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東政治伊斯蘭的三種說法

法魯克·蘇勒利亞

 

   一個俄國猶太人在埃及徒手建立了共產主義,不過他的努力得到英國總參謀部情報部門的協助,後者在1919年成功的獲得伊斯蘭大教法長謝赫·穆罕默德·巴希特的反布爾什維主義追殺令。 其結果同它的預期截然相反。 一些報紙抨擊追殺令,捍衛布爾什維克。

       

        政治伊斯蘭,也被稱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或法語integrisme),關於它的驚人崛起,出現了許多說法。然而,當談到伊斯蘭主義政治經濟學時,談到伊斯蘭主義者成功攫獲國家權力(沙特,伊朗,蘇丹,阿富汗)的後果時,經常發現這些說法的欠缺。 在這樣的說法中,不是理直氣壯地強調帝國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勾結,就是指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或左派的失敗。

        例如,喬姆斯基在與黎巴嫩知識份子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對話時,呼籲政治伊斯蘭主要對世界的動盪勢力做反應 關於當今世界動盪的主要來源,阿查和喬姆斯基強調是美國政府的行為(喬姆斯基和阿查2007年:27)。 許多左派也同樣強調這一點。

 

        然而,與喬姆斯基和阿查的看法不同,這樣的論點---在左翼圈中流行---不能解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原教旨主義者無法邁步前進的原因,而當時的動亂勢力'在中東甚至比後來更加活躍。 但最重要的是,它的意思仿佛是,一旦動亂勢力停止擴散動盪,基地組織就將放下武器。然而,無論是否有任何勢力擴散動盪,伊斯蘭主義者追求的是聖戰,直到大審判日。

 

        近年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的論點被右翼最常應用到中東政治伊斯蘭上。 但在亨廷頓之前很久,在1964年,伯納德·路易斯就主張說,阿拉伯對華盛頓的敵意不是由美國與猶太複國主義的合作所造成的。 他認為蘇聯逃脫了這種敵意,儘管她支持建立以色列。 路易斯認為,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解釋,也即如果我們認為中東目前的不滿,並非政府或國家之間的衝突,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正如吉邦(Gibbon)所謂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大辯論,自中世紀以來,一直在以這種或那種的形式進行(雅可布 2004年:9)。

        亨廷頓在一篇外交政策文章中誇大了文明衝突說法,而本·拉登引人注目的出現,強化了這一論斷。 根據雅可布的說法,“‘文明衝突’” 論點的問題... 就在於它巧舌如簧,撇開那些分明具體的不公平。 對於冷戰時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以及最近的伊斯蘭主義者),反對猶太複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是反美情緒的真正原因,而不僅僅掩蓋更深的反感''(雅可布 20049-10)。

        韓禮德把政治伊斯蘭的興起歸於國家特性 他認為,在如伊朗,阿爾及利亞,埃及,土耳其這樣的國家,政治伊斯蘭採取了反抗政府的形式,一個強烈現代化的政府受到社會政治反對派運動的挑戰。但是在政府非常脆弱的國家,基地組織出現並持續其存在 他援引阿富汗和葉門較大的北部這兩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它不是反抗一個現代化的政府,而是反對政府的歷史性缺乏(韓禮德 2002a41)。

        最近,巴基斯坦已經成為基地組織的避難所,在那裡的政府歷史性的缺席是沒有道理的。 此外,在共產黨執政時,儘管有美國的干預,政府法令幾乎已經行使在整個阿富汗。人們看到,在阿富汗和葉門,因為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干預,政府垮臺了。 還有原教旨主義者的綏靖政策。 此外,僅僅無政府狀態並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除非我們分析原教旨主義者建立的另一種社會,這個社會提供本應由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

        巴博(Barber)指出一個全球性的條件, 就是一個由通信,資訊,娛樂,商務綁在一起的麥當勞世界逐漸構成。從而,抵抗它的有效形式只有聖戰者所具有的前現代苦行精神,這些聖戰者已在全球穆斯林中間獲得越來越多的影響力(巴博 2000:21-6)。

 

        巴博的說法聽起來漂亮,但中東已被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力量滲透了超過一個世紀。 巴博的論點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僅僅在過去的三十年出現了宗教右翼的崛起,不僅在中東,而且在全球化本身的心臟地帶美國,也出現了基督教右翼爆炸性發展。

 

        但是,為了避免項狄式的討論(項狄傳這部書的英雄直到整本書過了一半尚未誕生),讓我們先來定義政治伊斯蘭這個詞。

 

瞭解政治伊斯蘭

根據定義,原教旨主義意味著回歸到伊斯蘭根源,在有些情況下,那意味著挑戰數百年來對那些來源的學術解釋(西門特 1997:62)。

       

        阿查喜歡原教旨主義這個詞,他說,“‘原教旨主義這個術語通常不僅指宗教經文的字面解釋,也指社會和政府實行這些教義,以及每個人都遵循這些規則的願望...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不僅僅涉及到伊斯蘭教。還有 猶太原教旨主義,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天主教,基督教等等(喬姆斯基和阿查 2007年:34)。 韓禮德認為,通過觀察它的反面即現代主義,可以部分地理解原教旨主義(韓禮德 2002a53)。

       

        檢視這些定義,就可以理解下面三種敘述。現代第一個原教旨主義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情況,可代表所有這些敘述。

 

1.帝國主義是原教旨主義的母親

        195715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授權他承諾給任何願意承認共產主義威脅的海灣國家,增加軍事和經濟援助,甚至提供美國的直接保護。 兩個月後,國會通過了舉世皆知的艾森豪主義決議。 該主義實際上也針對阿拉伯民族主義(雅可布 2004:1-2)。 為了不讓中東落入共產主義,華盛頓轉向了政治伊斯蘭。

 

        為了控制這個方向的任何運動,華盛頓探索扶持沙特國王以抗衡納賽爾的可能性。由於該國王的反共性,他成了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 沙特也樂意幫忙。 他訪問了伊拉克。 這兩個君主同意忘記過往的敵意,反對納賽爾(馬達維 2002:116)。 當他19571月訪問美國時,艾森豪超規格地前往機場迎接沙特國王。 作為回報,沙特延長達蘭基地的免費租賃五年(韓禮德 2002b54)。 美國向反布林什維主義的政治伊斯蘭的求愛,這同前英國殖民主義是一致的。

        一個俄國猶太人約瑟夫·羅森塔爾,在埃及徒手建立了共產主義,他的努力卻獲得了英國總參謀部情報部門的協助,因為後者成功地在19198月獲得了伊斯蘭大教法長謝赫穆罕默德巴希特(Shaikh Muhammad Bakhit)的反布林什維主義追殺令。其結果同它的預期截然相反。 一些報紙,像費邊主義者薩拉馬·穆薩的喉舌社群(Ahali報,和民族主義的尼羅河穀(Wadi-en-Nil報,抨擊追殺令,捍衛布爾什維克(巴塔圖(Batatu 2004:374-377)。

        同樣,在伊拉克,在1948年的瓦哈比運動(the Wathbah)和1952年的起義後,多年來動盪不安,這期間,伊拉克共產黨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宗教被用來遏止共產主義前進的步伐。 顯然,其動機來自英國人勢力的代表。在一封日期注明為1949420日的給伊拉克秘密員警的信中,一個情報官員寫道,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單單被我們所謂的員警方法完全根除。在雷(Ray)建議的糾正的方法中,就有他所謂的宗教方法。

        顯然,為尋求一致---1953106---英國駐伊拉克大使約翰·特勞特貝克爵士,直接與主要的穆智台希德(Mujtahid,教法權威闡述人),卡史夫·烏爾-嘎塔(Kashif ul-Ghata)接觸。 這位大使極力勸說這個教長:同共產主義的鬥爭依賴於宗教學者和宗教領袖的覺醒(巴塔圖(Batatu 2004年:694)。

     艾森豪的學說首先在約旦受到考驗,因為在那裡國王侯賽因殘酷鎮壓了民族主義者,而穆斯林兄弟會是站在君主一邊的。 那以後,約旦公民的自由被剝奪。然而,艾森豪則叫好,讚揚侯賽因的英勇鬥爭,剔除其國家和政府的顛覆分子(雅可布 2004年:135)。

        此前,在1951年,伊朗議會已投票決定,把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國有化。 不久,國有化的主要建築師穆罕默德·摩薩德當選總理。 艾森豪政府懷疑摩薩德與莫斯科的關係。 因此,他被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政變推翻(雅可布 200429-30)。

        像往常一樣,阿亞圖拉·卡桑尼(Ayotollah Kashani)站在政變策劃者一邊。 對卡桑尼的合作服務,中情局在伊朗的行動組付給阿亞圖拉1萬美元(金策 2003:157-178)。

        這些歷史文獻至少部分地有助於解釋,帝國主義是如何培養了哈馬斯,真主党,邁赫迪民兵,基地組織和伊朗的阿亞圖拉。例如,愛德華·薩德指出:唯一不用巴勒斯坦資金而設立的巴勒斯坦大學是加沙的伊斯蘭(哈馬斯)大學,是以色列開建的,目的是在起義中破壞巴解組織(薩德 1997年,第三十九頁)。

        對此,亞西爾·阿拉法特曾經給予了肯定,哈馬斯是以色列的創作,[伊紮克]沙米爾任首相時,提供金錢,其中還有700多個機構,學校,大學和清真寺(納波萊奧尼 Napoleoni 2003:70)。

 

        真主党的崛起,通常歸因於伊朗。根據阿查的看法,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是,以色列很刻意地解除了所有具有多元宗教成員之世俗意識形態的團隊---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或其他人的武裝。 而他們並沒有解除地方自治團體的武裝,無論是什葉派還是德魯茲人,更何況他們的基督教盟友(喬姆斯基和阿查 2007:29)。

人們也知道,在這裡應該有基地組織的空間。 20世紀80年代,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間諜機構共同合力,武裝訓練和資助基地組織,以對抗在阿富汗的紅軍。

 

2.上校們和共產黨人

        20世紀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震動了中東。 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民族主義者在埃及嘗到了首場勝利。 1952723日,自由派軍官們在一場幾乎不流血的政變中奪取了政府的控制權。君主制被廢除。他們承諾杜絕腐敗,迫使英國從埃及撤軍,恢復國家的尊嚴。穆罕默德·納吉布是官方的領導者,但上校賈邁勒·納賽爾掌握實權。杜魯門政府對這個改變激情滿懷,認為新政府不會在該地區掀起反英情緒。1954年後期,納賽爾成為公開的領袖,他的泛阿拉伯哲學(反猶太複國主義,反帝國主義,社會公正和中立)於1956年最終成形(雅可布 2004:26-34)。他引進了土地改革,於1958年與敘利亞結盟,並於1958年首先支持伊拉克革命(阿里 2002,第95-107頁),而1941年至1958年,伊拉克的石油收入,極大地加強了伊拉克政府的財政力量。其結果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變得經濟自主,無須依賴社會,加強了其專制潛力。同時,石油收入使得政府危險地依賴於石油公司(巴塔圖 200434)。

 

        20世紀40年代,共產主義成為伊拉克生活的一個因素。在20世紀50年代,即使是右翼的獨立政黨也在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發牢騷(Batatu 2004465-466)。

        1958714日,自由軍官在凱西姆的帶領下,奪取了政權,並宣佈成立伊拉克共和國。革命後不久,派系的鬥爭,一場反對開羅的宣傳戰爆發。以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Abdul Salam Aref)為首的納賽爾分子,試圖發動政變。親凱西姆部隊,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挫敗了政變。十月,復興黨人企圖暗殺凱西姆(阿里 2004:71-80)。凱西姆現在依賴共產黨人,進行了一些社會經濟改革。

        進行了土地的改革(1959-61年),限制所有權(3,000地主擁有56%的土地)。對收入超過20,000第納爾的富人所得稅的徵收上調(40%〜60%)。引進了遺產稅和繼承稅。引進了租金控制。調整了工作時間。一萬個住房項目被引入了巴格達(後來被命名為薩達姆城)。1963年,阿里夫和復興黨人發動政變奪取權力。凱西姆被處決。復興黨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詆毀和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阿里 2004:82-88)。

        復興黨被薩拉姆(Salam)拋棄,但他們在1968年發動政變重獲政權。那個時候,復興黨在敘利亞已經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然而,在敘利亞,復興黨派別內鬥不斷,直到197011月,阿薩德控制了敘利亞,使得復興党創始人蜜雪兒·阿菲拉克(Michel Aflaq)逃離該國(阿里 2004:109-110)。 復興党作為一個世俗的民族主義政黨成立於1943年,創立人是蜜雪兒·阿菲拉克和薩拉赫·比塔爾(Salah Bitar),兩人均為敘利亞人(阿里 2002:111)。

        一上臺,伊拉克復興党就鎮壓共產黨人,什葉派,庫爾德人以及每一個可能的反對者。1990年,復興黨的伊拉克入侵了另一個鄰國科威特,導致聯合國制裁,結果削弱了伊拉克的經濟。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同伊朗的戰爭已經破壞了伊拉克經濟(阿里 2004:103-143)。

        復興黨規則被證明是伊拉克阿拉伯人的一個噩夢。在後薩達姆時期,舉行選舉時,什葉派原教旨主義者輕鬆贏得選舉,因為薩達姆已經清除了每一個世俗反對派。清真寺是唯一可進行秘密活動的中心。這證明復興黨無法團結伊拉克和敘利亞。因此,他們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幾乎不可信(阿里 2004:112)。

        伊拉克的情況同埃及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國家,並無不同,在後者那裡,民族主義者也在當權。在19582月,敘利亞和埃及宣佈結成聯邦。葉門和黎巴嫩也表示有興趣加入。但聯邦夢突然終結(阿里 2002:106-112),粉碎了阿拉伯民族團結的夢想。在土地改革方面,在1952年公佈了一些措施。所有權被限制在300費丹(feddan,埃及面積單位,等於1.038英畝)。十幾年後的今天,只有兩百萬農民獲益,因為只有10%的被徵收土地可分配。至於工人,在1952年對罷工的鎮壓,已經設立了1952年以後的方向。在賽義德·古特伯之前很久,已有兩個工會領袖因組織罷工而被處以絞刑(1952年)(2002 阿里:96)。

        然而,捲入葉門反對沙烏地阿拉伯的活動,這是自殺性的,這極大地促使了埃及在1967年同以色列閃電戰的失敗,並給了納賽爾政治最後一擊。

        隨著納賽爾的去世,安華·薩達特(Anwar Sadaat)上臺,他遇刺後,則由胡斯尼·穆巴拉克繼任。於是納賽爾時代的改革回頭,由納賽爾獲得的民主自由還有待恢復。

        巴塔圖(2004:461)對伊拉克民族主義者的觀察,適用於整個中東:

 “取消人民自行組織政黨和工會的憲法權利,等於取出了民族運動的心臟。 無視群眾的力量,你就不能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較力。

3.石油美元之聖戰

 

        據納波萊奧尼的看法,伊斯蘭組織,其中許多都是武裝團體,他們所獲資金範圍從50億美元至160億美元,單是沙特政府,每年通過宗教的傳道工作就捐贈100億美元(納波萊奧尼 2003:123)。

        沙特的資金遠遠超出中東地區。 例如,在巴基斯坦,拉什卡-e-托(LeT)地區是沙特慷慨捐助的主要受益者,它有一個龐大的社會服務網路,含有20個伊斯蘭機構,140中學,8所宗教學校和一個30多萬美元醫療隊,這個醫療隊包括流動診所,救護車服務和血庫(米爾:147)。 LeT的總部,建築費高達5千萬盧比,包括一個服裝廠,一個鐵鑄造廠,一個木工廠,一個游泳池和三個住宅區(米爾:147)。 誰買單? LeT的負責人說,一個沙特商人艾哈邁德,捐獻了1千萬盧比,而另一沙特酋長捐贈了數百萬,在LeT總部建設達娃示範學校(米爾:148)

        關於沙特政權,希洛說:舉世皆知,它用巨大的財政支持阿富汗遊擊隊同喀布爾的馬克思主義政權戰鬥。人們普遍不知道的是:它用現金補貼孟加拉,馬來西亞,印尼和馬爾代夫群島的右翼團體。多年來,它資助厄立特里亞武裝分子反對埃塞俄比亞的馬克思主義政權。而在非阿拉伯的非洲,沙特資助喀麥隆,乍得,加蓬,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和烏干達。 在中美洲,它資助尼加拉瓜反對左派的遊擊隊(希洛 2002:147)。

       

        在維持伊斯蘭組織方面,沙特人並不孤單。 伊朗對真主党的支持,在媒體上有報導。盛產石油的酋長國,科威特,僅在1990年就共同資助哈馬斯6,000萬元,縱容哈馬斯對抗巴解組織(克佩爾 2000:157)。哈馬斯獲得沙特的慷慨捐資,也獲得伊朗的資助。據納波萊奧尼說:在被占領土的哈馬斯預算估計為7000萬美元,其中約85%來自國外,其餘的由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提供。 但它仍然收到每年約為2-3千萬美元的捐款,這些款來自伊朗,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各種特設的捐款(20024月,在沙烏地阿拉伯,一個長期的電視節目為處在佔領區圍困下的巴勒斯坦人募集了1.5億美元),越來越多的錢是通過巴勒斯坦僑民,沙烏地阿拉伯私人捐助者和其他海灣石油國家募集到的。

 

        1998年,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辛被以色列人釋放後,開始了四個月之旅的阿拉伯國家首都之行。 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募集捐款超過3億美元(納波萊奧尼 2003:71)。

 

        石油美元也為穆斯林世界數百萬工人帶來就業機會。 舉個巴基斯坦的例子,1983年這一年,由海灣移民寄回家的錢達3600萬美元,而巴基斯坦的外援總共才3.75億美元(克佩爾 2000:71)。

       

        埃及是另一個依賴海灣國家匯款的穆斯林國家。 有一時間,300萬埃及工人在海灣國家工作,寄回家的錢達 40億美元(希洛 200285)。

        通過這一過程,數以百萬計的男人在沙特短期合同聘用期間,接觸保守的伊斯蘭觀點(希洛 2002:87)。 雖然這些工作,為該地區統治者暫時緩解了人口迅速增長的威脅,但這種緩解是有附加條件的。出口勞動力到海灣的國家必須向瓦哈比主義(Wahhabism)開放大門,而瓦哈比主義則是扮裝成清真寺,宗教學校,血庫和慈善機構以及投資公司和銀行來到的。 在某些國家,如蘇丹和埃及,來自海灣的伊斯蘭銀行,極大地促進了政治伊斯蘭的崛起。

        成立于1977年的埃及費薩爾伊斯蘭銀行,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其執行董事是一位沙特王子。 克佩爾說:在埃及,這些機構起初受到當權者的鼓勵,因為當權者在其中看到了機會,可讓他們贏得虔誠的中產階級的支持。 他們的理由是,如果這個階級把它的錢放在伊斯蘭銀行,獲得可觀的利潤,它就不太可能加入伊斯蘭主義者領導的激進反對派。 相反,中產階層的成員將經濟一體化,並會發現,延續讓他們致富的政治制度,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

 

        但在1988年,埃及政府呼籲停止這一過程中,他們擔心這將使伊斯蘭運動取得鬥爭基金,協助穆斯林兄弟會財務獨立。 因此,在新聞報紙界發起了一個反對銀行的運動,而同樣的報紙,過去一篇篇的廣告宣傳他們,宣傳對董事總經理們的訪談以及利於他們的教令(克佩爾 2000:279-80 )。 1993年沙特出錢給穆巴拉克政府,條件是鼓勵埃及社會的伊斯蘭化。 一個沙特組織,al-Rayan公司,給埃及女學生每個月15埃鎊(約合5美元)的零花錢,讓她們戴面紗(納波萊奧尼 2003:119)。

        1980-85年,整個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投資經歷了一個可觀的擴張,導致幾百個伊斯蘭投資公司的創立,提供了約25%的年回報率(克佩爾 2000279-80)。

        納波萊奧尼指出:另外兩家銀行,巴拉卡特是索馬里的國際金融集團,在40個國家有分行,包括美國分行。

 

        直到20019月其資金被美國當局凍結以前,每一年,美國支行至少匯出了5億美元的國際利潤給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交換中心。 這些收入中,本·拉登的網路接收了足足5%,相當於約2500萬美元。 Al-Taqwa是一家與伊斯蘭團體有緊密聯繫的銀行。 它于1987年成立於拿索(Nassau),資本為5000萬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來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最重要的股東之一,是科威特的穆斯林兄弟革命党(Muslim brotherhood al-Islah)。 在其他活動中,它資助埃及市政選舉中的伊斯蘭候選人的政治運動。 該銀行在30多個國家運作。(納波萊奧尼 2003:160

 

沙烏地阿拉伯的案例

        19021月,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不僅從對手-拉希德氏族手中扳回利雅德,還第三次重新建立沙特王朝(霍頓和約翰 1981:1-7)。

 

        誠然,騎駱駝的沙烏地人已經成為一個闊佬家族,他們對於18世紀傳教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創立的復古主義邪教,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的承諾,並沒有被忘記。 來自烏艾那(Uyayna)的綠洲城鎮的信仰復興主義狂熱分子,伊本·瓦哈蔔痛苦地看到阿拉伯陷入腐敗。他得出結論,解決的辦法,是回歸純粹伊斯蘭教,如有必要,強迫回歸(拉齊 1984:59)。

 

        如果伊本·沙特不討好弟兄會(Ikhwan)的軍隊,目前的沙特政府就不容易出現。 開始於1912年(霍頓和約翰1981:69),弟兄會(Ikhwan)是貝都因人,他們接受了瓦哈比主義的基本教義,放棄他們的生活,居住在伊本·沙特建造的棲居地(Hijrah)。弟兄會(Ikhwan)鞭打所有那些被發現怠惰他們宗教職責的人(2002 馬達維:57-59)。

        不過,在擊敗沙特的對手方面,英國的津貼也發揮了關鍵作用(2002 馬達維:43)。 當伊本·沙特征服了所有的對手,弟兄會(Ikhwan)開始成了一個挑戰。 1926年,全國各地有多達一百個弟兄會(Ikhwan)的定居點,能夠動員5000060000名武裝人員,他們確實是一個威脅。 因此在接下來的兩年內,在一系列戰鬥中,弟兄會(Ikhwan)受到挫敗。 再次,由英國提供的機動交通工具,被證明極為有助於征服弟兄會(Ikhwan)(韓禮德 2002b57)。 英國皇家空軍也起了作用(馬達維 200269)。

        有了這些勝利,伊本·沙特在1932922日宣佈成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馬達維 2002:71)。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第一次在現代歷史上建立了自身的國家。伊斯蘭清教徒一旦控制國家,他們就公然當眾處決了40,000人,施行了350,000例斷肢刑罰:這些發生在一個僅有四百萬人的國家(昂格爾 200468)。 1945214日,羅斯福和伊本·沙特之間舉行了歷史性的會議,本次會議期間,啟動了石油交換安全的關係(昂格爾 2004:3)。

        1953119日,伊本·沙特去世。王儲沙特的加冕典禮順利。(馬達維 2002:76-109)。 然而,1954年,在軍隊有一個孤立的兵變。 1955年,共產主義風格的小冊子被發現流通于哈薩。甚至在利雅德王宮牆上發現反君主制的口號。 1956年,國家石油公司工人舉行三天的罷工。 罷工被無情地粉碎,200人被捕,3個活動分子被打死(霍頓和約翰 1981183-88)。 這些都是在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緊緊吸引住阿拉伯想像力的日子裡發生的。 沙烏地阿拉伯也不例外。

        19569月,在蘇伊士戰爭前夕,納賽爾訪問利雅德(馬達維200:116),數千人起來歡迎他。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國王沙特的石油首次勉強地被用作為一個武器。 這是沙特國王的最後一個重大決定。 19583月,在美國的壓力下,權力轉給費薩爾王子(韓禮德 2002b55)。

        費薩爾引入了一些社會改革。 廢除了奴隸制。 女孩的教育得到了加強。 1965年引進了電視。 然而,費薩爾有意防止武裝部隊變強(韓禮德 2002b56)。

        沙特王朝由於納賽爾主義而黯然失色,加上國庫空虛而跛腳,一直處於阿拉伯世界的邊緣,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 然而,阿拉伯-以色列六日戰爭,證明是一個里程碑,標誌著民族主義者的衰微,預示著原教旨主義的崛起。

        有兩個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民族主義者所進行的有意義的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失敗。其次,一個前所未聞的石油美元的衝擊。1965年至1975年,沙特國內生產總值從104億裡亞爾上升到1645.3億裡亞爾(馬達維 2003:120)。

 

     沙烏地阿拉伯賺的錢比它能消化的更多,這使得費薩爾大手大腳地增加政府的支出,刺激商業活動和讓商人受益。中產階級在該制度中看到了機會。石油美元並不只是在改造沙漠的社會和建築風貌,新興的億萬富翁還在加強與全球資本的新紐帶。

 

        由於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石油美元滾滾而來,大約八萬四千高淨值沙特人投資了驚人的8600億美元在美國公司裡(昂格爾 2004:28)。德克薩斯州的布希家族從沙特人的投資(昂格爾2004:295-98)中發大財。石油讓沙特人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一個新角色。在1973年阿以戰爭期間,石油武器的使用,增強了沙特人作為阿拉伯事業捍衛者的形象。然而,它惹惱了華盛頓。基辛格19751月威脅,如果石油禁運,讓工業化世界面臨一些實際的扼殺行為,就要使用武力(霍頓和約翰 1981373)。

 

        這種美沙摩擦是暫時的。實際證明,它給了反思的機會。而且,19743月,沙特威脅要退出歐佩克,這在保持油價低廉方面起了關鍵作用(2002 馬達維:141),表明沙特忠於帝國主義。

 

        1975325日,費薩爾被殺。他的兄弟哈立德成為國王。當他登基時,經濟很好。到1975年,人均收入為6806美元(原文$6,806 million有誤,似應為$6,806---譯注)。第二發展規劃預計的開支是個令人驚歎的數字,為141億美元(原文$141,000,似應為$141,000 million,即前面的 million 應該在這裡!---譯注)(霍頓和約翰 1981390-96)。在1975年至1982年哈立德統治時期,伊斯蘭外表和富有之間的矛盾開始明顯。兩個事件標誌著它。米沙爾(Mishaal),是一個王子,他同情人穆哈娜(Muhalla)私奔了。他們逃離沙烏地阿拉伯時被抓。兩個都被斬首了。19791120日大清真寺被由居海曼··穆罕默德·尤台比(Juhaiman bin Muhammad Utaibi)領導的武裝人員劫持為人質。他內兄阿卜杜拉·卡塔尼用麥克風宣佈,他就是預期的救世主。這幕奪取了數百人生命的血腥劇,結束于居海曼匪幫投降或被殲滅的125日(霍頓和約翰 1981 511-26)。

 

        從地區來看,沙特人作為美國的盟友,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他們大方地資助伊拉克對伊朗作戰。沙特財政援助高達257億美元(馬達維 2002:157)。

 

        他們資助聖戰者在阿富汗同紅軍作戰。在20世紀80年代,法赫德接任死去的哈立德。然而,他卻沒有那麼幸運。油價下跌。緊縮時期到來。1985年,電力和天然氣價格分別提高了70%,這是1972年以來的第一次。普通沙特人抱怨漲價。此外,人口以0.36%的速度暴增讓國王感到壓力。企業人力沙烏地化政策(Saudisation)開始了。伊斯蘭教被遺忘了。非法移民工人被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在1985年至1986年,有30萬人被趕走(馬達維 2002:150-52)。

 

        社會和經濟的分化開始出現。富有的精英圍繞皇室,部落貴族組成密切的圈子,這是一個商業上成功的受過教育沙特人階層。中產階級青年正在失業和沮喪。有些人回應奧薩馬(馬達維 2002:154)。

 

        19908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超過50000美軍趕到那裡,導致緊張的爭論。核心問題是:沙特人能否用非穆斯林的幫助去反對穆斯林。這樣的政府可以是伊斯蘭的嗎?麥加大學的博士薩法爾·夏瓦裡(Safar al-Hawali)的錄音講話和利雅德大學的薩爾曼·阿達(Salman al Awdah)的演講開始獲得大量聽眾。1990116日,在利雅德有45名婦女違反駕駛禁令。木塔瓦稱她們為共產妓女。 烏裡瑪指責認為,這一行為的原因是美國軍隊的出現帶來了西方文化。與本·拉登有關的團體,建議暨改革委員會(ARC),作為真正的反對派挑戰而出現。1996年,在利雅德和阿廓巴(Al-Khobar)塔樓的美軍附近,有炸彈爆炸,殺死美國人。

2000年,一架沙特客機在飛往倫敦的途中被兩個沙特人劫持。他們的要求是學校醫院和福利(馬達維 2002:165-85)。在20世紀50年代消除了世俗反對派,沙特現在面臨他們縱容過並在繼續縱容的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狂熱分子。這些狂熱分子指出,沙特腐敗了,並考慮要把整個社會進一步的伊斯蘭化,作為解決一切弊病的辦法。然而,對該國的一個半官方描述是這樣的(亞馬尼 1997:20):現今的沙烏地阿拉伯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之一。沒有貨幣管制,沒有社會主義教條。重點放在私營部門,其影響力受到鼓勵而日益增長。這也許是由於盛行于該王國的至高無上的伊斯蘭教教義造成的。伊斯蘭教規定,所有的財富都屬於上帝,而個人是一個代理,託管了該財富的一部分,然後由他或她使用它。

 

        沙特式自由市場是的最佳者在傳媒行業裡,借用斯熱貝尼(Sreberny)(200063)的說法,實在是米老鼠,辣妹和可蘭經碰撞。依照可資使用的頻道來說,隨著第一次海灣戰爭,產生了電視革命。斯熱貝尼說,海灣戰爭(1990)帶來的美國有線新聞網每日24小時報導,獲得了熱切的觀眾,給該區域的媒體行業帶來了變革的壓力。沙特的王室成員並不是先驅者,但卻是推出私人電視頻道的最早者之一。總部位於倫敦的中東廣播公司(MEBC,後為MBC),和總部位於羅馬的軌道電視公司(Orbit)是首批漫步中東電波的私人頻道。軌道電視(Orbit),有加密服務,需要一個解碼器,自從它顯示教條之終結以來,拉低了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阿拉伯語頻道的收視率(斯熱貝尼(Sreberny 200063-71)。同樣,電視劇老闆Al Ra’is the Boss)也被取消了。但黎巴嫩-衛視(LBC-Sat)播出了明星學院,而沙特王子塔拉勒(Talal)擁有黎巴嫩-衛視(LBC-Sat)的股權(克萊蒂 2008年:189-99)。沙烏地阿拉伯是埃及電視電影最重要的消費者,因此,埃及電影毫不猶豫地觸及到沙特國家的敏感問題(哈菲茲 19948-9)。

 

 “在沙特資助的節目中,飲料或親吻可能不會出現。一位埃及評論家稱之為阿拉伯文化的貝都因化(Beduinization。媒體文化的另一方面是文化的聖戰化(Jihadification)。真主党的烽火電視臺(Al-Manar TV)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哈馬斯,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聖戰組織和沙拉菲組織的主機既運行電視頻道也運行網站。反過來,聖戰的媒體化虛擬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石油美元加油推動的。

 

結論

        很難創造一個包羅萬象的政治伊斯蘭定義。儘管有定義上的複雜性,但人們會同意,如果必要,伊斯蘭主義者會強行執行他們的計畫。他們在過去三十年的崛起,應歸功於一系列因素,不過很少超出本文的觀點範圍,我們只有在歷史背景下,才可以分析這種現象。

        同樣,重要的是瞭解政治伊斯蘭的政治經濟學。 顯而易見的是,當左翼或民族替代品可行時,伊斯蘭主義就被邊緣化。 他們填補了左翼或民族主義者在中東留下的真空。 在他們的崛起中,公開和隱蔽的帝國主義援助或干預,幫助了伊斯蘭主義者獲得了目前的狀況。 此外,帝國主義與原教旨主義並不衝突。 它只是原教旨主義的一部分,華盛頓及其盟友反對的是走或失控。 奧薩馬/哈馬斯/真主党構成一個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的案例。 沙特同美國的關係仍然熱絡。 因此,文明衝突的說法難以經得起檢驗。

 ‘網上觀點’44期,201141日: http://www.viewpointonline.net/thre...

(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以前曾出現在視點雜誌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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