一個說法,當我們一再追問後,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們交待的內人黨問題一律作廢。就這樣,我們被莫名其妙地、糊裡糊塗地當上了“內人黨”,最後還是不給說明白的不了了之。

老張死得真太冤了。

 

[插曲]本來不想再寫了,可是對後來發生的一件事還想寫上幾句。

多年後,已經是鄧小平掌權的時代,軍管部隊調走了,農場領導也已換了。有一天農場的場長找我們十幾個被挖內人黨而尚在的人,詢問被挖內人黨運動中被逼自殺的張君的遺骨下落,我們說,老張死後我們是“死未見屍”,怎樣知道其下落呢?

事隔那麼多年,為什麼還要追查這件事?原來老張以反革命罪判刑後,妻子迫于形勢與之離婚,但沒有再婚,後來移居加拿大。文革結束後她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得到丈夫的骨灰。此信批轉到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再經層層批轉,最後轉到勞改農場,於是才有場長找我們之事。但我們實在無法知道情況,場長為此發愁,因為鄧辦批轉的信他不敢不辦,後來有人建議他去找當年埋葬的人,找到後一問,也說當年只是用破蓆一卷挖坑埋的,無法找到了。情急之下,一位高人出了一個“高招”,暗示埋葬人隨便去挖一具屍骨拿去火化,然後寫一份證言。於是他領幾個場部的人到亂墳崗,裝模作樣地一番尋找,居然挖出來“真正的老張遺骨”,用卡車送到七八十裡之外有火葬場的地方政府所在地火化,買了一個漂亮的骨灰盒裝上,最後連同火化證等寄給加拿大老張的妻子。至於老張妻子收到後如何痛哭,及隨後如何置墓埋葬,我就不清楚了。

由此我想起多年前從一本雜誌上讀過一篇介紹瞿秋白遺骨發現的文章,配有楊之華痛哭和一具排成人形的屍骨的照片,也說是埋葬人找到的,還編了一個埋葬人當年拿一個磚頭給瞿秋白當枕頭的故事。這難道是真的瞿秋白的遺骨嗎後來火化後在八寶山修了瞿秋白墓,文革中瞿秋白被打成叛徒,瞿墓也被毀了。去年還在一本雜誌上讀到一篇保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國家領導人骨灰的文章,作者記述冒險保存的經過。後來另一人著文說是他保存的,爭功吵起來了。這些褻瀆死人的鬧劇何時休呢?                                            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