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等待之後……

切·格瓦拉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評論手記

米高•洛維

很久很久,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終於迎來了這本書的出版……這本書主要講述了切·格瓦拉對於蘇聯的政治經濟體系的諸多觀點(1963年西班牙語版),在前往剛果的任務失敗之後,從1965年到1966年期間,切·格瓦拉住在坦桑尼亞或者布拉格。就在這段日子堙A他寫下了這些筆記,之後他便去了玻利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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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

過去幾十年來,這篇文章始終鮮為人知。直到蘇聯解體之後,古巴政府才允許一些學者對這片文章進行研究,但是政府不允許他們抄寫筆記。直至如今,在這篇文章面世四十年之後,它才在古巴國內正式發行。在這個版本媮晱]涵了一些未曾發行的原文:19654月切·格瓦拉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一封信,這封信就是本書的序;一些關於馬克思和列寧的文章的評論;一部分經過篩選的關於格瓦拉在工業部任職期間(1963年到1965年)和同事們的談話的評論——格瓦拉寫給幾位名人的信(經濟學家Paul Sweezy,法國共產主義學者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這些評論已於70年代以法語版和義大利語版部分發表;埃及期刊《El-Taliah》於19654月對格瓦拉的一次採訪的摘錄。

為什麼格瓦拉的這些筆記沒有在當初就被發行呢?在外界看來,我們能夠理解是因為在蘇聯解體之前,由於各種政治和外交因素,使得這些筆記被封為機密。但是到了1991年之後,發表這些筆記又有什麼危險的呢?這種長期的掩蓋行為實在令人費解……到底是誰決定將它們一直封存在深處的呢?又是誰最終把它們公諸於世的呢?在本書的開頭,來自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Maria del Carmen Ariet Garcia用格瓦拉自己說過的一句話隱晦地解釋了這一切“這是幾年以來最值得期待的一篇文章”。

如今,這篇有趣的原文終於和讀者們見面了。它見證了格瓦拉的獨立精神,見證了格瓦拉對於蘇維埃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獨特見解,以及格瓦拉研究看待事物的特立獨行的方法,同時它也展現出了格瓦拉思想的最高境界。

讓我們從切·格瓦拉同志的思想境界說起:首先,我們並不清楚,在1966年到1967年期間,格瓦拉同志的思想覺悟是否有所進步,那時的他還未完全理解斯大林主義的真諦。他認為是列寧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導致了60年代蘇聯的衰落。當然,他認為如果列寧能夠活得再久一些,就能改正那些導致蘇聯退步的錯誤政策——他在筆記中諷刺般地寫道:“列寧的逝世是個錯誤”。然而他也認識到,蘇聯新經濟政策推廣的資本主義元素,導致了蘇聯從1963年起走向了衰落,並且使得資本主義萌芽逐步復蘇。格瓦拉對於蘇聯新經濟政策的所有看法都很有趣,部分觀點與1925年到1927年期間蘇聯的左翼反對派一致:例如,當他提出“黨內核心領導必須與整個社會緊密關聯,組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制度。”我們很想知道,當時格瓦拉是否讀過托洛斯基的著作,雖然在這些筆記中他從來都沒有提到過托洛斯基這個名字。然而格瓦拉很清楚地認識到,布列茲尼夫時期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導致了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傾向,這樣的歷史假設是不恰當的。人們很容易忽略在蘇聯經濟、社會以及政策體制中產生的斯大林主義和巨大的思想畸變。在這本手記中很少提到斯大林;而少數的幾句話之一確令人觸目:“斯大林犯了嚴重的歷史錯誤:輕視共產主義教育,並且盲目過度地崇拜權威。”這麼分析雖說正確,但考慮問題也不夠充分。

在與貝特海姆(反對格瓦拉的觀點)和歐尼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同意格瓦拉的觀點)的辯論中,我們已經知道,格瓦拉對於蘇維埃社會經濟制度的主要觀點,與他在1963年到1964年期間所寫的經濟評論非常相符:支持中央計劃經濟政策,反對所謂“自管”的企業,即自主的遵循市場規律的企業;支持共產主義教育而非個體金融政策。格瓦拉還對那些生產企業領導層的過分物質追求感到擔憂,他認為這就是腐敗的根源。另外格瓦拉還認為,整個蘇聯的商業環境堹吤F國際主義精神——相互依賴的各個國家之間到處都存在著不公平的交易。用列寧的一句話道出共產主義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只在一個國家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對此,格瓦拉認為:“雖然有些觀點後來被證明是錯的,但總體來說列寧的觀點清晰地闡述了全球革命的性質。”格瓦拉明確地提到了“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卻沒有提到斯大林主義。

在這些手記當中,並沒有提到托洛斯基,但我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這與格瓦拉在工業部任職期間與同事們的辯論有關:你絕不能忽視那些在聚會中侃侃而談產生的想法,否則那些各種各樣的想法就不會自由地發展壯大。“很顯然,從托洛斯基思想中,我們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即使後來他犯了錯誤。”格瓦拉略帶諷刺地補充道,蘇聯人認為托洛斯基犯了托洛斯基主義錯誤,還給他起了個“San Benito”(“地獄服”)的綽號,意思是指他就是個穿著黑袍而不肯悔改的異教徒,一個被西班牙人綁在火刑柱上接受刑審的異教徒。

格瓦拉為堅持建設社會主義進程而盡心盡力,因為他相信“共產主義社會能把人類從貪婪的物欲中解放出來。” 在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信中,他還意識到——在古巴,“沒有計劃,工人們就無法進行工作”。那麼應該由誰來制定這些計劃呢?從格瓦拉在1963年到1964年期間的辯論中我們無法得到答案。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1965年到1966年期間的評論手記中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內容。人民群眾,他寫道,必須一起參與到計劃的制動之中,而計劃的實施則完全是技術上的問題。格瓦拉認為,在蘇聯,制定計劃的想法被強行改成了“符合法規的,為群眾服務的經濟決議”,但換句話說,經濟手段決定了一切。人民群眾,格瓦拉強調,“必須有權把握自己的命運,必須自主掌握財富的積累和消費”;經濟上的技術問題必須按照這個大前提進行操作——人民決定一切——“人民的意願必須被實現”。這個主題與之前的觀點保持一致:他寫道,“通常,國家大事應該由工人們來決定(稅率的增長,財富的積累或消費)”,即使這些計劃是由專家們提出的。我們很難把經濟計劃的決定和實施分離出來,但對於經濟計劃的制定,格瓦拉的觀點與那些民主社會主義者非常接近,比如,權力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組織自由化,但有一點我們不能否認,格瓦拉的這種民主化經濟的新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把這些手記看作是格瓦拉人生道路中的重要一步,為實現共產主義、民主、獨特的斯大林主義蘇維埃模式而奮鬥的一步;但在196710月,服務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玻利維亞殺手殺害了格瓦拉,他的人生道路就這樣終結了。

-Michael Löwy米高•洛維是位於巴黎的CNRS(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所的主任。他曾出過許多書,包括《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放神學》,《祖國家鄉還是大地母親?》,以及《上帝的戰爭: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

注釋

[1] Ernesto Che Guevara, Apuntes criticos a la Economia Politica, Ocean Press,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Havana, 2006, 397 pages.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3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