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保健事業的衰退

                                           米高•施禮伯

    03年沙士(非典)疫潮在中國爆發時,報道說該國許多地區的恐慌在散播。有些居民在道路上立障物(街壘),試圖禁止外間的人進入,可能因為會替他們的鄰居和村莊帶來病患。

    部份地區,尤其是在農村,由於害怕醫葯設備不能夠應付這種疾病,恐慌便如火上加油。近年來,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的改革,巳經破壞了保健衛生,而診費的劇增又剝奪了許多窮人就診治療的權利。

    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政府起初拖延處理這種傳染病,企圖掩蓋事實而不及早通傳病例,致使疫情加劇而失去控制。世界衛生組織請求派出傳染病專家,到廣東省發生第一個病例的地方去,遭到斷然拒

    到四月底,在幾個官員包括北京市長在內,因為他們掩蓋疫情而瀆職、受到一連串批評指責之後,政府迅速地增加反沙士的預防措施,但是,到那時候,這種傳染病巳經蔓延得非常可怕了。

    這種情況,重復了早期中國當局有效地同愛滋病戰鬥的失敗——甚至攻擊愛滋病人。這種情況,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在過去幾年中,就任由愛滋病病毒傳播,致使150萬中國公民患上愛滋病。來自中國中部地區河南省的報告所描述的,在那個農村有超過一半的居民巳經因愛滋病而死亡,或者於死亡。

    1949年革命的勝利,中國在衛生保健方面取得了大進展。一個個大的衛生診所,在縣堜M城市中心醫院建立起來了。這種醫療制度依靠“赤醫生”的網絡,把保健的照顧帶到每個家庭,甚至最貧窮落後的地區。

    所要強調的,就是佈置預防要做的事情;例如,全體居民被大量地動員起來,參加“愛國衛生運動”,去消滅老鼠、蒼蠅、蚊子、和其他害蟲。重要的工作是消滅環境的公害,完成和改善水的質量,像在計劃的,如污染河道的人糞的處理等。健康的改進是聯系實際的,那就必須人人有工作,糧食要輸送給五谷失收的災區,和提高教育水平。

    衛生運動的結果,像霍亂、鼠疫、傷寒和腥紅熱這些傳染病,差不多被連根掉了。據報道:到20世紀60年代,梅毒性病被消滅了。在中國,人均壽命從50年代的32歲,到達了1994年的71歲。

    不幸的是中國不再組織群眾,以組成特定任務式的衛生運動。經濟的增長—建造工廠、道路,水—巳經被放在健康保健和預防之上。更有甚者,減少政府資金,在許多地區巳經削弱了衛生設備和反污染的措施。

    據六月五日中國環境保護局的報道:國家的七條主要河流,有一半以上的流域被工業、農場和家庭污水所污染。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氣受到污染。有些疾病涉及到公共衛生——像肺結核、鉤蟲病、肝炎、瘧疾、痢疾——仍然是繼續存在的問題。

    在中國,大多數的衛生保健對病人從來就不是免費的——雖然在其他的工人國家巳經實行免費了(像現在的古巴和直到最近的越南)。

    可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口的80%不得不從他們自己的口袋堣銗I醫葯費。國有企業和政府機關,則為他們的僱員付給費用,並且有時候也為工人的家庭支付。同樣地,許多工人都屬於政府的保險計劃範圍。

    在農村地區,農業公社倡議的合作醫療,涵蓋農村人口的80%到90%,總共達到國家衛生支出的大約20%。

    到1993年,這種情況急激地改變了。公社巳經解散,衛生計劃在農村覆蓋的人口不到10%,而中國的衛生經費只不過占財政支出的2%。現在,中國的私人家庭不得不負全國性支出的42%。

    在城市,政府曾經試圖通過特許11家保險公司推行美國式的經營保險計劃。約有40%到50%的城市居民,仍然有醫葯保險。

    近年來,政府花費在衛生設施上的費用巳經大幅度地降低。因為診所爭相增加資金以便維持經營,收取更高的治療和醫葯費用,使比較貧窮的地區的服務惡化,已造成一種惡性循環。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一個縣的病防站,他們自己的預算需要提高56%,而婦幼保健中心則需要提高67%。

    重要性已從預防保健計劃轉移到醫治服務,因為後者能夠產生更好的收入。診所和醫生同樣地成為醫葯公司的獵物,這些公司給他們提供引誘物﹐要他們對它們的產品更多地採用,而且用更貴的品種。

    既然衛生工作人員的工資,經常依靠診所和醫院的收入多少來提高,在農村大多數合資格的工作人員就離開農村到城市去,在那里他們能賺到更多的錢。這個事實,連同醫葯設備的日益減少和供應的短缺,巳經大大地惡化最貧窮的地區的保健,與此同時,費用在猛漲。

    研究表明,中國貧窮的農村人口要支付平均一次處方的醫葯費用,是他們每人日平均工資收入的二至五倍之間。許多人簡直錢服葯,延誤了病情,雖然服葯是必需的,例如,對肺結核的治療。199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平均一個醫院准許入院留醫,就花費了一個貧困家庭每年淨收入的60%。嚴重的病能遺留給一個家庭的,只有赤貧。

    簡而言之,中國的衛生保健正在愈來愈成為向我們在美國所見到的那種模式——熟練的醫生、現代化的醫學設備和最新技術,一般地只是為那些能付得起醫葯費的病人服務。與此同時,貧窮的人活該受病苦。

    中國的衛生保健與古巴的相比較是有教益的。儘管承認古巴是一個小得多的國家,具有遠不相同的問題,保持相類似的東西。像中國一樣,古巴隨1959年革命和後來成為工人國家,不得不實際上從零開始,建立一個有功能的衛生制度(許多醫生巳經永久地移居美國邁阿密)。

    然而,又像中國以前一樣,古巴把它的重點放在預防保健方面。例如,在古巴超過9成的一歲兒童,全部地接種疫苗防止疾病,像肺結核、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和麻疹等。可是,她又不像中國,古巴廣泛地提供衛生保健(包括送入醫院治療和牙科工作)全部免費。它的計劃行的結果,古巴的保健典型的統計數字接近歐洲、北美和日本的統計數字,而超過發展中國家。

    20世紀90年代,由於美國加強可的禁運和有有利的貿易措施(由蘇聯從前所供給),古巴的保健制度處於壓力之下。醫院設有備用的常常不合用的醫葯巳被嚴格地定型配給。可是,不是削減支出和正如中國所做的那樣實現私有化制度;而是增加它的衛生保健開支,在1989年到1996年之間超過了30%,古巴遭到了危機。

    古巴的憲法清楚承認衛生保健是全體人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政府的基本責任。這是理所當然的。實行追求利潤的醫療制度就是自取滅亡,正如愛滋病傳染正在世界範圍內顯示的那樣。

    期望中國的沙士病和愛滋病問題,會加強顯示全國勞動人民需要徹底改變斯大林主義官僚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青萍譯自《社會主義行動》03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