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共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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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上更右傾

中共中央日前在183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一方面宣稱:「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另一方面又「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而且,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民間資本可以開設銀行經營。這許多改變,都是開放以前不准入投資的,現在變成可以准入;又開放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的價格改革。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這就是讓私有制經濟更多方面發展,壯大力量,從而削弱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及其在國民經濟的力量對比。

同時,《決定》又「必須積極穏妥從廣度和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改變了此前由政府全盤操控甚至按計劃決定投資的政策。

《決定》又對外國開放,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穏定、透明、可預期。推進金融、教育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等等。

        這許多改變,再一次證明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在國有財產基礎上全面實行計劃經濟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

 

政治上更收緊

在政治上,《決定》重彈中共過去的陳腔濫調,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保証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但實際上,中共卻實施一黨官僚專政,與自己所宣稱的完全相反,人民被壓制着,應有的民主權利被剥奪,即使是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也有名少實,基層選舉都被地方官僚盡力操控(除了數年前廣東省烏坎村民眾行動起來爭取到民主選舉等之外)。雖然這次《決定》也提出要「發展基層民主」,「健全基層民主、議事、公開述職、問責等機制」,反映出這些機制都是不健全、甚至不民主的。但這些改善許諾,卻牴觸着各級官僚幹部的特權利益,這些利益集團勢將抵制,敷衍塞責,以致政令不能完全如實執行。

《決定》同時提出要「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強社會組織民主機制建設,保障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民主機制。

這也同樣意味,這些需要「健全」和「加強」的機制,實際上仍是不健全和被削了權的,顯示這些制度機制,雖在表面上已經建立了很久,至今還沒有健全和強化,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權利仍未落實。

一直以來,國家推行城鄉二元化政策,歧視農民為二等公民,不重視和少幫助農村的發展,只顧對農民盡量多取少予,壓低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歧視進城工作和居住的農民,同工不同酬,不能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政治上不民主、不平等、不合理的苛政措施表現。現在的《決定》主張加以改變,健全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形成工農互惠,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範進行,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保障農民同工同酬,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他們轉為城鎮居民,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穏步推進把進城落戶的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等等。

此外還有許多要推進、允許的事,不想在此太多引述,總括來說:所有這些主張都是至今沒有做到的。當局今後能否開放民主,讓農民如願以償,《決定》仍無具體承諾,這主要還要靠農民的努力爭取、繼續施加壓力,有如這次迫使當局改變城鄉二元化和改變對三農的歧視一樣。

當局在過去30年來,對於人民的家庭生活也橫加干預,強迫超生的婦女墮胎,超生的判以罰款,僅僅在2012年至今已有24省公佈收取了公開罰款(美其名為社會撫養費)近200億元。在民間的怨憤和反對下,《決定》宣佈放寬為可生育兩孩。過去對於難於以法律入罪判刑或已服滿刑期的人,則施以長期的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決定》現在宣佈廢除前者,改以社區矯正制度代替,雖然這樣改變仍可能有點換湯不換藥,換稱呼而不換侵犯人身自由的性質,但多少仍是讓步的改變,而這也是多年來社會人士普遍而又激烈反對的結果。

不過,儘管有上述的讓步,《決定》仍在加強政治上的壓迫措施,這表現在以下兩事上,其一是:加強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顯示國家將加強鎮壓人民的機器,以保衛官僚的極權統治,確保其安全。對於這個問題,有另文予以評論,在此不重複。其二是:「明確不同文化事業單位功能定位,完善績效考核機制。」「嚴格新聞工作職業資格制度」。配合這項要求的具體措施,就是最新的規定,在內地目前約有25萬持證記者中,專家指將有逾10萬記者,須於明年重新考取資格証,然後才能繼續當記者,而且考試較以前更嚴,新教材加入《中國夢》等內容,意識形態方面也不乏批判西方新聞自由、要求記者首先服從國家等論點。這次考核的目的是要把許多忠於如實報導客觀事件、不受官方指揮、不替官方專制利用的良心記者篩選出去,使他們沒有記者證而不再享有採訪的自由,使他們難有選擇,被迫要服從,從而收緊內地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決定》這些做法,都暴露它在政治上是不民主,自由尺度更收緊的。

中共對新聞自由的收緊,表現在不久以前規定「三不能講」,而浙江大學教授吳飛、《中國週刊》總編朱學東本月18日也相繼在微博透露,當局認為部份新聞院校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不力,導致自由主義觀念嚴重,決定由中宣部親自牽頭、重組十大新聞學院。名單包括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等,大致就是 2012年內地新聞學院前十強。清華大學副教授賈西津隨後證實,相關通知己經發到這十所教育部直屬高校,並且建議參照「復旦模式」由省級宣傳部派人出任學院院長。(詳見12月19日《蘋果日報》報導)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淪為極權統治的工具。而且,不僅新聞自由要收緊、言論、出版、網絡等自由也要被收緊。

 

司法制度未有保障

《決定》宣稱要「完善司法保障制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迫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上述要改正的一直存在的錯誤過失,如能真正做到,將會是起碼的改善。中國當局不尊重人權,使人權得不到保障,是中外公認的事實;例如對不同政見者,甚至對人權律師等,動輒拘捕迫害、判刑監禁,冤假錯案不斷產生。如果國家真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就必須無條件地釋放所有無辜在囚的異議者和維權律師等,停止對無罪的劉曉波妻子劉霞等的長期非法軟禁……。但實際上,人權並沒有保障,即使在《決定》宣讀並加以通過的時侯,己被警方拘留7月的知名維權律師許志永仍被移送至檢察院,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名起訴。但據李志永的辯護律師透露,公安的《起訴意見書》中所指的組織集會,都是許志永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和平等教育權利的,這個新事例是對《決定》所稱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當頭棒喝,又一次證明它這種宣稱是與實際不符的,也公然違反了《決定》所要求的「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發揮律師在司法制度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利方面的重要作用。」

《決定》又要健全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發揮律師在依法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這許多需要健全完善的事項,也正是長期存在的缺失,大量律師因為協助含冤受屈的被告作辯論,以伸張正義,或者替不同政見人士橫遭打壓而挺身相助,連自己也受牽連有禍。正因為存在這樣的苛政,才迫使《決定》要健全,「完善」制度。但這許多承諾能夠兌現多少?在現時的法律和法官都是主要替統治層特權利益服務的制度下,實難樂觀地相信。這就需要律師們和人民一起據理力爭,才可能得儘償所願。

 

在描述的美景背後

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越是蓬勃發展,必然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惡果。《決定》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等等。可是,這許多增加所需的款項,主要不會由國庫支付,而是要由國營,尤其是私營企業支付的,後者勢必出術加以抗拒以保衛本身利益,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因而使得有關《決定》難以充分地具體地實行。

《決定》又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保險養老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但這很難多靠個人的每月供款,而主要需由國庫支付。國家的財政收入年年都有非常鉅額的增加。累積的數字驚人,形成公認的國富民窮局面,當局卻空前大量地撥作給維穏費和國防費,這兩筆費用非常遠地超過公共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教育等的撥款。

官方的各種重大財政支出數字都是有公佈的。正在捱受各種生活困苦的廣大人民,自然是看在眼裏、怒在心頭;對於《決定》所詳述的各種改善許諾,都會視為多少具有畫餅充飢的成份。如以後不予兌現,勢將增加廣大民眾的怨憤,等如火上添油,更加激發起民間的抗爭,增加中共統治的不穏定因素,這正是中共領導層所憂慮的。《決定》一方面雖然發出一些小恩小惠式的改良支票,另方面實質上卻在加緊箝制人民的自由等,準備隨時鎮壓人民的抗爭:這就是《決定》所想要盡的作用。

                                                       

9/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