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與周仁生同志的情誼

周履鏘

 

周仁生同志,19224月出生於溫州,2004127日逝世,終年82歲。他的去世,對我們的革命事業,是莫大的損失。

周仁生同志是我的良師摯友。記得我七、八歲時進入甌江小學讀書,那時他是六年級畢業班的高材生。我的姑母周蕙芳與他同班,他們親如姐弟,她有時帶我到周仁生家去,所以七十多年前,我就認識周仁生。但與周仁生的真正接觸,是我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周仁生擔任我們學校的英語教師,一位僅比學生大五、六歲的青年教師,卻以高超的教學藝術贏得了學生的尊敬。他平易待人,學生們與他接觸,總有一種親切感,許多人不知不覺地逐漸受到他的思想影響。我也是從那時開始,受他的薰陶,慢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斯想的。

在我和他長達七十年的交往中,有時朝夕相處,無所不談,有時關在同一個獄內,卻彼此隔絕;較多的日子是天南地北,音訊全無;經過長達三十多年的分離,重新聚首時,發現彼此仍心心相通。最近二三十年中,我住上海,他居溫州,每隔一段日子,總能有愉快的會聚。平時也是書信來往不斷。積存盈尺的他稱我“小周”,自稱“老周”的信,留下了深情厚誼,也有他深睿的思想浪花。

周仁生同志學生時代成績優異,讀書廣泛,知識淵博。參加革命工作後顯現他的宣傳鼓動能力極強。他的終身事業是革命工作,而從事的職業是教書。他每到一校任教,就能團聚一批優秀的學生,對之施以思想影響,引導不少人最終成為托派成員。他可算是“工作母機”,到處“下蛋”。至於究竟有多少人受他的影響,我無法數列出來。但是共產黨判他無期徒刑的罪狀之一是:“殘苛毒害大批青少年的思想。”把這句話反讀一下,可知周仁生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革命思想的貢獻之大了。

我很難寫出周仁生的整個生平,只寫幾點我與他交往的事。

1947年初,我到上海。此時周仁生已先我到了上海,我們又開始接近。他介紹我讀《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求真》、《新旗》等雜誌和一批政治理論書籍。後來帶我去參加哲學班,每週聽彭述之講課。就是在哲學班,我受到了較系統的政治理論教育,成為一名水準不高的“頑固”的托派。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到1948年底,周仁生在上海活動(一度到蘇北靖江),他是上海托派多數派的活動分子,當時用化名“沈念。”他曾參加1948年的建黨大會,那次會議,托派多數派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會後,周仁生參與宣傳部的工作。

上海解放前,周仁生和林松祺南下福建,經廈大教授安明波介紹,去廈門附近海澄中學教書,後來林松祺去香港轉廣州,周仁生被任命為海澄中學校長。1949年底上海市共產黨當局逮捕了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江浙臨委成員及幾個一般党團員,我也在其中。當時共產黨主要鎮壓對象是國民黨特務。對我們這批被捕的托派只是警告今後不許活動,不久都釋放了。被釋的錢川、丁毅、劉毅去了香港,我南下到了周仁生任校長的海澄中學任教,在那堣@直到19521222日全國肅托大逮捕,三年內我與周仁生朝夕相處,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處。

周仁生在福建,改用諧音周任辛,以後一直用這個姓名。

福建海澄中學,原是一個縣的一般中學,周仁生接任後,以其非凡的才能,三年時間,將之辦成一座在閩南頗有名聲的學校,(現在是省重點中學龍海二中)培養的學生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很有成就的人材。1952年我們被逮捕後,共產黨當然要大張旗鼓地召開大會,宣佈我們的罪狀,要學生和我們劃清界線。我們想像中,當年的學生,一定是很痛恨我們的。可是後來我們得知,學生們非但不恨我們,反而還懷念我們,一直在尋找我們的下落。大約在十多年前,周仁生後來教出來的一位學生考入廈門大學,他把周仁生的近狀告訴已經是廈大教授的當年海澄中學學生時,他們竟將之當做特大喜訊轉告海澄中學老同學,從此當年海澄中學的不少學生與我們書信不斷,甚至還有人專程到溫州看望周仁生。可見“老百姓心中有桿秤。”

19521222日,全國大肅托,我們都被捕了。當初各人都是單獨關禁的,彼此無法來往,連放風見面的機會都沒有。1954年下半年陸續宣判,在福建,周仁生被判無期徒刑,我和趙養性、黃禹石等被判715年徒刑。不久,除周仁生外,其他三人都被送到內蒙古勞改。後來到內蒙的三人調散了,我成為孤單的一人。毛澤東的共產黨1952年處理托派案時是不公開的,秘密關押,秘密審判,我被送去勞改時,不許與其他犯人談案情,我完全是孤立的,但這樣反而可以不用自污,不須“觸及靈魂”。

我於19791222日刑滿釋放,但不許回家,仍被強迫留在內蒙勞改隊留場就業,實際上是由勞改隊轉到勞改局管理的勞改就業單位,繼續受管制,等於變相勞改。與勞改隊不同的只是每月有二十多元工資。當地人稱為“二勞改”,而且判刑勞改是有期限的,“二勞改”是無期的,也就是由“有期徒刑”轉為“無期徒刑”。這樣我在內蒙又當了二十八年“二勞改。”1961年開始,我每隔二年有探親假,一次我回到上海碰到姑母周蕙芳,她告訴我,趙青音住在溫州仁生老家,與公婆一起生活。還聽說周仁生關在上海監獄。1972年周仁生獲釋,1979年回到溫州,那以後我每隔二年回溫州看望父母,都與仁生會面。1967年,我退休回到上海,與仁生恢復接觸,書信來往不斷。周仁生王國龍每隔一、二年到上海看望鄭超麟,鄭老1948年前我就認識,周仁生介紹我與喻守一、黃鑒銅、李培認識。1993年李培去世,鄭超麟處於無助的狀態下,周仁生希望我去幫助鄭老,於是我與鄭老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我與鄭老相處的情況,我已在《意因同志》文中敍述了。

周仁生回到溫州後,主要從事托洛茨基著作及有關著作的翻譯,先後翻譯了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的第二卷,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的三章,《彭述之回憶錄》第一卷,《托洛茨基文集》補遺二卷,還譯了許多短文。同時從事義務英語教育。

周仁生的不少譯著,亦有我的參與。我的英語水準沒有達到能獨立翻譯的能力,但可以幫助他校對、查找資料等。周仁生翻譯《彭述之回憶錄》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專用名詞的翻譯。彭述之的女兒將彭的口述譯成法文出版,現在由法文譯成中文,就會出現音同字不同,甚至相差甚遠。周仁生手頭又缺資料,我就為他擔當這方面的工作。例如回憶錄中有一節:He Minfan----湖南第一位共產黨人。周仁生把He Minfan譯為何明凡。但打了一個“?”。幾十年來在共產黨的宣傳下,湖南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人當然是毛澤東,那還有何明凡?我請教了幾位歷史學教授,都不知道何明凡其人。後來從劉少奇三大卷年譜中查得He Minfan 應是賀民範,姓名三個字都不同。類似的人地名很多有同樣的錯誤,我盡可能的查找資料,請教學者,給予訂正。又如引用《嚮導》等雜誌上的文章,由法文轉譯過來,非但不是原文,甚至連題目也意同字不同,承王觀泉教授將其珍藏的《嚮導合訂本》借我,使我得以改正。

書成後謀求出版沒有成功,我想到先出電子版,我將第一二章在電腦上打字出來,我於20041月帶了一、二章的列印件,到溫州與周仁生商量。126日下午,我去看望周仁生,他臥在床上,精神尚佳,能與我像平常一樣談話,我詢問他是否可以先將《彭述之回憶錄》印幾十本列印本,當時周仁生對我說:“一切由你自己決定,不要再問我了。”我向他告別時對他說:“我過二天就回上海,火車票已買妥,明年再來看你。”他說:“明天我要到醫院抽腹水。”想不到當天下半夜,他就與世長辭了,他對我說的“一切由你自己決定,不要再問我了。”竟是他的最後遺言。

仁生去世後,我退掉已購的火車票,參加周仁生追悼會後才回到上海。接著我就著手完成仁生未完的工作,首先將《彭述之回憶錄》第三至六章打字出來,交香港印幾十冊徵求意見本,我在上海複印了幾十本,寄給學者和老朋友。想不到這項工作還起了作用。

為緬懷周仁生老師,我收集他的文章,編成《周仁生文存》,我寫了《周仁生同志傳略》和周仁生年譜,2005年在香港出版。書發出後反映很好。

周仁生譯畢《彭述之回憶錄》後,就專注於《托洛茨基文集》補遺的翻譯。這套文集共12卷,收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國、挪威、墨西哥時期的文章,(已單獨成冊出版的《俄國革命史》等未收入)美國開拓者出版社出版,出書後又發現一批托洛茨基的文章,編成補遺二卷,周仁生最後幾年專門從事這二卷的翻譯。周仁生去世前不久,曾來信對我說:他已譯完《補遺》。對於這項譯事,我一直沒有參與,他也沒有將譯稿寄給我,我以為,他早已將譯稿全部寄給香港朋友了。

後來香港來信,才知周仁生並未將譯稿寄到香港。於是我與趙青音聯繫,尋找仁生的譯稿。原來補遺上下二卷,上卷的上半冊周仁生譯,下半冊由仁生的學生虞君翻譯,下卷周仁生親自翻譯。我打聽到虞君可能曾將譯稿輸入電腦。幾經周折,終於從虞君處得到譯稿,於是我製成了光盤寄到香港,還自以為完成得很好。

2005年我得到了托洛茨基文集補遺的英文原版,我一對照,大吃一驚。原來虞君的電腦中保存的名為補遺上下兩卷譯稿,實際上只是上卷的上下兩半部分。也就是我作為兩卷寄給香港的譯稿,只是上卷的譯稿,根本沒有下卷的譯稿。我再請趙青音尋找,她表示實在無力了。無奈我於2006年親自到溫州,到周仁生家中,我和趙青音二人,從仁生的遺物中,終於找到了下卷的大部分譯稿,其中一部分是趙青音抄正的,大部分是仁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地寫在學生用的練習冊上,共有二十多本。可能只有趙青音和我二人能全部認清,此時,趙青音已無力再謄抄,我將之帶回上海整理。我化了一年多時間與原文對照,將之輸入電腦,個別缺譯的部分盡可能補譯出來,最後製成光盤寄到香港,總算了卻了一個心願。

為了紀念周仁生同志,我勉力接過他未完的工作,僅以上述幾件事的完成,以誌對他的緬懷。

                                                寫於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