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的警告

 

破謎


 

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冬春季,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安徽、陝西、湖北等12省市區出現30年一遇的罕見大旱。截至2月17日,全國作物受旱面積8383萬畝,已接近多年同期平均水平(7600萬畝),其中重旱2679萬畝,乾枯421萬畝,有464萬人、248萬頭大牲畜(多年同期均值811萬人、538萬頭)因旱發生飲水困難。旱情最嚴重時,河北、山西、江蘇、安徽、河南、山東、陝西、甘肅等8省冬小麥區受旱,面積高達1.6億畝。中國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曾於2月5日宣佈啟動Ⅰ級抗旱應急回應。

截至2月8日,北方冬麥區8省日最高投入抗旱人數1349萬人、開動機電井126萬眼、泵站2.18萬處、抗旱機動設備179萬台套,出動機動運水車輛28萬輛,累計投入抗旱資金32億元。現在,8省旱區受旱麥田已灌溉五成以上。

2009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國家啟動1300億元投資計畫,其中950億分配給地方,用於保障性住房建設、農村“水電路氣房”建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呼籲地方政府要善於利用農民工因金融危機返鄉待業的機會,採取以工代賑等方式,發動農民大興水利,不誤農時。

《南方週末》專題大旱背後(2009.2.12)報導河南省蘭考、民權、睢縣三地嚴重旱災。他們發現在旱災肆虐的鄉村,村民喝完地下水後,開始用漂白粉過濾山澗河水飲用。環保諮詢專家馬軍分析,全國七大水系已有三成失去使用功能,連農業灌溉都不行,“水資源利用不合理,水體污染,已經成為加重旱情的兩大因素。我們將逐漸喪失應有的抗災能力”。河南人均擁有水資源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且近一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不適合使用。

        1950年代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灌溉系統,可是,隨著包產到戶和取消農村勞動積累工、義務工,這些集體水利工程大多遭擱置或荒廢。現在中國農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河南的數字更低。水利部副部長鄂竟平承認及正視中國農田水利工程長期“欠賬”的問題。農業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說:“國家的投資都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反而忽略了對農民最密切相關的溝塘渠。”

《法制晚報》張永琪(引自華商網2009.2.9)文章我國55%耕地無灌溉條件 地方追逐GDP釀惡性循環指出,“據水利部門的資料顯示,目前全國18.5億畝耕地,有灌溉條件的只有8.3億多畝,其他55%的耕地完全靠天吃飯;而水澆地中大部分灌溉標準不高,灌溉設施老化失修嚴重,真正旱澇保收的只有2億多畝。”張永琪批評盲目追逐經濟發展乃水利欠賬的深層原因,“水利欠賬多,其深層原因是農業對GDP的數字貢獻較小,很多地方重工輕農、重商輕農,導致農業發展失去應有的資金和人力支援。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種地收穫缺乏穩定性,投入產出不能成正比。農民越不肯種地,土地產出率就越低,對農民的吸引力就越小,甚至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根據《南方週末》報導,全球變暖使喜馬拉雅山脈冰川以超過了過去300年的10倍的速度融化,而且全國還有超過八成的冰川都是這樣。這意味黃河、長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面臨著逐漸枯萎的命運。2007年7月12日,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全國湖泊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上介紹,我國湖泊生態功能退化問題十分突出。新中國成立50年來已減少了約1000個內陸湖泊,每年平均有20個天然湖泊在消亡。長江、鄱陽湖的水位也持續下降,達到歷史新低。

复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研究專家朱永嘉的網絡文章再談憂患意識(2009年2月15日),借古喻今,指出山陝地區連年嚴重乾旱,是明朝覆亡的導火索。朱永嘉引述清人計雲計《明季北略》堸身Z才的奏疏,敍述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陝北延安地區饑荒的狀況:“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唯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朱注:即觀音土)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而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於饑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

朱永嘉再引述《明奇北略》之《總論流寇亂天下》:“自寇起於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饑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比五六七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複草賊行徑矣。”

對照現狀,朱永嘉有如此的擔憂:“全國有一億多農業勞動力在城市打工,農村的孩子都不安心在農村務農,讀書受教育是為了離開農村,農業的青壯勞動力從那兒來啊,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壓根兒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成長的,農民工在金融危機衝擊下,失業後,能回到土地上去嗎?恐怕很難,近代史上的湘軍是從農村中招募來的,戰爭結束,遣散回鄉都成為遊民了,三合會都是從遊兵散勇中產生的啊!他們是農村不穩定因素。再說農村的老齡化和空心化,比城市還來得早,它加劇了農村治理的危機,村一級政權處於半失控的狀態,村兩委的幹部缺乏好的候選人,黨員中年齡老化,文盲和半文盲居多,因而支部書記始終在少數人封閉的圈子轉。”最後,朱永嘉以清人鄭觀應《盛世危言》(光緒十九年,即西元1893年)作結,勸告今人不能對當前的大旱掉以輕心。

上述情況的形成,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生態環境日益遭到破壞,森林植被日益減少,以致水土流失。

今年5月6日的香港《文滙報》指出,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石漠化,是中國的三大生態危機,土地石漠化和沙漠化的成因有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主要有地質災害,災害性氣候等: 人為因素有毁林 (草)開墾,樵採,放牧,火災,礦產開採,土地不合理耕種和工業污染等。人為因素是石漠化的最主要原因,引發的石漠化面積佔63%。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壞和減少是形成石漠化的主要原因。解放以來人為亂砍濫伐毁林主要有3次,50年代末期毁林燒炭大煉鋼鐵,60年代經濟困難時期毁林開荒,70年代毁林造梯地和「人造平原」等,導致大面積的森林被毁,森林植被遭到嚴重破壞。

    因此,要緩和、紓解上述的三大生態危機(至少是阻止它們繼續惡化),必須從消滅上述的人為因素著手,特別是停止人為亂砍濫伐毀林的行動,國家要帶頭採取多撥財政資源等措施,去植林、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