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社會主義的切格瓦拉

邁克爾·洛伊

 

          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創始人,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92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當然,我們不希望拉丁美洲社會主義是一個模仿或複製。 它必須是一個英勇無畏的創造。 我們必須以自己的現實,用自己的語言,創造發展出印地安-美洲的社會主義。 這是新一代人應擔當的任務。”[1] 他的警告未能引起注意。 在同一年,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墮入斯大林模式的陰影,竭力仿效蘇聯的官僚意識形態及其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近半個世紀。

        我們不知道埃內斯托·“”·格瓦拉是否讀過馬里亞特吉的文章。可能已經讀過,因為他的同伴希爾達·加德亞(Hilda Gadea)在古巴革命前的幾年,曾借給他馬里亞特吉的著作。 無論是哪種情況,他的政治思想和實踐,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可以說已經有意要避開東歐對蘇聯模式的硬性模仿而導致的僵局。

        格瓦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是一個嘗試,是要勇敢的創造某種新東西,探索---斷斷續續地摸索--- 出一個獨特的社會主義模式,在許多方面,它同現實存在的官僚荒誕體系是絕然反對的。

        1959年到1967年,格瓦拉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 他越來越疏遠了自己關於蘇聯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初幻想,離開了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 1965年寫給古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嚴厲地批評了思想尾巴主義ideological tailism),在古巴,這個思想尾巴主義見諸於馬克思主義手冊這一類蘇聯出版物。 這些手冊,這些蘇聯磚塊,用他的話來說,有不讓你思索的缺點:黨已經為你做好了,你必須去消化它。”[2]

 

        更明確地,特別是在他1963年以後的作品中,他拒絕模仿和複製,他尋找一個替代模式,試圖制定另外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條道路更徹底,更平等,更和睦,而且更符合共產主義道德。

 

未竟之旅

        196710月格瓦拉的死亡,中斷了獨立的政治成熟和智慧的發展過程。 他的工作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不是一個包辦一切答案的思想系統。對於許多問題,如制訂計劃,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等等,他的想法仍然是不完整的。[3]

        超越具體的經濟問題,尋求一條新的道路,這背後的動力,是這樣的信念,即:競爭是相互殘殺的戰爭,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特點,在那個世界中,人人相食,如果社會主義不能實實在在地提供一個文明,一套社會倫理,一個同狹隘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不受約束的利己主義和競爭完全對立的社會模型,那麼社會主義就是毫無意義的,因而無法得勝的。

        格瓦拉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離不開一定的道德價值,這同斯大林,赫魯雪夫和他們繼任者的經濟主義 的觀念正好相反,那些人考慮的是生產力的發展19637月,在記者讓·丹尼爾的一個著名採訪中,格瓦拉已經對現實社會主義發出了隱含的批判:對於沒有共產主義道德的經濟社會主義,我不感興趣。 我們在與貧困作鬥爭,但同時有異端出現。如果共產主義脫離了思想,那它可能只是一個分配的方法,但它不再是一個革命性的道德。”[4]

        如果社會主義聲稱反對資本主義,卻站在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資本主義立場上,用資本主義的武器 商品形式、競爭、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 同它鬥爭,那麼這是註定要失敗的。 不能說,格瓦拉預計到了蘇聯的解體,但在某種程度上,他有直覺感到,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容忍差異,沒有體現出新的價值觀,只是試圖模仿它的對手,沒有雄心而只求趕上和超越帝國主義大都市的生產,這樣的制度是沒有前途的。

        對於格瓦拉,社會主義代表了一個新社會的歷史規劃,它的基礎價值觀念是平等,團結,集體主義,革命利他主義,自由討論和群眾參與。 他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批評,就像他作為一個領導者的實踐,就像他對古巴經驗的思考,其靈感來自這個由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給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概念。[5]

        有三件事情具體表達了格瓦拉的這一願望及其對新道路的探索:關於經濟管理方法的討論,差異的自由表達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民主理念。 第一個顯然佔據了格瓦拉思想的中心位置,而另外兩個,是密切相關的,尚未有多大的發展,還有一些漏洞和矛盾。 但是,它們不斷地出現在他的關心和他的政治實踐中。

 

新人類

        埃內斯托·格瓦拉在他著名的19652月的阿爾及爾講話中,呼籲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杜絕其同西方的剝削性國家的合作陰謀,因為他們對從事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民族所施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換關係。按格瓦拉的看法,社會主義,不僅是在建設中的或已經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內,而且對全世界所有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如果在意識上沒有一個對人性的新兄弟般態度的變化,就不會存在。” [6]

        格瓦拉在1965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中,分析了應用于東歐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型,他拒絕了聲稱用資本主義自己的偶像征服資本主義的概念。認為社會主義能通過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陰暗工具(作為經濟細胞的商品,盈利,作為經濟杠杆的個人物質利益,等等)的幫助而實現,那是白日做夢,會導入一個死胡同。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有必要在建設新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建立新的人類。”[7]

        從東歐國家引進的模型有一個重大危險,就是社會不平等的增加和技術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在這個報酬分配系統中,賺取更多的總是董事們。 只要看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近提出的方案,看看分配給董事管理的比重,或更多的董事管理的薪酬。”[8]

        基本上,辯論點的一方是經濟主義的觀點,認為經濟領域是獨立的系統,有自己的規律,如價值律或市場規律;辯論點的另一方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概念,認為有關生產重點,價格等的經濟決定是由社會,道德和政治標準控制的。

        格瓦拉的經濟提案 反對市場力量的計劃,預算財務制度,集體或道德的激勵機制 試圖找到符合這些標準的社會主義建設典範,因此,與蘇聯模式不同。 應該說,對於斯大林官僚系統的性質,格瓦拉並沒有成功地得出一個清晰的概念。 在我看來,在追溯蘇聯經驗的問題和局限性時,他錯誤地把它們歸於新經濟政策(NEP),而不是斯大林主義的暴政。 [9]

 

討論的自由

        1963年至1964年的經濟討論中,一個重要的值得一提的政治面是,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民眾不同意見的表達是正常的,或在革命中某種民主多元化是合法的。

        這個問題隱含在經濟辯論中。 格瓦拉從未明晰或系統地述說過它,他肯定也沒有把它與經濟計劃的民主問題聯繫起來。 但在20世紀60年代,對於革命陣營內部的自由討論,他曾多次表態支持,傾向於尊重多數人的意見。

        在他的行為上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例子,這個例子同古巴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有關,他完全不同意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分析(他曾在多個場合嚴厲地批評他們)。 1961年,格瓦拉在同北美左翼知識份子莫里斯·澤特林的討論中,譴責古巴警方破壞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印刷板的行為,說它是個錯誤不應該這樣做。

        幾年後不久,於1965年即將離開古巴前,他設法從監獄中釋放古巴托洛茨基主義的領導人羅伯特·阿科斯塔·赫切瓦利亞(Roberto Acosta Hechevarria),他用兄弟般的問候語送別他:阿科斯塔,人們不能用拳打腳踢殺死思想。” [10]

        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對一些蘇聯人對托洛茨基主義指控的回答,見於他在1964年給工業部同志們的報告:

 

在這方面,我認為,或者我們有能力用論據摧毀相反的意見,或者我們應該讓他們來表達出來。用強力摧毀意見是不可能的,這將阻止智力的任何自由發展。在托洛茨基的思想裡有很多是有價值的,雖然在我看來,他的基本觀念是錯誤的,他後來的行動也錯了。”[11]

 

因此,這決不是偶然的,格瓦拉對表達自由的最明確的捍衛,對斯大林主義獨裁最直接的批評表現在藝術領域。 在他著名的論文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Socialism and Man in Cuba)(1965)中,他譴責了蘇聯式的把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唯一藝術形式的強行做法:是一種供官員們瞭解的藝術他強調,通過這種方法,真正的藝術探尋完蛋了,一個緊箍咒加在一個誕生中的人類的藝術表現方式上”[12]

 

社會主義民主

        雖然格瓦拉從來沒有設法擬定民主在社會主義過渡期的作用的最後理論 或許這是他工作中的主要缺失 但他拒絕了在20世紀對社會主義造成嚴重傷害的專制和獨裁觀念。 1966年有關蘇聯的政治經濟手冊的一些重要注解包含了這樣的直率說法:斯大林的重大歷史罪行是貶低共產主義教育,設立了不受約束的權威崇拜。”[13]

        主要的局限在於他關於民主與計劃兩者關係的思想,存在不足。 他捍衛計劃經濟,反對市場分類的論點是非常重要的,在新自由主義市場宗教占主導地位的今天,它更加具有了新的重要意義。但他們避開了關鍵性的政治問題:誰做計劃? 誰決定經濟計劃的主要選項? 誰決定生產和消費的輕重緩急次序?

        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如果沒有(1)政治多元化,(2)輕重緩急次序的自由討論,以及(3)人們在各種經濟主張和供討論的論壇之間做選擇的自由 那麼,計劃不可避免地會化為一個滿足專制集團過度需求的官僚主義和威權制度(前蘇聯的歷史就是充分的證明)。

        換句話說,經濟社會主義過渡期的問題,同政治制度的性質是分不開的。 還有,古巴過去三十年的經驗表明,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缺乏,有負面的影響,雖然古巴已經設法避免了最嚴重的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畸變,而這些畸變在其他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卻發生了。

        這個爭論,同革命制度的問題有關。 格瓦拉拒絕資產階級的民主,儘管他極力反對官僚主義和主張平等主義, 但是,他遠未形成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民主願景。

        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一文中,他承認,革命的國家可能會犯錯誤,從而在群眾中激起了消極的反應,迫使國家作出修正(他所引用的例子是:1961年至1962年,阿尼巴爾·埃斯卡蘭特領導下的黨的宗派政策)。 但是,他指出,很明顯,這種機制不足以保證一連串明智的措施。 需要與人民群眾有更有效的連接

        在文章的開始,他似乎很滿意領導和群眾之間有一個模糊的辯證統一 但幾頁後,他承認,行使有效的民主控制這個問題遠未解決:這革命制度尚未實現。 我們正在尋找一些新的東西”[14]

 

未發表的著作

        我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格瓦拉已經遠離了蘇聯模式,他拒絕了模仿和複製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但是,他一部分優秀的後期著作,特別是他對1963年版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手冊的批評意見,仍然未公佈。

        只是到了2006年,這些批評才在古巴出版。[15] 這些文章寫於1965年至1966年,當時他呆在坦桑尼亞和布拉格,正是他在剛果的任務失敗後,臨行玻利維亞以前。 四十年來,這個檔案一直是隱而不現的,只不過在蘇聯完結後,允許一些古巴研究人員參考,並作了一些筆記。 現在,在這些文章寫成約40年後才決定在古巴發表,同期還有其他未知檔案。

        為什麼格瓦拉的筆記不能早些發表呢?或許,人們可以理解的是,蘇聯垮臺前,可能有一些(壞的)外交上的原因,要把它們隱藏起來。但1991年後,這些筆記代表什麼樣的危險呢? 是誰決定把它們鎖在抽屜裡的呢? 是誰終於開了綠燈讓這些筆記出版呢?

        無論如何,這個材料終於提供給了有興趣的讀者,這確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它記錄了他知識份子的獨立性,記錄了他遠離蘇聯模式的現實社會主義,記錄了他探索一個徹底替代方案的努力。 在前面的討論中,格瓦拉堅決認為,計劃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是關鍵因素,因為它把人類從他的經濟狀態中解放出來。但應該由誰來做計劃呢?

        1963年至1964年的辯論中,他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正是在這裡,在這些寫於1965年到1966年的重要筆記裡,人們發現了新的見解。 有一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表明,格瓦拉最後的政治思想接近社會主義民主的理念,即民主的計劃過程,由人民自己,由工人,群眾”--- 用他的術語說--- 制定主要的經濟決策:

 

照顧人民利益,由群眾作經濟決策,同這個經濟計劃觀念相矛盾的是,我們有了一個安慰劑,即決定人們的共同命運的只有經濟因素。 這是一種機械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群眾必須能夠主導自己的命運,決定積累和消費的生產比例。 經濟技術必須運作在這樣的認識範圍內,而群眾的覺悟必須確保它能得以執行。”[16]

        可以認為,這些筆記代表了格瓦拉尋求替代蘇聯(斯大林主義)模式之努力的一個重要階段。 196710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其玻利維亞幫兇的刺殺子彈,打斷了這項工作,使一個新的革命社會主義和一個新的共產主義民主的勇敢的創造夭折了。

        文章2009首次出版於中流砥柱Against the Current142期,20099-10

 

 

註釋:

[1] 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周年紀念和平衡,思想與政治, Amauta 叢書,1971年:249 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1894-1930年)是拉丁美洲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 他聞名於世是因為其1928年的著作,關於秘魯現實的七篇解說文(奧斯丁: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1971年)。

[2] 格瓦拉給古巴朋友的信(1965年)。 這封信是尚未發表的格瓦拉文件之一。 卡洛斯·塔夫拉達把它引用在他的文章·埃內斯托·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裡,另一類南方,III,第2期(1996):168頁。 也見於同一作者的·格瓦拉:社會主義過渡期的經濟與政治(探路出版社,1992年)和古巴,過渡?L'Harmattan出版社,2001年)。

[3] 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埃雷迪亞正確地指出,“…在格瓦拉不完全的思想中,甚至有一些積極的方面。 偉大的思想家在思索,指出一些問題和一些方法,提出了一些可能性,並要求他的同志們思索,學習,並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然而人們一旦真的要運用他的思想,把它獨斷化,把它變成一個投機的堡壘或口號的插座,是不可能的。”“格瓦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彭薩·埃爾車 (哈瓦那:美洲研究中心,編輯何塞·馬蒂,第二卷,1989年):30頁。也可以參見費爾南多·馬丁內斯·埃雷迪亞車,切·格瓦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哈瓦那:美洲之家獎,1989年)。

[4] 快報 725日,1963年,9頁。

[5]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是猶太裔德國哲學家,于1938年流亡到美國。 1949年,他成了萊比錫卡爾·馬克大學(Karl Marx University in Leipzig)的教授,1961年旅居西方後,在圖賓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任教授。 烏托邦精神1918)到希望的原則1954-1959),這個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試圖把世俗救贖的一面復歸給社會主義。

[6]埃內斯托··格瓦拉, 1957-1967文集,第2卷(巴黎:弗朗索瓦·馬斯伯樂出版社,1971年):574頁。

[7] 格瓦拉,文集,第2卷,371-372頁。

[8]埃內斯托··格瓦拉,計劃與人1957-1967文集,第6 [未編輯文本](巴黎:馬斯佩羅,1972年):90頁。

[9]在格瓦拉1966年所寫的有關政治經濟的文章裡,這個概念是很清楚的。卡洛斯·塔夫拉達在埃內斯托·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中,引用了一些摘要。珍妮特,哈貝爾(Janette Habel)正確地指出,格瓦拉太多強調對斯大林主義畸變的經濟批判,過於重視市場關係,卻沒有足夠批判蘇聯政治制度的員警和鎮壓性質。J.哈貝爾,前言,洛伊,切·格瓦拉筆記 (巴黎,Syllepse1997年):11頁。

[10]“莫里斯·澤特林的採訪R.E.邦那切(R.E. Bonachea),N.P.巴爾德斯編輯(N.P. Valdes),格瓦拉:埃內斯托·格瓦拉作品選(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9年):391頁, 以及同羅伯特·阿科斯塔·赫切瓦利亞(Roberto Acosta Hechevarria)的談話,加里坦·滕南特,加勒比海隱藏的明珠:古巴托洛茨基主義(倫敦:豪豬出版社,2000年):246頁。 據羅伯特·阿科斯塔說,格瓦拉告訴他,在在未來的一個時候,托洛茨基主義的出版物會在古巴合法化(249頁)。

[11]·格瓦拉,計劃和人,共產黨宣言雜誌,第7 196912月):37頁。

[12]·格瓦拉, 1957-1967文集,第2卷,379頁。

[13] 胡安·安東尼奧·布蘭科在第三個千年(Tercer Milenio):後現代主義的另一版本(una visión alternativa de la posmodernidad中引用,(哈瓦那:中心菲力克斯·瓦雷拉中心(Centro Felix Varela),1996年):56頁。

[14]·格瓦拉, 1957-1967文集,第2卷,369375頁。

[15]塔夫拉達,埃內斯托·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173頁。

[16] 埃內斯托··格瓦拉,政治經濟注解(哈瓦那:海洋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編輯部)2006132-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