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劉家良叔李平

    1941年秋,我從香港到上海升大,當時去升學的青年不少,如林植權、鄭韶、劉寬德、劉寬全、劉大漢等人,考入各所大學。這當中,有的和我一樣,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SY),有的是同情者。到上海後,有位40來歲的長輩,熱情地接待我們,他就是劉家良,廣東中山人,北大學生,從事托派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抗戰爆發時釋放出來,如今是托派多數派的第二號人物,大家把他尊稱為“良叔”。他平易近人,對人關心體貼,語重心長,給我們談學習,談時事,講馬克思主義,有聲有色,大家都很喜歡跟他一起。

    我考入大夏大學,但到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上海的英法租界淪陷後,父親從澳洲給我的接濟中斷了,所以我只讀了一年就輟學了。

    有一天,良叔找到康君和我到公園去,在有人的地方,很嚴肅地與我們商量一件事:由於上海租界淪陷,我們的鉛印《鬥爭報》不能出版了,只能用油印出版《校內生活》(黨內部物),這個任務想交給你們去做,這是一項重要的而且是保密的工作,你們要認真考慮一下,你們認為怎樣?我們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良叔還說:有個附帶的任務,由於日偽隨時入屋搜查,因此許多書籍不便存放在家堙A想由你們開個書攤,擺放這些書本,普通的可以擺出,重要的就用麻袋裝,你們還可以利用這書攤賣賣文具之類,維持生活開支。我們也都同意了。良叔還再三交代:這是一項保密工作,從此你們不與其他人來往,也不告訴任何人,我會單與你們聯系的。就這樣,我們接受了一件神秘而又嚴肅的工作。

   良叔親自和我們一起,在白克路菜場里租了一個原來賣學生文具用品的小鋪位,十分合適,不久運來了許多書本,有的放在書架上出售,有的則封存起來,窗里有文具,後來我們還去食品買來麵包出售,兩個年青人就好像在做小生意。

    良叔與我們單聯系,要出版《校內生活》,就親自把稿件送來,然後康君或我留在家堥魴K版,等到刻好後,兩個人一起油印。那時候做秘密工作,是不用油印機的,只用一塊磨平了的膠皮釘在小板上,粘上油墨後就往膠腊紙上刷,有油印機,收藏起來方便得多。由於只印二三十份,也很方便。當時的《校內生活》主要是一些爭論文章,與少數派爭論,抗戰問題也與陳獨秀爭論。抗戰初陳獨秀出獄後,積極宣傳抗戰,要派王凡西到軍隊堣u作,參加民族解放戰爭,遭到共產黨的惡毒污衊和攻擊,無中生有地污蔑陳獨秀拿日帝津貼,是漢奸賣國賊,迫使陳無法活動。而在上海的托派,在日帝的鐵蹄下,連《鬥爭報》也不能出版了,油印的《校內生活》,只供大家討論爭辯。

    那時候,良叔與我們聯系,每周或半月碰頭一次,他常拿英文版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給我們講1925—27年的大革命史,後來他把此書翻譯出版了。我們看到良叔寫的文章,都是寫在學生練習簿上,密密麻麻的,極少刪改,小標題是最後才加上的。我們也看到他的好幾本讀書筆記,研究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寫在學生練習簿上。他的思路十分敏銳和清晰,智慧是超人的。

    這舊書攤大約開了一年左右,局勢逐漸平靜,書本可以放進倉庫了,書攤便失去作用,於是關閉了書攤。我先去學校教書,後來到體育會去管理圖書。《校內生活》則由康君負責,油印時我去幫忙。

    由於良叔時常到我們家堥荂A房東看見我們是一家人,都是規規矩矩的好人,對我們非常客氣,後來前樓空,房東就慫恿良叔搬到這堜~住,良叔也竟然租下了前樓,我和康君住在三樓亭子間,大家更密切了,其實這是一次疏忽,在那秘密工作時期,隨時有被敵人破壞可能,怎可以大家住在一起呢?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1944年夏,小沙渡路一間綢,老板無故開除工人,激起工人公憤,幾個工人停下工作向老板說理,老板竟然報告了巡捕房,結果把幾個帶頭罷工的工人抓去,這當中有我們兩位同志:秋大姐和羅真。

    我們還有一位到工工作不久的楊玉瓊同志,她自告奮勇,親自送飯到巡捕房給工人代表吃。捕房的“包打聽”看到她戴近視眼鏡,講的是廣東口音,懷疑她是共產黨,報告日帝憲兵,便把她抓了起來。這位女楊從香港來,響應“到工人中去”的號召,才到綢工作不久,她從有經過鬥爭的經驗,一經嚴刑拷打,神經就錯亂了,便胡亂交待了劉家良和鄭松的住址。日偽便四處抓人!

    幸而綢罷工發生後,尤其是女楊被捕之後,組織考慮到她有經過考驗,凡她知道地址的人,良叔和鄭松都已及時轉移,抓了租屋的保人高擎宇,和在良叔家媟j到體育會免費洗澡的証件,輾轉抓到我和康君。那天我剛送良叔到吳淞口,他一家人乘船逃往溫州,回來後我就被捕了。我們六人被捕後,巡捕房就把幾個工人放了。我們被關押在福州路警察總局,日帝的特高科對我們嚴刑逼供,那時楊玉瓊已是個瘋女,高擎宇一副生意人的模樣,我和康君即使被拳打踼,灌水逼供,對劉家良現在何處,一問三不知!因而再有連累其他人。後來日偽也相信我們並非共產黨人,一無收獲,關押大半年後就交保釋放了。楊玉瓊則由秋羅兩人把她送進松江瘋人院,後來聽說她逃了出來,赤身露體,死在馬路旁,日本帝國主義又欠下一筆血債!

    這次綢罷工事件,我們先後有六個同志被捕,幸而良叔與鄭及時轉移,有被牽連。聽說敵人逮捕高擎宇時,彭述之也在他住處,聞聲奔上天台,跳到另一幢樓的天台上,險些兒也被抓去或跌死,否則,彭劉兩位領導人遭殃,組織也就遭到致命打了!

    我反思,當年在敵人的鐵蹄下,革命者只能作蔽性的鬥爭,公開的罷工鬥爭會付出重大代價的。

    抗戰勝利後,良叔從溫州回到上海,那時候中國托派公開出版《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和大型理論物《求真雜誌》,組織上有了很大的發展。良叔是兩個雜誌的編委,每期的《求真》上都有他的長篇政論文章,筆名為“劉少嚴”、“海生”等。良叔由於積勞成疾,身體很不好,他住進仁濟醫院時,我拿湯去看望他,他很高興,還是非常關心我的學習,給我出題目要我寫文章,後來我在《青婦》上發表的《家長制教育的危害》,就是他在床上指導我寫成的。

    1949年初,那時我在國民黨監獄堙A上海解放前夕,良叔等中央負責人撤退到香港去了。我釋放後回到南方,後來到了香港,那時良叔已去了越南,想在越南居留三年後即可到法國定居。但慘痛的噩耗傳來,良叔不久便在越南遇難。關於遇難的經過,陳碧蘭當時與他同在越南,據說她後來在所寫的回憶錄中述,良叔接受越盟佔領區一個參謀長(以前的托派份子)的邀請,去討論發展托派運動問題,說保証有軍隊護送,但在開完會後便把良叔等人逮捕,良叔後來便在獄中逝世。在他應邀之前,碧蘭夫婦曾堅決反對他去,他自己也曾動搖,但在越南同志的堅持下,良叔為責任心所驅使仍決定去。結果,他便為了事業而在壯年牲了,時年還不到五十歲。

    在抗戰時期,良叔曾撰寫了許多篇文章,堅決支持抗戰,反對少數派對抗戰的「革命失敗主義」;也反對當時的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集產主義的理論,而堅持蘇聯是官僚主義墮落的工人國家這一傳統意見,繼續主張無條件保衛中國和蘇聯的一貫立場,從而在政治上、組織上保衛了托洛茨基主義。

    良叔原在北大時,有個妻子,生下一個女兒,被捕以後人各分散,抗戰時被釋放後,他曾四處尋找,音訊渺然。後來他與梁廷結婚,生下兩兒子,大兒子劉海生,解放後是上海虹口區教育局長,但英年早逝。小兒子是殘疾人,很少時就死了。幾十年後,良叔的前妻生下的女兒,到上海來尋找爸爸的下落,她已是東北某話劇團的名演員,後來找到鄭超麟老人,才告知她劉家良己在越南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