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歐尼斯特•曼德爾著 瓦爾•格雷厄姆和弗雷德•勒普拉翻譯


 

        羅莎•盧森堡在革命運動歷史的真正地位仍有待確定。斯大林巨型獨石雕的解體意味著,很多人在承認她的優點時,他們會趕緊補充說,“她屬於1914年以前的時代”  [1]

 

以這種方式把她分門別類的那些作家,用本質上是主觀的標準處理工人運動歷史,是自設障礙。按這種方式,羅莎的優點是──根據有關作者的奇想──她不妥協的捍衛馬克思主義,反對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她深深執著於群眾行動和自發性的原則,甚或她捍衛工人民主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暴行

 

當我們用客觀的標準處理工人運動歷史,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金科玉律于馬克思主義本身時,困難立刻消失:在最終的分析中,是物質的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相反。為了解釋國際勞工運動思想中已經出現的修改,包括使馬克思主義本身變得豐富或貧瘠的一系列貢獻,我們必須從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開始。照此方法,羅莎在1914年前(如果不是1919年前)工人運動演變中的角色,仍然是一致的,並不顯現支離破碎的樣子。只有通過這樣的方法,而不是陳述歷史和專門研究的實證方法,才能充分顯示羅莎理論和實踐活動的至關重要性。

 

危機中久經考驗的策略

三十年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所謂“久經考驗的策略”,已完全主宰了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事實上,除了巴黎公社光輝的特立獨行,和國際工人運動某些(主要是無政府主義的)分支的經驗以外,階級鬥爭的歷史已蓋上了社會民主黨郵戳達半世紀之久。其影響力是如此突出,即使是像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那樣的人,儘管他們在實踐中在全國範圍內打破了這一傳統,仍然繼續把德國模式宗教式地作為一種普世適用的模式。

 

        “久經考驗的策略有了第一等的血統。在其生命的最後十五年,儘管動盪不安,[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成為它的鬥士,甚至在他的政治遺囑裏使它成為一個真正的行動,這個政治遺囑就是:他在1895年為德文新版的馬克思的《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導言》。1895年和1914年之間,來自這個導言最有名的摘錄無數次地被歐洲各種語言引用。1918年至1929年,社會民主黨遵循的就是這條道路,當是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和社會民主黨本身的危機結合在一起,把這個無結果的實習終結掉:

 

        發生在德國的利用選舉,贏得所有我們可獲得的職位的例子,到處被模仿。各個地方,自發發動的攻擊已退居後臺...走向投票箱的兩百萬選民,再加上他們背後年輕的男女非選民...形成數量最多,最密集的群眾,是國際無產階級部隊決定性的威懾力量。這個群眾已經提供了超過四分之一的已記錄的選票...其增長在自發,穩步,勢不可擋地進行,同時又像一個自然過程那樣平靜。針對它,所有政府的干預已證明是無能為力的。甚至今天我們就可以預期有2.25百萬選民。如果這種方式繼續下去,到本世紀末,我們將贏得較大部分的社會中層,小資產階級和小農階級,成長為這塊土地上決定性的力量,所有其他權力將不得不低頭,無論他們喜歡與否。保持這樣的增長持續而不中斷,直到它本身超越執政政府體制的控制,不浪費掉這個日益增加的先進保衛戰中的威懾力量,而是要保持它完整不動直到決定性的一天,這是我們的主要任務。(恩格斯選集,禾•漢德森主編,第294-296 。我們的重點)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已可恥地審查了恩格斯的文章,並扭曲了它的意義,移除了這個老戰士和馬克思終身伴侶的言論中一切仍然是根本革命性的話。[3] 但所有這一切都是順手牽羊地做的。以上的引述是真實的。它全面評判久經考驗的策略:吸收盡可能多的成員,教育盡可能多的工人,獲得盡可能多的選票,並把新的社會立法寫進法律書(首先,工作周的減少) -- 一切將會自動地實施:所有其他力量將向(原文如此)我們低頭”; 我們的增長是不可抗拒的”; 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威懾力量完整不動直到決定性的一天(原文如此)...

 

比國際社會主義中可敬長輩的祝福更有說服力的是事實的判決。事實把信用給了倍倍爾,王德威爾得,維克托•艾德勒和其他實用主義者,這些樂意沉重緩慢地走這條此後被提升到聖旨地位的道路的人。在每一次選舉中選票增長了。如果有時有意想不到的逆轉(1907年德國霍坦多特選舉),接踵而來的會是一個特別輝煌的即刻應答:1912年的國民議會選舉,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贏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工人組織不斷聚集力量,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並成為真正的反社會堡壘,促進階級覺悟的持續發展。有工資的提高,有越來越多的保障工人的法例,而且貧窮在下降(即使它並未完全消失)。潮流似乎不可阻擋,不僅其忠實信徒即使是他們的對手也被它弄得暈頭轉向。 每次選舉得票都增長。

 

但一如以往,覺悟落後于現實。這一切不可阻擋的潮流的產生,反映了國際資本主義的繁榮,世俗的歐洲工業後備軍的減少,顯然是通過移民,以及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日益增加的超級剝削而達到的。到20世紀初,使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矛盾得以臨時緩解的資源,已開始耗盡。此後,社會矛盾的惡化而不是緩解進入議事日程。等待到的階段,不是一個和平進步的時代,而是一個帝國主義戰爭,民族解放鬥爭和內戰的時代。很長時間的改進之後,有二十年的時間,實際工資停滯不前,或甚至下跌。漸進演變的時代處在尾聲; 革命的時代即將開始。

 

在這新時代,久經考驗的策略失去了所有的理由;從一個組織的原則,轉化為歐洲勞動階級的死亡陷阱。191484日之前,絕大多數當代人並沒有把握到這個。甚至列寧,也沒有為了坐落在沙皇帝國西方的國家去理解它;托洛茨基則在猶豫不定。羅莎的長處是,她第一個清楚而系統地把握了西方工人運動戰略和戰術根本改變的必要性,因為面對的是一個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帝國主義時代的曙光初現。[4]

 

羅莎反對久經考驗的策略的根本原因

當然,新的客觀形勢已被十九世紀末最富有遠見的馬克思主義者部分地掌握。殖民帝國擴展和帝國主義的開始,對這一現象--目前它被表達為大資本的政治擴張,--進行了分析。希爾弗丁已豎立了顯著的豐碑即‘金融資本’。他記錄了卡特爾,信託及壟斷(修正主義者用來說明資本主義會越來越有組織,從而使其矛盾不那麼尖銳; 陽光之下真的是沒有新鮮事)的出現。斯圖加特國際會議之後,列寧,波蘭,荷蘭,比利時和義大利的左派更加懷疑,考茨基在向修正主義讓步,特別是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上讓步。選舉的機會主義和這個或那個地區或國家集團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戰術集團(如在德國巴登集團,比利時工人黨的大多數,法國饒勒斯的追隨者等)遭遇到猛烈開火。然而,這一切的批評仍然是局部的和零散的,最重要的是,久經考驗的策略並未取消,以利於一個新的戰略戰術系統。與此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得到更多的崇敬。

 

1900年至1914年,羅莎是俄羅斯西方唯一按新方向思索的社會主義者。這個特殊的成就,不只是她無可否認的天才,她思路的清晰,和她對社會主義和國際勞工階級事業堅定不移的獻身的結果。最重要的,它可以由歷史和地理亦即是社會的條件加以解釋,她的理論和實踐就是在這些條件下培養和發展起來的。

 

她作為兩個社會民主黨(德國和波蘭黨)領導人的獨特地位,把她置於瞭解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矛盾趨勢的一個制高點。一方面,有陷入德國越來越突出的官僚事物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在沙皇帝國,鬥爭的新形式和方法在興起。因此,她能夠為工人運動的策略演示同樣大膽的行動,如同托洛茨基為革命遠景所做的一樣。最先進的國家不再必須顯示落後的東西,他們自己未來的形象。與此相反,落後國家(俄羅斯和波蘭)的工人,一直向西方國家顯示必須採用的迫切的戰術修改。

 

當然,這也為某些馬克思主義者預見到。早在1896年, 帕武斯在‘新時代’上發表了一份長篇研究, 他設想使用大規模政治罷工作為武器,打擊用政變壓制普選的威脅。 該研究本身受啟於考茨基提交給蘇黎世社會主義大會第10次會議(1893)的方案,方案討論的是對普選所受威脅的適當反應。[5] 過去恩格斯曾提出同樣的問題,但所有這些出擊被孤立了起來,而沒有導致戰略或戰術的變化。

 

羅莎也受惠於對兩個政治危機的深入研究,這兩個危機已經動搖了該世紀結束時的西歐:法國德雷弗斯案件和比利時爭取普選的總罷工(1902)。從這個兩方面的經驗,她產生了對議會愚侏病的深深厭惡。此外,她越來越相信,在議會以外的行動政治方面,以及在一般的選票至上主義和純粹的經濟打擊方面,如果群眾沒有預先受過良好訓練,久經考驗的策略決定性時候會失敗。不過,最重要的是,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使羅莎能夠把她零散的批評,整合成為一個對久經考驗的策略的系統性批判。事後我們可以說,毫無疑問,1905年,標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實質上進步的角色的結束,迎來了長期的波動階段,在這階段中,以前的進步特徵同穩步增強的反動影響日益結合,直到他們把黨帶向19148月的災難。

 

要把握1905年俄國革命的重要性,我們必須緊記,這是巴黎公社時代以來歐洲目擊的首次大規模的革命動亂:就是說,時隔34年!因此,這是完全自然的,即像羅莎那樣的激情革命者,應認真研究革命爆發的每一個細節和其所有特徵,以便為歐洲未來的動盪吸取1905年的重要教訓。在這方面,她只是遵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腳步,對1848年的動盪和巴黎公社,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做了相同的檢試。

 

面對社會民主黨的久經考驗的策略,為加速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新戰略和新策略的發展,1905年革命的一面,尤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幾十年來,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另一方面,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辯論困陷在一個虛假的分裂中,把少數立即行動的支持者,同那些大規模有組織行動的支持者對立起來,這後者意味著實踐中的和平法律工作(在選舉舞臺上或在工會裏)。然而,1905年的革命產生了一組事件,是雙方都不曾預見到的。因為1905年出現了群眾的直接行動,但這些群眾,遠非在一個自發和無組織的清白純樸狀態裏愉快地輾轉,他們正是通過其群眾行動經驗組織自己,為未來更大膽的行動準備自己。

 

 

因此,即使革命工團主義者已多年把總罷工神話同社會民主黨選舉至上主義對立起來,而且雖然它處在總罷工在歐洲第一次得勝這個非常時刻,列寧和羅莎都把握了這個在西方沒有得到理解的事實:1905年吹響了俄羅斯革命工團主義死亡的喪鐘!他們應該有補充說, -- 當然,列寧只是1914年後才理解這一點 -- 即俄羅斯革命工團主義的黯然失色只能用這個事實來解釋:遠不是反對大規模罷工或試圖以任何方式遏制它,俄羅斯和波蘭社會民主黨(或至少他們的最激進的派系)已成為群眾罷工的熱心組織者和宣傳員,並因此最終克服了舊的“漸進行動-革命行動”二難分法。 [6]

 

羅莎被1905年革命的經驗弄得眼花繚亂,這個經驗已在沙皇帝國西方的幾個國家的工人心中敲起共鳴--開始於奧地利,在那裏它激起了贏得普選的總罷工。從而,羅莎在其生命的最後14年,持續努力,向德國無產階級傳導這一根本的教訓:必須放棄漸進性,必須為再次列於議事日程的群眾革命鬥爭做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俄國革命和1918年德國革命的爆發,全都確認了她1905年估計的準確性。

 

190521日,她寫道:

 

但對於國際社會民主黨,俄羅斯無產階級的起義也構成一些新的深刻東西,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每根纖維去感受它。我們所有人,無論我們怎樣自命掌握辯證法,仍然是不可救藥的形而上學者,癡迷於我們對日常經驗到的事物的執著中...只有在革命的火山爆發中,我們才能察覺到,年輕的鼴鼠取得了多麼迅速和驚天動地的結果,並且是多麼愉快地覺察到,它這是在破壞歐洲資產階級社會腳下的真正地基。用選舉統計和地區分部的成員去衡量廣大勞工階層的政治成熟性和革命能量,就像用一把尺來量勃朗峰!

 

        51日,她續說:

 

這是主要的把握點:我們必須瞭解和吸收這樣的事實,即一個沙皇帝國革命的現實,將挑起國際階級鬥爭節奏的一個巨大加速,從而即使在老歐洲的中心地帶,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面臨革命形勢和全新的戰術問題。

 

        最後,在1905922日耶拿大會上,在對抗像羅伯特•施密特那樣的改革派工團主義者時,她憤怒地呼喊著:

 

到目前為止,你坐在這裏,聽了很多的發言,談論政治性的群眾罷工。難道它沒有讓你感到,你像是把頭放在手中,並質問自己: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光榮的俄羅斯革命時期?抑或還是在幾十年前呢?每天你可以閱讀評估革命的檔,每天你可以閱讀新聞快報,但你顯然沒有用眼看也沒有用耳聽...難道羅伯特•施密特沒有看到,我們偉大的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言的時刻實際上已到達?演變成為革命的那一時刻!俄國革命就在我的眼前。如果我們什麼也沒有學到,我們就是傻瓜。 [ 7 ]

 

回頭看看,我們知道,她是正確的。沒有1905年經驗,以及它向數以萬計俄羅斯工人幹部提供的巨大革命訓練,1917年的俄國革命勝利會無限的困難,同理,如果1914年前德國工人經歷了准革命的或革命的群眾政治鬥爭,1918-9德國革命的勝利會容易得多。不弄濕腳,你就學不會游泳,沒有革命行動的經驗,群眾就不能獲得革命覺悟。即使1905年和1914年之間的德國,不可能模仿1905年革命,它至少可能完美地全面改造社會民主黨的日常做法, 把它導向一個具有更加革命模式的參預和幹部的形成,從而為同資產階級和其國家機器的必然對抗,準備好群眾。拒絕踏上一個新的歷程,和死抱著關於社會主義無可避免的勝利,面對工人平靜和安寧的實力,資產階級及其政權無可避免的退卻這些越來越虛幻的公式,社民黨領導者在這些決定性年代裏播下龍的牙齒,它們在191419191933年德國工人收穫慘痛的失敗時,作為武士蹦了出來。

 

關於群眾罷工的辯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必須檢查1905年在社民黨內部展開的關於群眾罷工的辯論。作為辯論標誌的主要舞臺有:1905年耶拿會議(某種意義上1914年之前最的會議,顯然是由於俄國革命的壓力); 1906年曼海姆會議; 同一年兩個小冊子的出版發行,一個是考茨基的,一個是羅莎的,談的都是群眾罷工問題,1910年羅莎和考茨基之間的辯論; 最後是考茨基和潘那廓克的辯論。[8]

 

或許有點大綱式的,我們可以復述辯論的要點,內容如下。幾十年來,把普遍總罷工的思想作為普遍愚蠢性” ("Generalstreik ist Generalunsinn") 來打擊,其藉口是,在這樣的罷工可能獲得成功之前,必須先組織廣大勞動者。雖然社民黨領導人被1902-3比利時總罷工震撼,但對其寂靜無為觀念的任何修訂,都只是以一個非常猶豫的方式進行的。[9] 1905年耶拿會議上,工會領袖和社民黨領導人間爆發了激烈衝突,當時工會領導人走得如此遠,以至於建議總罷工支持者應啟程前往俄羅斯或波蘭,立即把他們的想法付諸實踐。[10]雖然不願意,但精力勃勃地,倍倍爾進入講臺攻擊工會領袖,承認群眾政治罷工原則上的可能性。然而,耶拿會議和曼海姆會議期間有一妥協敲定了。在曼海姆會議(1906年)上中央機構恢復了和平。此後,在他們權衡所有的組織,可用資金,力量平衡等問題後,認為只有工會首領們是有資格” “宣佈罷工行動,包括群眾政治罷工的人。在俄羅斯一項實際革命的事與願違的干預以後,德國社民黨領導人鬆了一口氣,回到了熟悉而走順了的道路, 久經考驗的策略之路。

 

這整個過程中,羅莎當然焦躁不安。她只是在等待最適當的時刻,為她的新戰略戰術,作出決定性的出擊。1910年普魯士國會選舉帶來了曙光,當時普選動員已經展開。人民群眾要求行動,在數以千計的工人和激進分子的幫助下,羅莎舉辦了十幾次群眾集會。警方對會議的禁止導致衝突,最後,在柏林特拉撲投公園組織了一個200000人的中心示威。但社民黨的領導,如同討厭鼠疫一樣討厭這些動亂,並專注於為1912年的選舉準備盡可能最好的選舉參預。結果,動員被扼殺在搖籃中,這一次是考茨基自己,這個正統衛士,拿起了棍棒,並且領導了該組織對左派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鬥爭。他製作了無數的書卷氣的文章和小冊子,這些東西,除了顯示對群眾運動動態的把握完全失敗以外,別無其他。[11]

 

乍眼看來,聯盟的轉折發生了。在世紀之交,羅莎和考茨基(左派和中間派)已被封鎖,被倍倍爾和辛格周圍反對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少數派的黨機構封鎖了。1906年曼海姆會議上,工會機構走向修正主義陣營,而倍倍爾-考茨基-羅莎聯盟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因此,我們應如何評估這個聯盟系統的突然逆轉,就發生在四年(1906年至1910年)的時間內?事實上,問題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決然不同於外表。倍倍爾和黨機構對久經考驗的策略的迷戀,在1900年和在1910年,都是一樣的。他們從根本上是保守的,也就是說,是工人運動本身心臟裏的現狀支持者(儘管不必失去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甚至激情,但把這些降級到一個遙遠將來的地步)。伯恩斯坦和修正主義者揚言要破壞久經考驗的策略(也即日常改革實踐),社會主義的宣傳,群眾的社會主義希望和信仰,黨的統一,以及群眾和黨之間的團結的微妙平衡。出於這個原因,倍倍爾和黨機構反對他; 為了本質上保守的目的,以便不掀翻蘋果購物車。

然而,1905年的革命和帝國主義對德國本身階級關係的影響,加劇了工人運動心臟的緊張。當耶拿會議後出現分裂的可能性時,倍倍爾,埃伯特和謝德曼劇均表明,他們屬意於組織機構的統一,更甚于團結激進工人--他們就是這樣解釋組織的首要性的。從這一刻起,整個黨的機構同左派破裂,因為現在是左派要求拋棄久經考驗的策略,不僅在理論上而且--恐怖中的恐怖--在實踐中拋棄它。木已成舟。

 

唯一留下的暫時問題,是考茨基的立場。他會不會在黨機構的一邊反對左派,或與左派一道反對黨機構?1905年的革命後,他暫時傾斜向左派,但一個重要事件,決定了他的命運。1908年考茨基寫了他的小冊子‘權力之路’。在這本小冊子裏,他細緻研究了自從恩格斯1895的著名序言以來,尚未解答的問題。贏得大多數職工群眾走向社會主義(以久經考驗的策略手段)後,如何再轉向取得政治權力本身呢?他的方式溫和而且並不意味著任何有系統的革命動員。沒有提出廢除君主制的問題(反倒是,他溫和地提到帝國及其組成體制的民主化)。但即使這樣,在這本為小心眼的,保守和官僚化的黨的執行委員會所寫的小冊子中,有太多的危險階段革命的可能性被提到,它甚至假設性地提出,任何人都不應天真地想像我們將默默而和平地從一個軍國主義國家走向民主。這引起危險階段的產生。它甚至可能挑起一個法律訴訟。因此,黨的執行委員會決定把小冊子丟回到紙漿。[12]

 

一塲悲喜劇隨後發生,決定了作為革命家和理論家的考茨基的命運。他求助於黨的控制委員會,後者是贊同他的。但是,倍倍爾無動於衷。考茨基然後同意向黨檢查,並削弱自己的文字。他檢查了任何可能有爭議性的地方,從而使文章變得完全緩和,在整個事件中表現的像一個沒有性格實力的完全懦弱的個人。甚至在這次事件可以看出,他與羅莎未來破裂的種子,他的中心主義,在19101912年的辯論中,他作為一個黨員幹部的作用,1914年他的基本投降協定,等等。

 

這不是偶然的,對考茨基的嚴竣考驗,就像對所有中間派一樣,是權力鬥爭以及把革命整合成為一個立足於日常改革程式的戰略的問題。效果上,對國際社會民主黨而言,這是1905年以來的決定性問題。

 

第一稿‘權力之路’的分析表明,甚至在官僚利斧落下以前,中間路線的要素已經出現了。雖然考茨基敏感地分析了導致越來越多階級矛盾(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縮減的經濟擴張,等)的那些因素,其基本哲學仍然是久經考驗的策略的東西:工業化和資本的集中在為我們工作,我們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除非一些意外發生...這是考茨基的推理。把被動的宿命論丟棄,這個想法,只在那些情況下方被採納,也即我們的敵人犯下一個愚蠢的錯誤-- 政變或世界大戰的時候。畢竟,自1896年以來,帕武斯首次提出這個問題後,事情沒有絲毫進展。

 

在考茨基的權力之路上,革命罷工和群眾運動爆發,沒有重要性。甚至俄國革命,它的爆發只是表明,它開啟了一個東方革命時代(這是正確的),並且由於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東方的革命時期會對西方的條件有深刻影響(也是正確的),而且無疑會加深資產階級社會的緊張和增加其不穩定性。製造不穩定性的俄羅斯動盪的客觀影響,和對西歐無產階級群眾活動的革命影響,兩者之間並沒有連接。政治主動,主觀因素,活躍元素--這些完全被忘記了。等待你的敵人的錯誤,無須準備,只要單純的組織手段,小心地把主動留給敵人 --一言以蔽之,這是考茨基中心智慧的總和!稍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有更為深刻論述--直到1934年,其災難性的失敗並沒有在世界上爆發!

這場關鍵辯論每一個方面都清楚顯示了羅莎的高明。考茨基用死記硬背的枯燥統計數字推斷出理論,即所謂革命永遠不會過早爆發,羅莎提出了對不成熟條件的深刻認識,每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在其出生的陣痛中知道:

 

… …這些無產階級的早熟進展本身構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它們將為最後的勝利創造政治條件,因為除非它在長期頑強的鬥爭戰火中鍛煉,無產階級不能達到完成最後翻身的政治成熟程度。 [13]

 

早在1900年羅莎就這樣寫道,正是在這裏,她開始形成革命勝利的主觀必要條件理論的第一要素,而考茨基仍癡迷於測試單純的客觀條件,否定羅莎所提出的問題的存在!以她對群眾生活和願望的深切同情,她對群眾情緒和群眾運動動力學的敏感,羅莎能夠早在1910年辯論時就能夠提出,20世紀無產階級戰略的關鍵問題:期待群眾鬥爭性的不間斷的崛起是徒勞的,以及這個事實,即如果他們因缺乏結果和缺乏領導而感到氣餒的話,他們就會陷入被動。 [14]

 

        當考茨基斷言,能停止所有工廠的總罷工的成功,取決於所有工人的初步組織,他把組織第一推到荒謬的地步。歷史已經表明,在這次辯論中,他是錯誤的和羅莎是正確的。我們已經知道,許多總罷工已經成功地癱瘓了一個現代國家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儘管事實上只有少數的工人組織了起來。 685月只不過是老經驗的最新確認罷了。

 

羅莎是否犯了自發性理論(遠未證明的說法)錯誤,這當然不能從她對革命動盪期間群眾自發主動性的必然性(在這一點上,她是百分之百的正確)的判斷上來衡量,無論是這樣一些錯覺,即以為這些自發主動性,便足以取得革命的勝利,或者這些主動性自己會產生組織導致革命勝利,都不能用來作此衡量。她從來沒有犯過今天常見於自發主義者的幼稚誤解。

 

在羅莎的架構裏,給群眾政治罷工這樣一個特殊地位的原因是,在她看來,它是為未來的革命衝突教育和準備群眾的基本手段(還要更好的是:教育他們,並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通過自我活動完善其教育)。雖然她並沒有擬定一個含有過渡要求的戰略,但她曾從過去的經驗總結了以下結論:必須同選舉鬥爭,經濟罷工和社會主義抽象宣傳的日常實踐決裂。她的群眾政治罷工是擺脫這些不好做法的基本手段。

 

對抗國家機器,提高群眾政治覺悟,革命的學徒...這一切都從一個清晰的革命觀察角度看到,該觀察預見到一個相對較短時間內的革命危機。如果說是列寧基於對俄國革命的信念創立了布爾什維主義,如果說是他191484日以後才把這個觀念擴展到歐洲其餘地區,那麼是羅莎,緊接著1905年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後,在西方本身同樣的革命緊迫性的基礎上,首先在構思社會主義戰略的區別上做出貢獻。

 

當考茨基反對羅莎說,有組織群眾的自發運動永遠是不可預知的,因而對於一個革命黨是危險的,他透露出一種自命不凡小官吏的心態,想像一個革命將根據一項仔細製作的時間表運行。羅莎千百次正確地強調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革命黨,比如1905年俄羅斯和波蘭社會民主黨,其本身的傑出,正是在於它有能力理解和把握在這不可避免和健康的群眾自發性中,什麼是進步的,以便利用其能量於革命目標,這些目標已制定並體現在其組織裏。[15] 那使得斯大林官僚機構中所有的頑固保守主義者再次挖掘出對羅莎毫無根據的指控,說她對1905年革命的進程分析,過分強調群眾的自發性,而沒有足夠的黨的角色 [16]

 

事實上,她有一個關於角色作用的現實觀察--不幸的預言--工人運動的官僚主義可以引發革命危機,她在19059月耶拿會議上講話中是這樣說的:以前的革命,特別是1848年的那些革命已表明,在革命過程中,不是群眾必須受控制,而是議會,必須阻止他們背叛群眾。” [17]

 

1906年至1910年的痛苦經歷後,1910年她甚至更精確的回到同一主題: 如果革命形勢全面開花,如果一波一波的鬥爭是非常先進的,那麼黨的領導人就會發現刹車無用,群眾會把站在風暴路上的這些領導人一把推開。有一天這可能發生在德國。但按社會民主黨的利益,我不相信有需要或希望走到這一步。”[18]

 

羅莎•盧森堡工作的一致性

在羅莎的宏偉設計 --引導的社會民主黨放棄久經考驗的策略,並為她判斷迫在眉睫的革命鬥爭做準備 ---她的全部活動具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一致性。

 

她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不只是符合其對自發理論的關注,儘管這些關注是真實的。[19] 她的目標是全面揭示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德國社會,日益惡化的矛盾的主要的原因。同樣地,國際主義不單單是一個或多或少柏拉圖式的作宣傳用的主題思想,而是具有兩個要求的一個功能:日益增加的國際化罷工,並裝備工人階級反對即將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在國際社會民主黨裏,羅莎為之奮鬥二十年的國際主義運動,由一個革命的觀念和戰略的選擇指導,就像她的群眾政治罷工和對帝國主義的深刻分析的運動那樣。

 

她的反軍國主義和反君主專制運動也是這樣。同一種廣為持有的信念相反,有時甚至是同情她的評論家也重複說,[20]羅莎的反軍國主義運動,不僅是她的仇恨(或她對戰爭的恐懼)作用,而且是準確瞭解必須搗破資產階級國家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早在1899年她在《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寫道:

 

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和統治以及資產階級集中在軍國主義裏。同樣,社會民主黨是唯一的為原則反對軍國主義的政黨。因此,這一反對軍國主義的原則鬥爭,具有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性質。放棄同軍國主義制度的鬥爭,只會導致在實踐中放棄同現有社會秩序的鬥爭。 [21]

 

在改革或革命一年後,在她對服義務兵役的評論中,她簡潔地重複,如果這為武裝群眾準備物質基礎,它做到這點,是在現代軍國主義的幌子下,現代軍國主義以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方式顯示軍國主義國家對人民的統治,其國家的階級性質。這些清晰的方式顯示了巨大的鴻溝 橫隔在她和伯恩斯坦的漫談,以及考茨基關於民主化[原文如此! ]帝國的律師言語之間

 

因此,我們可以立即明白,當她看到那些指責她用冒險戰術” [22] “冒工人流血的危險的真正改革派自己,19148月後,在一個大1000倍的規模上,不是為自己的事業,卻是為了他們剝削者而流淌工人們的鮮血時,可怕的憤怒必會發生在羅莎身上。這憤慨激起她對德國社民黨的痛苦判決: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臭屍體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大和最臭名昭著的罪犯[23]

 

那麼什麼是歷史對羅莎•盧森堡的結論呢?她完全錯在既讚賞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又讚賞孟什維克。她同時反對列寧的高度集中,而容忍自己的地下波蘭工人黨裏列昂•喬基斯謝思的鐵腕政權。[24]她過於傾向由先鋒隊消化社會主義學說,從而低估了需要促使工人階級的幹部能夠真正指導那廣大的群眾,使他們在革命的時候政治化和進入歷史舞臺。出於同樣的原因,1907年後,德國社民黨內部,她沒有去努力建設一個傾向,或一個有組織的左派分枝(成立一個新黨,當然是不可能的,除非通過表明其歷史範圍的背叛,把社民黨領導的奸詐大白於群眾)。青年斯巴達克同盟,以及後來的德國共產黨(kpd)要為這個失敗付出可怕的代價,使用十年時間干預建立一個真正的領導班子;他們被迫在革命的中間承擔這一任務。

 

然而,所有這些領域都屬於偉大鬥爭,該鬥爭主導了她的生活。羅莎實際上住在德國,這樣一來,她越來越鄙薄和不信任社會民主黨機器,對於這部機器裏的趨炎附勢者和職員的罪行,她察覺得比列寧更早更清楚。直到1914年,列寧才接納羅莎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結論。那以後,他才斷定悲劇的根本的歷史教訓--僅僅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對於勝利是完全不夠的。所需要的是一個組織,它的方案和日常對階級鬥爭的干預,將確保在革命的當天,黨會成為無產階級的動力,而不是官僚劊子手。而不是直到1918年,羅莎才反過來達到了列寧的結論。當時,她抓住了建立一個革命先鋒組織的需要,並且堅定相信,對群眾創造力,或其自發地放棄社會民主黨官僚的能力有無限的信心,是不足夠的,社會民主黨官僚最終把他們的反革命色彩染在旗杆上。

 

總括而言,當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欠了羅莎盧•森堡很多很多。她是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確定並開始解決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戰術中心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在帝國主義心臟地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由范•格雷厄姆和馮檢•勒普拉翻譯于法文。

歐尼斯特•曼德爾是第四國際一個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和長期的領導人。他死於1995年。

 

注釋:

[ 1 ] 這是JP Nettl特別的判斷,他寫了羅莎的目前最為完整的傳記(羅莎盧•森堡,倫敦, 1966年)。 Nettl把部分事件的豐富細節和往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判斷,同無產階級的策略,群眾運動和革命的觀點的一般問題的完全缺乏理解結合了起來:正是這些問題,讓羅莎畢生專注於它們。

[ 2 ]因此,在19世紀90年代當戰爭的危險第一次出現時,恩格斯斷言,一旦發生戰爭,社會民主黨將被迫取得權力,並表示擔心,這可能是會災難性地結束。在同一封給倍倍爾的信中,他表示深信,到本世紀末,我們將獲得政權(給倍倍爾的信, 18911024日)。在以往的一封信(189151日)他攻擊倍倍爾檢查‘哥達綱領批判’出版的計畫和譴責對黨內批評和討論自由的攻擊(八月,致倍倍爾,弗里德里奇•恩格斯,Mouton & Co.,1965年,第417465頁)

[ 3 ] 189541日,恩格斯寫信給考茨基:我看到 導言的摘錄今天出現在Vorwarts,沒有通知我就重印,而且在這種方式下,我似乎只不過是一個不計代價的和平的守法者。因此,我全力要求在‘新時代’上刊登未刪節版本的導言,消除這種可恥的印象

使用法律制裁威脅為藉口,倍倍爾和考茨基拒絕遵守恩格斯自己作刪節並且不遵守再出版一個完整的導言。這只是發生1918年通過另一國際-共產國際的斡旋以後。

[ 4 ] 在‘結果與展望’(1906年)上,托洛茨基幾乎呼應羅莎的意見,強調社會民主黨越來越保守的特性。但是,由於和解的立場,他採用了關於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派系鬥爭的說法,在1908年他靠近考茨基,在群眾政治罷工辯論中支持他反對羅莎。對於羅莎和考茨基在1910年的衝突,列寧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試圖阻止考茨基和孟什維克集團的發展。在他的文章兩個世界中,他聲稱,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其中,他列舉的人,不僅有羅莎和考茨基,也有倍倍爾)只是戰術性質上的,而且在最後的分析中分歧是輕微的。他讚揚倍倍爾的謹慎 根據‘最好是讓敵人主動發起戰爭’使他的論斷合理化。(工程,第16卷,頁311-16 ,柏林,Dietz-Verlag出版社出版)

[ 5 ]文章題為政變和政治群眾罷工,在新時代首次出版。它轉載于群眾罷工辯論文選,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法蘭克福, 1970年,頁46-95

[ 6 ]早在改革或革命時代,羅莎曾寫道:伯恩斯坦開始考慮這樣的可能,即為了歷史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轉型,徵用資產階級議會場所 --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通道

羅莎對議會主義的批判和對資產階級議會衰落的分析,寫於1900年,至今仍新鮮和切題,1914年前在西歐沒有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文章有這樣的特性。按同樣的風格,羅莎解釋,由於法國工人階級對“ Jauressist ”議會制幻想,在法國革命工團主義力量越來越強。 (她發表於1905125 /6 撒克遜工人報的文章 --羅莎盧•森堡,演講和著作選,第1卷,頁1 96

[ 7 ] ,這些語錄來自新時代出版的一篇文章,("Nach dem ersten Akt"),撒克遜報紙(“Im Feuerschelne der Revolution” )和她在耶拿代表大會的講話(見羅莎盧•森堡,演講和著作選,第二卷, Dietz Verlag出版社,柏林, 1955年,第220 / 1 234 / 5 ,和244

[ 8 ]這次辯論一個很好的總結見於安東尼•格魯嫩貝格的‘群眾罷工辯論’的導言( pp.5 - 44 )。

[ 9 ]例如,文章礦工罷工的經驗教訓” ("Die Lehren des Bergerbeiterstreik"),見於1903年的新時代。

[ 10 ]羅莎•盧森堡,耶拿代表大會演講, 1905921日(演講和著作選 ,第二卷,頁240-1

[ 11 ]特別見於他的文章下一步怎麼辦(新時代, 1910 ),及其先發制人的防禦性打擊侵略性罷工之間的區別(區分來源於亨利特•羅蘭-霍斯特的著作‘群眾罷工’),經濟政治罷工的區別,減員戰略推翻戰略的區別等(群眾罷工辯論,第96-121 )。

[ 12 ]見‘權力之路’,Editions Anthropos版本(巴黎, 1969年),從一篇導言和書信的附錄,可以一窺這個不幸的事。

[ 13 ]羅莎•盧森堡,演講和著作選,第一卷。第二,第136

[ 14 ]同上, 325/6330頁。摘自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出版的一篇文章,題為下一步怎麼辦?

[ 15 ]只不過是由斯大林分子散佈和今天的自發主義者無辜重複著的誹謗,說羅莎把1905年革命所有的優點歸因於無組織群眾,沒有提及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的作用。其他旁證博引不說,這只是其中一個剛好相反的證明: 即使在第一時刻,起義領導權落入機會主義領導人手中,即使起義顯然被各種各樣的幻想和傳統困擾,起義只不過是巨大政治教育蔓延在俄羅斯工人階級深處的結果,政治教育是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男女暗地裏鼓動的在俄羅斯,如世界其他地區,自由和社會進步事業在覺悟的無產階級手中 190528 演講和著作選,第1卷,第216頁)

[16]參考福利德·厄斯納的‘羅莎傳’, Dietz Verlag出版社,柏林, 1951-尤其50-53

[ 17 ]演講和著作選,第一卷,頁1,頁245

[ 18 ] “理論與實踐 新時代 1910 )轉載於‘群眾罷工辯論’ 231

[ 19 ]羅莎她表示,她寫作政治經濟學導論時,她偶然碰到一個理論的困難,當時她想說明實現剩餘價值的障礙。因此,她計畫寫資本積累

[ 20 ]尤其是,安東尼•格魯嫩貝格在她的‘群眾罷工辯論’導言(第43頁),在那裏她堅持認為,在制訂征服權力的戰略設想,在提出同資產階級國家力量鬥爭的問題上,潘訥考克同羅莎和考茨基兩者都是截然相反的。

[ 21 ]演講和著作選,第一卷。頁47

[ 22 ]同上,頁245

[ 23 ]關於羅莎向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提交的方案的講話 Der Gründungsperteitag der KPD,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年,頁194)。尤其是,1918年的停戰協定以後,當德國社民黨領導人企圖利用德國士兵反對波羅的海國家的俄國式革命時,她怒髮衝冠。

[ 24 ]最近在波蘭出版的,艾達•維法爾的‘羅莎•盧森堡-利奧•焦基希斯通信’,這無疑將提供重要輔助材料,有助於研究羅莎關於她自己的波蘭黨內部組織問題的實際和理論的態度。通信的法語和德語部分的翻譯(by Editions Anthropos and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即將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