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沈文銓(轉載)

俞益敏

我和沈文銓,是19461010日《學生日報》創刊時,當時總編輯包敬弟請我和沈文銓到編輯部擔任校對工作而認識的。他是“翼社發起人之一,年齡最長,被尊為大哥。他在東吳大學化學系讀書時,曾患上肺結核而輟學在家休養,1946年的翼社召開社員大會,他也沒有參加。

19484 月,我從國民黨中統局監獄交保釋放回家時,他已到上海和俞碩遺同在啟秀女中教書。當年8月周祖德任臺灣興台公司上海辦事處主任,請我參加工作,也請沈文銓兼任辦事處的會計,於是我和沈文銓又在一起工作了,對他也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他祖籍蘇州吳江,為吳江工商業地主。他有一個哥哥和二個姊姊,哥哥在上海錢莊工作,大姊在蘇州任小學教師,小姊在上海交大圖書館工作。他從小酷愛運動,尤擅長單杠。他的兄姊都很高大,唯有他長不高,他自己說是從小練單杠所致。

1949年春,他舊病復發,回蘇州休養,他在啟秀女中的課由我去代。1950年秋,他病癒回滬,到復興中學任教,住在校中,每星期六就去俞碩遺家。此時俞碩遺父親去世,他的繼母帶了二子二女共五人來上海居住,這樣俞碩遺經濟負擔很重,加上不善理財,我和文銓每月資助他才得以維持全家生活和弟妹的讀書。沈文銓的收入很大部分被俞碩遺花掉的。朋友有通財之義,但像沈文銓這樣仗義尚屬罕見。

1950年春,我加入了國際主義工人黨(中國托派少數派),才知道1949年少數派統一建黨大會時,俞碩遺糾集了沈文銓、楊寶驄、周祖德和嚴西成,以馬克思小組參加了建黨統一大會。俞碩遺當選為中央委員。我參加後與俞碩遺沈文銓三人成立支部,從此我們三人經常見面,支部會就在俞碩遺家召開。19521222日對托派大逮捕時,我們都被捕了。但分別關押,我們無法來往了。

19539月底,我從車站路看守所轉押到提籃橋監獄。沈文銓也押來了,雖沒有住在一個監室,但對我們管理較松,各室間能夠說話。1954年春,對我們判決下來了,我和沈文銓均判五年,我們二人沒有送去勞改。

19566月底,突然又把我們聚集在一起,在各地勞改隊勞動的托派也調來了,一起關在一號監二樓的東部,共約三、四十人。一天下午,將我們帶到一、二號監之間的小花園塈丹n,張芬、劉靜貞等女托派也來了。一位政府人員對我們講話,宣佈對我們實施參觀學習,看看這幾年共產黨在工農業、商業、教育等領域的建設成就,是否在建設社會主義?沈文銓和我在同一監房居往,從七月初開始每天帶我們外出參觀,整整一個星期,以後讓我們討論,再寫思想小結,這樣前後搞了一個月。我們估計是要被釋放了,但一直到9月下旬還沒有動靜。月底時,突然叫我和沈文銓拿好行李,將我們送回車站路看守所,關在新建監房底層一間大監房內。原來是俞碩遺受刺激太深而發瘋了,知道我們是俞碩遺的好友,希望我們在一起時可給以精神慰藉,同時也給我們任務,觀察是裝瘋還是真瘋。俞碩遺來時,是由兩個大漢扛頭扛腳扛進來的,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一面還在高聲吵罵。沒有被服行李,我們走過去招呼他,他也不理我們,自歸自地用飯罐頭敲打地板和罵羅瑞卿,這樣共處約一個半月,政府幹部召見我們二次,我們均認為他是真瘋了。後來將他送精神病醫院治療,我們也就回到老監舍二人同室,每天除了在室內走動以活動手腳外,給我們看解放日報,也討論一些理論問題。我們知道赫魯雪夫秘密報告批評史達林個人崇拜問題,讀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也得知波匈事件,蘇聯出兵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事件等。我就對文銓說:我們的問題恐一時難以解決了。

19573月間,又把我們送到第九勞改隊(建築隊)勞動,在江灣建造體育學院,我們在泥工組,生活在一起。在斗室中關了四年多,一旦可以在較大範圍內活動,我很興奮,在腳手架上跑來跑去挑泥桶,扛水泥等;文銓體弱,就做些拌水泥等活。勞改時可以寫信給家人來接見,文銓就寫信給在交大圖書館工作的小姊來江灣見了面,並送了些錢和食品,我只有老母親一人,故只寫信報了平安,沒要她來,我被捕時身上也有些錢,我們就在“開大帳”時買了點副食品和訂了一份人民日報。

19576月初,又把我和文銓調到提籃橋監獄,住在關押監內服勞役犯人的三號監,我和文銓沒有關在同一監舍,但白天牢門不鎖,可以自由出入,沒有安排我們做勞役。和文銓住在一起的是二個年輕人,文銓與他們似乎很談得來。我對文銓說,這次把我們調回來,按刑期,我們還有半年多時間,我估計是要釋放我們了,這時要注意一點,這些年輕人都是小阿飛,不要與他們搞在一起。文銓認為他們都很講義氣,與他們談談沒什麼要緊。幾天後,其中一個年輕人不知為什麼對抗管教而關了禁閉,文銓竟走過去和他談話,並送餅乾給他吃,看守看到後阻止時,沈文銓非但不理采,還與看守爭論起來,於是文銓也被關了禁閉。接著我被調離三號監到一號監二樓,見到鄭超麟等人。與文銓咫尺天涯,不能見面了。

1957617日,公安局曹元良科長(帶我們參觀學習的負責人)找我談話,給了我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認為我有悔改表現而提前釋放。就這樣我和錢思敬等多人,凡五年的提前釋放,七年的則為假釋。

我獲釋後在新成區聯合補習學校教書,195712月中旬,一天校長對我說:“新成分局有二位同志要找你有事,”就陪我到分局,我見到曹元良在等我,見面後,就嚴肅地宣佈我被逮捕。我提出我又沒犯法,逮捕證上沒有寫明白逮捕事由,我拒絕簽字。當然仍被拷上帶到車站路看守所。我詢問再次逮捕我的理由,曹元良除了說有人檢舉揭發我不老實外,講不出具體事由。這樣我第二次被關進了車站路看守所。

1957年底的一天,車站路看守所要我們聽提籃橋監獄開寬嚴大會的廣播,我聽到了沈文銓的資訊:“沈文銓不認罪悔改,不服管教,加刑十年。”這是分別後聽到的唯一資訊。

我後來被送到軍天湖農場勞教,19801月我釋放回家,由街道介紹到吳涇中學教書,同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從學校回家,先到我大哥家看望母親,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竟是沈文銓和鄭良,驚喜之餘,互訴衷腸。原來文銓被加刑後先是和鄭超麟等人關在一起,19701月被押到安徽白茅嶺農場勞改,刑滿後仍被強迫留場做職工,實際上是受管制。

後來我對再次被捕勞教,沈文銓對被加刑提出申訴,結果都得到撤銷,我們要求原判的五年一起撤銷,不予受理。

沈文銓於1983年才離開白茅嶺勞改單位回到蘇州老家。他加入過托派,也沒有做什麼工作,只判了五年,後來無辜被加罪十年,到期後還被強迫留場十五年以上,共計三十多年,一生最好的年華都在苦難中渡過了。沈文銓沒有結過婚,回家後已經六十多歲了,無兒無女,蘇州雖有房產,侄子對他也很好,但畢竟思想溝通困難,不免有寂寞之感,所以他經常到上海和鄭超麟、鄭良等老朋友聚會,來時住在我家,我們好作徹夜長談。還結伴外出旅遊,去過普陀山,長江三峽,龍虎山,北京,揚州等地。一次我和沈文銓,周履鏘三人,遊天下奇秀溫州雁蕩山,在溫州會見了王國龍、周仁生、錢思敬等十來位提籃橋關在一起的老朋友。有一次沈文銓和我到南京旅遊,晚上去逛夫子廟,天黑人多,我叫他注意不要被擠散了,結果不幸言中,還是跑散了,我四處尋找,也不見人影,只好到派出所報案,並要求民警幫助尋找,一直忙到半夜,毫無資訊,害得我一夜不能安睡。第二天打電話給他的侄子,打算請他一起來找,他的侄子說,叔叔已經回來了,正在睡覺。原來他走散後又記不得旅館的店名和地址,急中生智,乘火車回蘇州了,我急得到處找他時,他已在家中睡大覺了。

1986年我突患坐骨神經痛住院,我寫信告訴了他,他接信後立即趕來上海,他說:“你住院沒人照顧,我來照顧你”,我聽了很感動。1999年我住處拆遷,所得的補償款不夠購新房,他得知後要匯給我一筆錢,我請他自己留下養老,購房款我已準備好了,但他還是執意給我。結果他特意從蘇州來上海,將錢給我,我一再婉謝,他說:“我到上海來沒地方住,你給我留個床位可以睡覺總是可以吧。”原來他大姊去世,遺產中分給他十多萬,所以一定要分給我,我只得收下。2000年,他80歲,我把他請到上海,老朋友二十來人為他祝壽,聚餐甚歡。2006年,我也虛齡80了,他特地來上海為我祝壽。這次也是兩桌二十來人,除家屬外,老朋友有十多人,而其中陳道同、周履鏘、沈雲芳、翁淑青、曹家聰、白素冰、黃慶榮等人也都屬兔80歲,正是一群共同受過苦難的兔子大祝壽。大家歡聚暢談,互道珍重。

他離開勞改農場後,退休工資還是由農場發的,數量很少,只夠維持最低生活。他雖出身工商地主家庭,但平生自奉節儉,衣以蔽體,食以果腹。生活上非常隨便,毫不講究,帶有文人傳統不修邊幅陋習。可是他得知朋友生病或生活困難,只要他手中有錢,總是立即慷慨解囊幫助,周仁生生病,他得知後立即寄去數千元。

文銓生活在蘇州,又沒有說得來的朋友,過去常到上海會晤老朋友。我與文銓相識六十多年,情同手足,近年他對我說:“我現在老了,腦子記性衰退,耳又聾,聽不清,以後你要到蘇州來看我了”。我說:“可以,只要我能走得動,每年來看你二次,春秋兩季各一次。平時可多寫信聯繫”。自此以後,我每年去蘇州二次,在他家住三四天,陪他談天,他總是非常高興。他患有糖尿病,治療過度,導致低血糖昏迷過幾次。有一次走在路上突然昏倒,幸路人打110後急送醫院。他的侄子為防萬一,和他商量,請他進養老院,可以有人照顧,他覺得也是辦法,於是住到養老院。但他侄子怕他獨自一人外出時,又會發生跌倒等事,對養老院講不能讓他獨自外出,他外出時,要養老院派人陪護,這樣養老院阻止他外出。這犯了他的大忌,試想一個被剝奪自由三十多年的人,對自由是多麼地渴望,沒過幾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又要把他關在養老院堣ㄜ膃菪悒X入,他怎麼受得了,於是吵著要回家,不願住養老院了。吵得他侄子沒辦法,只得打電話給文銓在上海的侄女,並打電話給我。我和文銓侄女就一同到蘇州,在養老院堣j家商談。我見到他身體尚佳,腦子清楚,以前因過度治療而引發低血糖致昏迷跌倒,現在吸取教訓,不過度治療,養老院有衛生員每週測血糖,可不致發生意外,應該可以讓他自由進出,但出門時對門衛講和記錄一下。他侄子總覺得不放心,我就對他們說,文銓失去自由三十多年,他心堣ㄞ鄔茖再被關養老院不能自由出入。以他目前身體和精神情況,獨自外出,應該沒有問題。在我的一再勸說並保證下,侄女侄子終於同意讓他自由出入而解決了問題。緊接著文銓又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每月的養老金,只夠付養老院的各項費用,這樣我就沒有零用錢了,寫信買郵票錢也沒有,何況訂報刊雜誌的錢,當然我還有點存款,但能用上多少時間呢?還有看病的醫藥費用更是無從籌措,若在家中,就可省很多,養老金就夠開支了。”文銓侄女說:“阿叔,你放心好了,儘管安心地在這堜刉i天年,當你的存款用完後,需要的費用全部由我負擔,一直到為你養老送終。”文銓說:“你能對我這樣,我當然非常喜歡,但也覺得慚愧,當年我曾答允送你一輛自行車,那是你非常渴望的,結果錢都給俞碩遺拿去化了,沒有履行諾言,至今心存歉疚。”他侄女說:“我們小時候,你對我們的關心愛護,有時勝於我父親,我們是永遠銘記的,你就放心吧!”我當時就將他們的談話記錄成文,由他和侄女侄子都簽了名,一式四份,各人都執一份,另一份存養老院,這樣總算解決了他不安心住養老院的事。

我仍和他約定,每年春秋二季去蘇州陪他住幾天。因為他進養老院時,與其他人無法相處,故他自己包了一室(三人住的),並留了一張床,為我去時可睡,所以我去時,也住在養老院,並在養老院搭夥,倒也方便。

今年1017日,我又如約赴蘇州,我老伴認為我年紀大了,不放心我獨自前往,陪我同去。蘇州火車站正在擴建,只從北門出入,我弄不清楚,兜了幾個圈子才找到公車站,老伴走累了,就坐計程車,到達養老院已過了下午5 時。在進大門時,門衛就對我說:“沈文銓已經連續幾次到門口,看你來了沒有。”可見他渴望和我會面的急切心情。我進去後,他正在吃晚飯,見到我們非常高興,要張羅到食堂去為我們買飯,我阻止他,說到外面吃算了,另外還要為老伴找旅館。

我吃好晚飯,為老伴找好旅館後回到養老院時,已經晚上8時,交談了一會就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後到外面散步活動,630分,聽到服務員叫大家起床準備早餐,我就回到房間,見文銓還沒起床,覺得奇怪,因為以往我起床後,他也跟著起床,從沒到630分還不起來的,我走到床前叫他時,只見他眼睛發呆,人沒有知覺,我急忙去找到服務員,還打120急救車,服務員又打電話給院長,院長囑急送醫院,我就伴著同往附近的蘇州中醫院急診,醫師診斷為低血糖,立即為之吊點滴葡萄糖鹽水等,約一小時後,他醒過來了,問他怎麼搞的,他說大概昨夜服胃藥時,拿錯了藥,吃了降糖藥了。醫生囑住院治療,但他堅決不同意,說:“低血糖只要補糖就好了,我現在已恢復了,不必住院。”在他堅持下只好伴他回到養老院。

下午和他談天,一切很正常,到晚上9時許休息。19日早晨起床,我發現他床上被子翻開,人不在,我以為他去廁所了,走去一看,也沒人,就走回到他床的另一面,見到他倒在床下,一隻夜壺則翻在他一旁,幸好堶惇O空的。我將他抱到床上蓋好被子,去叫來服務員,又急送醫院,還是低血糖,進行了急救。他醒來後我說今天不管你怎樣,定要住院治療,他也答應了,但醫院沒有空床位,他侄子急速去人民醫院四院,找到熟識的醫師預定了床位,我就回到養老院拿了行李,待老伴回來就回上海,他坐三輪車上,匆匆告別。想不到竟成永訣,思之慘然。

1118日上午,我去醫院開藥,回來老伴說,文銓侄女來電,說文銓今晨去世了。我急電他侄女。原來當天住進人民醫院四院後,第二天他就私自從醫院出來,走路不慎跌了一跤,把手跌痛了,且迷了路,由交警送他回養老院。在養老院沒幾天,又昏迷過去,只好再送醫院,診斷結果是雙肺纖維化致呼吸困難,嚴重缺氧,只能靠吸氧維持生命,因醫院病床緊張,只能將他轉入護理醫院。在護理醫院沒幾天,就在18日晨2點多去世,他侄子得到醫院通知後,就來電告知。他侄女又說:“準備20日大殮”,並徵求我對骨灰處理意見,我說:“沒有意見,你們決定好了”。我並對她說,追悼會我不去參加了,請她代送花籃,我將匯上200元,花籃上寫我和姚燮成、鄭孝鑒、衛傑生四人,他們都是文銓的好友,一人在國外,一人在四川,均已年邁,不可能來蘇州送別了。我又順便發E-mail給計天明,他是藉雲龍和湯雪華的兒子,和文銓相識,我告知了他文銓去世的消息。

22日文銓侄女給我電話,謂匯款收到,她為我們獻了一隻花籃,寫上了四人名字,又說計天明大殮時去了,還和他們談了一會。又文銓骨灰安葬在他父親墓邊。

沈文銓,192198日出生,20101118日去世,國人慣用虛齡,他終年90歲。文銓是一位抱有人生理想的一個好人,性格隨和,但他也很執拗,認准了的事,他會一往無前地去幹。他很重友情,很仗義。

為寄託哀思,作文如上。

201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