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形成(下)

彭述之遺作

 

〔編者按:此文是作者彭述之1920年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回憶的第二部份,在最近才找到。第一部份曾經以《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為題,首刊於《十月評論》總第46期(1980620日出版),並收集在《彭述之選集》(第一卷)內。此文題目包括第一、二部份;寫於19644月,是很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故予以發表。〕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經成立,為了徵集和培養共產主義的青年幹部,它於192078月間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小組織,這個組織差不多是從前上海“工讀互助團”解散後留下的份子組成的<1>。由於這個青年團小組的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才有可能在實際上從事工人運動,即派遣青年團團員去接近工人,調查工人的生活情況,和個別的工人談話“作朋友”,這便為往後上海的工人運動、組織工會開闢了道路。

 

        差不多和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為了喚起工人群眾,使其覺悟他們自己的利益,為他們自身的解放而奮鬥,於1920815日出版了一個專門刊物,名為《勞動界》(周刊),這不僅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刊物,也是中國勞動運動史上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說話的第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對於有關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從勞動者創造一切社會生活的物質資料;勞動的價值、價格和剩餘價值;以及由此產生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不可免的滅亡,直到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都給了最通俗的一個普通工人能夠懂得的解釋,並以俄國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建立了“勞農政府”的實例來證明,這便喚起了和鼓舞了工人中先進份子的嚮往和信心。

 

        此外,《勞動界》並登載了關於中國工人,特別是上海工人受剝削和被壓迫的實際情形的許多報導(這些報導多數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工人中調查的結果),以及工人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如罷工等)的事實記錄,同時又介紹了戰後歐美和日本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情形,以資效法和鼓勵。

       

由於《勞動界》在工人中的散佈和宣傳,很快就得到工人的響應,例如在它的第七期(1920926日出版)便登載一個工人名叫李中(上海海軍造船廠工人)的投稿,標題為“一個工人的宣言”,這個宣言說:

 

“工人的運動,就是比黃河水還厲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將來的社會,要使他變個工人的社會;將來的中國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中國;將來的世界,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世界。……我可親愛的工人呀!俄國已經是工人的俄國,……這個潮流快要到中國來了,我們工人就是這個潮流的主人翁。這個潮流的主人翁就要產生工人的中國,但是不貫徹聯絡,就會沒有力量。”

 

所以李中向工人群眾發出呼籲:

 

“我們少數同聲同類的工人,再聯絡多數同聲同類的工人,成一個大團體,由我們的大團體聯絡其他大團體,以成中國的大團體,由中國的大團體,再聯絡他國的大團體,以成世界大團體。世界團體呀!中國團體呀!我們團體呀!發端就在我們少數工人哪!”

       

        李中的“宣言”不僅是《勞動界》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有力回聲,而且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對於共產主義的嚮往,對於它的前途的信念,以及要求自身團結的一種明白的宣告,而且事實上,李中在《勞動界》發表他的宣言之後,很快就受到一些工人的支持,首先他在他所工作的海軍船廠堭o到一部份工人同意發起工會組織,經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協助和指導,李中又聯絡了電燈廠,厚生鐵廠和幾家紗廠的機器間的工人,於19201121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雖然這個工會所包括的會員只有三百七十人,但它是在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主義者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組織起來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成立後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會(192012月),人數在一千以上。此外,並著手組織紡織工人,雖然這一工作,由於從事工人運動的人很少,尤其在那些作工人運動的幹部離開上海而去莫斯科學習以後,組織工人方面便停下來了。

 

        為了聯絡各方面的工人活動份子,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組織了“上海工人遊藝會”,它的第一次會議,也就是成立的會議,於192012月中在復旦大學舉行,到會的工人將近三百人,我們外國語的學生也參加這次會議,由李啟漢作主席,陳為人任記錄。李在他的會議開幕詞中說:“我們各人從前是苦著餓著;我們想要免除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興興聯合起來,討論辦法;我們不獨得到這樣的遊藝會而已;甚麼金錢萬能,我們都要改革打破!”。此外,還有楊明齋和幾個工人演說(陳為人的記錄登載於19201226日出版的《勞動界》20期)。後來並計劃成立一個“勞動俱樂部”,作為工人經常集聚之所,這個俱樂部的章程已發表於1921110日出版的《勞動界》23期,但也由於留俄學生的出國而停頓了。

 

        自留俄學生出國,外國語學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繼續作工人運動的只有李啟漢,他一個人當然不能發展工人運動,他所能作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組織,如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等繼續保存,這便是1921年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成立後,在上海從事勞動運動的基礎。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為了加強對外的社會主義宣傳,決定把《新青年》逐漸轉變為它的機關報,因而從它的第九卷第一期起開始改變它的內容,即比較明白地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國的政治方面,並特闢一個“俄羅斯研究”專欄,登載那時可能得到的材料,使一般傾向社會主義分子有可能去了解蘇俄的真實情形,以此加強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

 

        陳獨秀在19209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一號發表的“談政治”一文,不但表示陳本人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主張(他自稱是“我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同時也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政治方針的公開宣佈。在這篇文章中,陳一方面批評了當時不同政治或反對從事政治運動的幾種傾向,特別是較為詳細地分析和批評了無政府主義者一般地“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國家、反對強權”的論據;他認為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是消極的,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為“從事實上說起來,……世界各國堶掖怳ㄔ韋拑h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後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等制度廢去,將過於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鬥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會的學說,是階級戰爭的學說;資產階級所歡迎的,不是勞動階級要國家政權法律,是勞動階級不要國家政權法律。”

 

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國底資產階級,都有了數千年或數百年底基礎,站在優勝的地位,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勞動階級高明得多;勞動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難,征服後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致死灰復燃更是不易。這時候利用政治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懶惰、掠奪,矯正他們的習慣、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這時候若反對強權的壓迫,若主張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便不啻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詔;因為他們隨時得著自由,隨時就要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所以各國共和革命後,民主派若失去了充分壓服舊黨底強力,馬上便有復辟底運動。此時俄羅斯若以克魯巴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寧的勞動專政,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復勢力,連帝政復興也必不免。”(底下是駁克魯巴特金的“國家論”)

 

“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份,決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就是社會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勞動制度──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也不是制度改變了這惡性馬上就跟著消滅的。工銀勞動制度實在不應該保存,但同時若不強迫勞動,這時候從前不勞動的人,自然不會忽然高興要去做工;從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勞動的工人,現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從前疲勞底反動,一定會懶惰下來;如此一時社會上的工作效率必然銳減。……

 

“據以上的理論和事實討論起來,無政府黨所咀咒的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也應該咀咒的;但是勞動階級據以剷除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是不應該咀咒的;若是咀咒他,到算是資產階級底朋友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把國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

 

        評修正主義派,即德、法、英國的社會民主黨的改良機會主義派。陳評修正主義派說:“他們不主張直接行動,不主張革那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底命,他們仍主張議會主義,取競爭選舉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府、國會,想利用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治、法律來施行社會主義的政策;結果不但主義不能施行,而且和資產階級同化了,還要施行壓迫勞動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現在英法德底政府當局那個不是如此?像這樣與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該當做前車之鑑。……

 

“他們反對馬格斯(馬克思,下同)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他們忘記了馬格思曾說過: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佔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見《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們只有眼睛看見勞動階級底特權不合乎德謨克拉西,他們卻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面的資產階級底特權是怎樣。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腳下歌功頌德,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倒成了資產階級的護身符了。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的利器。修正派社會主義底格言,就是:‘從革命去到普通選舉!從勞動專政去到議會政治’,他們自以為這是‘進化的社會主義’,殊不知Bebel死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正因此墮落了!”

       

陳獨秀的“結論”是:

(一)“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

“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古代以奴隸為財產的市民國家,中世紀以農奴為財產的封建諸侯國家,近代以勞動者為財產的資本家國家,都是所有者的國家。這種國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奪底工具,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廢棄他,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家卻有成立的可能性”。“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上廢棄國家、政治、法律這個工具,卻不承認現存的資產階級(即掠奪階級)的國家、政治、法律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性”。“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二)“對於時局的我見”(載《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提出:

“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外,……所有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國家,我們似乎不必妄生分別。各國內只有階級,階級內復有黨派,我以為‘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並沒有實際的存在。有許多人歡喜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無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俄羅斯的蘇維埃也好,都只是一階級一黨派底勢力集中,不是國民總意底表現;因為一國民間各階級各黨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們的總意不但沒有方法表現,而且並沒有實際的存在。”

 

(三)國家、權力、法律這三樣本是異名同實。無論何時代的法律,都是一階級一黨派的權力造成國家的意志所表現。我們雖然應該承認他的威權,但未可把他看做神聖;因為他不是永遠的真理,也不是全國民總意底表現,他的存廢是自然跟著一階級一黨派能夠造成國家的權力而變化的。換句話說,法律是強權的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得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四)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於他們的要求,除出版結社兩大自由及工廠勞動保護的立法外,別無希望。因為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

 

        (五)陳獨秀在《國慶紀念底價值》(刊於《新青年》83號,1920111日)中指出:“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堙A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份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無論那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現在多數人都漸漸明白起來要求自己的自由與幸福了。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現在雖說是共和失敗了,封建制度恢復了勢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趨,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但有人以為由封建而社會主義,中國還必須經過共和時代,所以眼前還是政治問題要緊;又有人以為中國封建式的武人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經濟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緊,還不須經濟革命;我看這兩種話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說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現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指西方各國〕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至於說中國只須政治革命不必經濟革命,我便有七個疑問:……(六)中國除了勞動界有了階級的覺悟,組織強大的革命團體,絕對打破資本家生產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國的經濟的侵略,進而為政治的侵略?(七)單是政治革命,能否解決官、匪、政客、游民兵過多的問題?我不但不反對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實現;但我斷然不能迷信他能夠將中國從危險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說中國此時只須政治革命不須經濟革命,我便要請他解答上面的七個疑問。”

 

 

註釋:

11919年末和1920年初,在北京曾發生一種所謂“工學主義”或“半工半讀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理想”是“打破勞心勞力的界限:使社會上勞力的人都去唸書──要求高深的學問;唸書的人去作勞力的工。”這樣,便可以“破除職業的階級與奴隸的制度”(見當時散發頗廣的《工學旨趣書》),起初由北京高等師範一部份學生成立“工學會”,跟著,北京大學的學生組織“北京工讀互助團”,隨後,上海亦成立了同樣的組織,這些工讀互助團都是靠捐款開辦食堂、石印、洗衣等來維持團員的生活(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也曾經在《新青年》雜誌署名登廣告,號召捐款幫助互助團)。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發起人王光圻,無政府主義的領袖之一,認為這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但由於捐款的耗竭,這些工讀互助團的存在不過幾個月便自行解散了,這給無政府主義的空想一個實際的教訓,所以工讀互助團中最好的份子後來都轉到社會主義青年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