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途與正道

           ──讀書雜記之四(下)

                                                        林子

 


 

 

六、中國大革命中的階段論

     和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於1927年7月間俄共(布)中央與監察委員聯席會議上為他的中國革命路線辯護,把中國革命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即廣州時期,革鋒鋩主要是指向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支持革命的”。“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即“武漢時期”,“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為數千萬農民的強大革命”,“現在中國革命正處在自己發展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是蘇維埃革命”,“現在還沒有到來”,“但它是會到來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4、15頁)。斯大林這個三階段論早已成了歷史的笑柄,實在不值得一提了。歷史的實踐證明這個三階段論是絕頂荒謬的,也是事後主觀主義的歷史機械論的絕好樣板。在這裡無需多花篇幅論證斯大林在中國大革命時期推行的階級妥協政策在實踐中所遭遇的破產,只指出下面這一點就足夠說明問題了。正好與斯大林在莫斯科大談中國革命的三階段論之時,被斯大林捧為“第二階段”武漢時期革命左派領袖汪精衛卻在武漢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正如同被斯大林捧為“第一階段”的“革命領袖”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流血事件一樣。這兩位被捧為“革命領袖”的人,(後者還被斯大林的聯共(布)中央提名榮任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名譽委員”之一呢!)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先後都給了斯大林一摑響喨的耳光。

    十餘年來,我國學術界對斯大林的荒謬的階段論也已給了嚴肅的批判。1985年4月20日至29日,中共黨史研究室和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召開全國第三次“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學術討論會。會上60多位與會者指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共產國際、斯大林對中國的“階級關係和革命階段的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錯誤”。著名的歷史學家廖蓋隆指出﹕“共產國際、斯大林輕視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農民的力量,而重視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和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的力量,這就是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根本錯誤”。共產國際、斯大林把國民黨視為中國“唯一民族革命集團”,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是“工農黨”或“人民黨”。因此,他們“把希望寄託於國民黨”,“用一切力量幫助國民黨去取得領導權”,處處對國民黨實行“妥協讓步”。共產國際1926年12月的決議反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做領導工作”,“限制中共的活動範圍”。共產國際、斯大林要求“共產黨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而要“全力幫助國民黨建設國民革命軍”。斯大林根本沒有提出過“要組織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對於農民運動,共產國際、斯大林口頭上說要發展農民運動,而實際上的指示卻是“互相矛盾”的。廖蓋隆還指出,斯大林的革命三階段的說法是“主觀武斷從俄國革命經驗搬來的”(實際上也不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引者),“遠遠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以上引文均見《黨史通訊》1985年增刊第一期第9、10、13、14頁)。

    我國學術界對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階段論及採取的政策的批判是十分中肯的,不足之處是沒有同當時俄共(布)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反對派就中國革命問題對斯大林提出的批評及應採取的政策結合起來進行探討。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論著很多,但目前在國內能看到的卻不多,這大概還是禁區吧。但我們從國外學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窺見一二,現簡單介紹如下﹕

    原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執委之一的費爾南多•克勞丁在他的兩卷集《共產主義運動》一書中,對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觀點有如下的介紹,他說﹕托洛茨基非常嚴厲批評了斯大林三階段論的觀點,認為斯大林的“第一階段”是“十足的孟什維克主義”,是“把中國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的附庸,因而注定要失敗的政策的理論根源”。對於斯大林的“第二階段”,“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忘記了1917年的經驗教訓”,在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是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存在的餘地的,“斯大林犯了漠視列寧《四月提綱》的錯誤”。“在托洛茨基看來,中國革命只有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才可能成功。中國革命主要和直接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不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就不能勝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有共同的利益,儘管它受到後者的壓迫”。“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並不存在鴻溝”。由於“中國經濟不發達,中國資產階級同現存的土地制度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比起俄國資產階級來要軟弱得多”。所以,中國革命非得要中國的無產階級作為“革命的主要動力和領導者不可”。這就使中國革命不能不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有可能獲得成功。克勞丁認為“歷史將證明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只有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的論述是正確的”。(以上引文均見費爾多•克勞丁著《共產主義運動》中譯本上冊255頁)。在這裡有必要指出,克勞丁所說的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只有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這句話,不能理解為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理解為,中國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才符合托洛茨基的觀點。而無產階級專政毫無疑問會開闢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

    失敗了的中國大革命,正如同成功了的十月革命一樣,都證明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是正確的。

 

 

七、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

 

     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他在1924年同托洛茨基論爭時提出來的。他堅決反對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斷革命論要把俄國當時的對外對內政策建立在世界革命的戰略之上;而要求建立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之上。斯大林在他的《列寧主義基礎》( 1924年4-5月)、《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1924年12月)、《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1926年1月)等著作中都論述了他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斯大林說﹕“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已經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著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全集》第六卷95頁)。 1925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總結》中,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說﹕“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是內部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另一種是外部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斯大林認為前一種矛盾是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努力來克服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克服所有一切困難而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條件”。這也就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第二種矛盾卻需要幾個國家無產者的努力才能解決”,“因為只要有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武裝干涉的危險,只要這種危險存在,就一定會有復辟的危險,即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恢復的危險”。他還警告說﹕“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為一談,誰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葯的機會主義者”(《斯大林全集》第七卷91、101頁)。1926年1月,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談到他提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經過,並認為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部份,即一國單獨建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武裝干涉造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的論證是合理的(參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59至63頁)。

    斯大林的這些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實在算不上甚麼理論,因為它既沒有構成理論的客觀前提,也沒有邏輯的論證,更沒有邏輯的必然結論。與其說是理論、倒不如說這些觀點只表達了蘇維埃國家的統治集團一種願望和一種害怕心理﹕既希望在一個孤立的四面受到資本主義圍困的民族國家裡能保住已經獲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地位,同時又害怕失去這些地位。而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則成了掩蓋這種願望和害怕心理的一塊遮羞布。

    顯然,斯大林的觀點同現代世界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及階級鬥爭的客觀實際是不相符的。

    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早已超出民族國家的範圍,把整個世界的經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形成為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場和世界分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這種不可分割的世界性聯繫。因此,由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就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且是世界性的問題了。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統治的鬥爭,都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息息相關,都會引起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極大震動,這已經不是甚麼理論問題,而是近代史上世界階級鬥爭實踐常見的現象。正是基於這個理由,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出發點是國際性的,而不是民族國家的。因此,他們從事的無產階級解放的鬥爭從一開始便是在國際的舞台上展開的。他們積極地獻身於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活動就是最好的說明。斯大林把一個民族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機械地分割開來,既不符合客觀實際,當然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最先進的生產力為基礎的,既然資本主義經濟已發展成不可分割的世界體系,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也就只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世界體系,它同單獨一個民族國家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是絕對不相容的,就是說,它不能建立在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之上。離開了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創造的世界分工和世界經濟聯繫,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不可想像的。正如列寧為斯切潘諾夫──斯克沃爾佐夫的《電氣化》一書寫的序言所說的﹕“俄國無產階級從不想建立一個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小資產階級的理想”。這也就是說,這個“小資產階級理想”的、被列寧放在括號裡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會實現的空想。

    斯大林既然把一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同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分割開來,它的理論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一方面他肯定俄國無產階級既然能奪得政權,就能依靠國內的力量克服國內的種種矛盾,獨自領導農民“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而無需依靠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顯然,斯大林把奪取政權和建成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了,其實二者所依據的條件是全然不同的。而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只有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不然的話,資本主義包圍的存在,就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就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因而也就存在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危險。把這樣自相矛盾的觀點揉雜在一起充作“理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只有糊塗蟲或者不可救葯的機會主義者才提得出來。”

    其次,斯大林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相違背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高於資本主義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非常豐富充足多彩高尚,人人都處於完全自由、平等、和諧、友愛、關係融洽的社會集體之中,沒有階級區別、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因而也就沒有國界的劃分。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這樣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這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取得對國家的統治地位,才能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專政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要經歷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裡,無產階級要憑籍自己掌握的國家政權,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剝削,消滅階級,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極大地提高生產力,發展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而創造條件使自己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逐漸趨於“消亡”,這樣才能使真正自由平等和諧友愛的社會主義社會得以建立起來。列寧曾經解釋過蘇聯的國名所以叫做“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僅僅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承認現在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列寧選集》第4卷504頁《論糧食稅》一文)。列寧還指出﹕“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階級一消滅,專政也就不需要了”。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是不會消失的”(《列寧選集》第4卷91頁《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與政治》一文)。所以,當還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社會還在進行改造中,就是說,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

    斯大林在1939年3月18日聯共(布)十八大的《總結報告》中宣稱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但為了掩蓋國家權力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制度相矛盾這個漏洞,他竟狂妄地對恩格斯提出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進行修正,他無恥地歪曲恩格斯的觀點,說“國家自行消亡”的公式只有在“下面兩個條件中的一個條件才是正確的﹕(一)如果僅僅從一國內的發展來研究社會主義國家‥‥把它看作是一個離開國際環境而孤立存在的國家;或者(二)如果假定社會主義已經在一切國家或大多數國家獲得了勝利,社會主義的包圍已經代替資本主義的包圍,外來的侵犯已經不再存在,軍隊和國家已經沒有必要加強”。但是,“在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中獲得勝利的這種個別具體情形下”,在存在著“外來武裝侵犯的威脅情況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應當擁有訓練得很好的軍隊,組織得很好的懲罰機關和堅強的偵察機關。因而應當擁有自己十分強有力的國家,以便保護社會主義成果免受外來的侵犯”。(《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278、279頁)斯大林真不愧是個善於歪曲別人觀點的能手,“如果‥‥”,“如果‥‥”;“應當‥‥”,“應當‥‥”,兩個“如果”,加上兩個“應當”,就把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歪曲得面目全非。“如果”只有魯濱遜一個人,而沒有“禮拜五”,那就不會有甚麼剝削,也就無須考慮“應當”建立甚麼樣的平等的社會制度了。因為“單獨”一個人根本不需要甚麼社會制度的。可是自古以來就沒有這樣單獨存在的個人。斯大林憑空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責問恩格斯,“假如社會主義僅僅在一個單獨國家獲得了勝利”,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是不是也“自行消亡”呢?這個問題提得多麼可笑,因為事實上,客觀上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假如”的獨立社會主義國家只存在於斯大林的腦子裡,而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而恩格斯的論證是從資本主義的世界性這個客觀事實出發,而不是從腦子裡的“假如”出發。在恩格斯看來,根本就沒有單獨一個國家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制度這個事實。更其荒唐的是斯大林竟然設想到,即使到了共產主義,“如果”(仍舊是斯大林這個萬能的“如果”)仍然處在孤立的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話,那“國家”還是不能“消亡”的,而且還得要加強!這就是斯大林的思維邏輯。世界上再沒有比這種冒充的理論更荒唐了。

    歷史上有過許許多多單獨存在的原始部落。它們很少甚至完全不同世界上其他社會集團發生關係。這些部落是由好幾個建立在被歷史學家稱為原始共產主義制度之上的氏族組成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曾詳盡地介紹過這種遠古時代的,至今仍存在於某些仍處在野蠻時代的部落中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種種情況。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這個氏族制社會曾大加贊賞說﹕“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麼美妙的制度啊!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問題都是由當事人自己解決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不會有貧窮困苦的人,因為共產制的家庭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對於老年人、病人和戰爭殘疾者所負的義務。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婦女在內”。(《馬恩全集》第21卷111頁)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種原始共產主義制度雖然“值得贊嘆”,卻“還沒有脫掉自然發生的共同體的臍帶”。因為它是建立在非常低下落後的生產力的基礎之上的,還需要血緣關係來維持,而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還沒有脫掉自然發生的共同體臍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是“一定要被打破的”。如果今天世界上確實還存在有孤立的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社會集團的話,那肯定就是如同摩爾根所寫的易洛魁人部落那樣的社會集團。而今天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早已不能不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禁錮了。可今天無產階級要建立的卻是在高度發展的世界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當然不能和原始共產主義制度那樣可以在一個孤立的社會集團中存在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世界革命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根本的戰略原則。無產階級政黨即使在最孤立的情況之下,一刻也不能放棄這個原則。放棄這個原則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從最好的情況來說至少也是機會主義。正如恩格斯對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提出批評時指出的﹕“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於「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馬恩全集》第22卷第274頁)。在20年代,當斯大林剛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之時,或許還可以稱之為「真誠的」機會主義。半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斯大林的“真誠的”機會主義對於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來說,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比其他的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其所帶來的危害更嚴重。

    實際上,斯大林的這些自相矛盾的所謂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只反映了在十月革命後取得了統治地位的蘇維埃官僚集團的自私自利的願望,它既不代表俄國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只代表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蘇維埃官僚集團為了保住自己已經取得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利益。為了這些既得的利益,他們可以犧牲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利益,也可以犧牲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既犧牲無產階級的長遠的歷史的利益,也犧牲無產階級的眼前利益。對此,人們只要翻開蘇聯現代史中有關對內對外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便可一目了然的。

    斯大林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所搞的超工業化政策和強迫農業集體化的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是連斯大林本人也承認的,只是他把責任推給下級幹部和群眾吧了。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戰略,一意謀求同資本主義世界取得勢力均衡,推行一系列同國際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以致葬送了30年代法國、西班牙等國的大好革命形勢;二次大戰前,斯大林還同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締結友好條約,犧牲了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獨立。為爭取羅斯福、邱吉爾的支援,還解散了共產國際。二次大戰後期以後,還犧牲了法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革命利益;甚至還同臭名昭著的反共頭子邱吉爾商議劃分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這些就是眾所周知的反動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造成嚴重後果的最顯著例子。至於戰後那些相繼擺脫了資本主義鏈條的東歐各國,在蘇聯的直接控制之下,也和蘇聯一樣,推行了官僚軍事警察的統治。蘇、波、捷、保、匈、羅、阿、南和東德,這些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本應能夠形成為一個和諧的、平等的、互助友愛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陣營”,或“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了。但十分令人痛心,東歐各國人民卻要為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作出巨大的犧牲,造成了東歐各國同蘇聯之間的深刻的裂痕。至於說到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害,如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等,都是斯大林一手泡製的產物,早已是人們所熟知的了。即使是在解放戰爭中,斯大林還要中共同蔣介石隔江而治呢。以上這些例子充份說明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不但使蘇聯人民更加遠離社會主義,而且也使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遭到了慘痛的損失。

    今天,正是斯大林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利益之間的深刻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使得蘇聯和東歐各國陷於總崩潰的危機之中。

    當初,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爭辯時,他曾針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提出的俄國無產階級政權面臨的矛盾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決的論點提出責問;如果世界革命來遲了呢?俄國無產階級政權是不是在等待世界革命中“連根腐爛”呢?對於這個問題,列寧生前曾毫不含糊地說﹕如果沒有世界革命的支援,我們一定會失敗。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持有相同的觀點。而今天,社會的實踐無情地對斯大林提出的責難作出了回答,不是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製造的顛覆活動,而是斯大林建立起來的蘇聯的官僚專制統治自身無法擺脫的重重矛盾使得這個國家“連根腐爛”了,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當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私有化改革說明了﹕官僚統治集團除了尋求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一體化的道路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了。這正是他們背叛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則的必然結果。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本文的題目﹕《歧途與正道》上來了。20年代這場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爭論終於在社會實踐中得到了不容置疑的回答﹕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錯誤的,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才是正確的。在歷史的事實面前,誰還能夠懷疑這個答案的絕對正確性呢?20年代中,陳獨秀曾是競競業業遵循斯大林的教導,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20年代的後期,陳獨秀接受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在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論之後,終於勇敢地轉到托洛茨基的立場上來,這正表明了他是一個忠誠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無私無畏的革命家,而不是趨炎附勢、只知道為自己個人或一己小集團利益打小算盤的投機小人。對比之下,那些莫洛托夫們、卡岡諾維奇們、貝利亞們、多列士們、陶里亞蒂們、季米特洛夫們‥‥等等的依附斯大林權勢的人,不是更顯得渺小麼?至於我國的王明們、康生們當然更是不值一提的無恥走卒了。

 

 

八、值得思考的問題

 

     20年代這場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同不斷革命論的爭論已經過去約70個春秋,爭論的兩個主角早已不在人世;曾參加過這次爭論的眾多共產黨人,不論是當權的斯大林份子,還是受迫害的托洛茨基份子,現在剩下的恐怕也是絕無僅有了。但這次爭論的重大歷史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當今世界階級鬥爭的深入開展,卻愈來愈明顯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使任何一個獻身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共產主義者都不能不予以嚴肅的關注,並從中獲得應有的教益。

    由於歷史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當今無產階級革命還只能在一個民族國家範圍內開始,即所謂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鏈條的最薄弱環節開始爆發,即指此。一般來說,無產階級革命還不可能同時同步地在幾個國家發生,特別是不可能在幾個先進國家同時發生。這就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單獨一國範圍內奪取政權獲得成功後,如何鞏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的問題,同時也發生了如何使一國成功的革命發展為世界革命的問題,亦即如何正確處理一國成功的革命同世界革命關係的問題。這兩個問題自然是緊密相關不可分割的。而這正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已經提出來並應當加以解決的問題。

    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在一個落後的民族國家裡奪得政權的成功典範。在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家們都把希望寄託在世界革命對俄國革命的支援上面,特別希望於德國革命會很快到來。但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之後,各國革命運動由於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並未能跟上十月革命的步伐。相反,卻相繼遭到了阻折,特別是1919年德國革命的失敗,使俄國無產階級很快便陷入孤軍作戰的險惡境地,使俄國無產階級對世界革命的支援大失所望,並直接影響到戰鬥意志和熱情的加強。1918年尚在獄中的國際主義戰士盧森堡就曾因為德國革命未能及時支援俄國無產階級的鬥爭而深感不安和內疚,並認為俄國革命所以陷入孤立的困境,並由此必然要遇到種種困難,德國無產階級應負有不可推卸的、未能及時支援的責任。正是由於俄國革命處在孤立的困境中,而更由於俄國又是一個落後貧窮、小資產階級成份佔優勢的國家,這就決定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家們在採取社會主義改革的步驟時不能走得太快太遠;亦即是說,不能在一個貧窮落後而小資產階級成份佔優勢的國家裡馬上採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策。這就是布爾什維克所以從戰時軍事共產主義退回到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原因。新經濟政策實質上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向資本主義作出讓步,容許私人貿易的存在,即恢復國內貿易,也恢復國際貿易,甚至容許外國資本在國內投資。布爾什維克在經濟上的退守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但新經濟政策也帶來了劇烈的社會分化,新的資本主義勢力大大發展了,如果蘇維埃政權不加以控制而讓其自由發展下去,這將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就會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就是一個孤立的無產階級國家處於防禦地位必然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既要對資本主義成份作出必要的讓步,又要確保無產階級國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兩難問題確實曾經使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家們大傷腦筋;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右派布爾什維克提出“發財吧”的口號,鼓勵廣大小資產階級農民群眾走個人發財致富的道路,這實際上就是發展資本主義,而不是過渡到社會主義;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布爾什維克則提出蘇維埃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以豐富的工業產品來換取農產品,進行城鄉的正常交換,確保工農聯盟,並藉此實現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以增加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資金。而當時的斯大林對左派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工業化計劃卻認為要農民丟掉耕牛而去買留聲機。而幾年之後,斯大林卻採取了超工業化和強迫農民集體化的政策,使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農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使國內各種社會矛盾陷於極度緊張的狀態中。

    列寧在世時,非常重視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和無產階級政權的建設。他特別痛恨官僚主義對無產階級政黨和蘇維埃政權的腐蝕。他曾把反對官僚主義列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三大任務”之一。而且,他還同托洛茨基商議反對官僚主義,特別是反對斯大林控制的組織局的官僚主義。但是,在革命浪潮日趨消退的形勢底下,群眾直接的革命行動的主動性日漸消失,因而也就不可能通過群眾的革命主動性來對黨和國家機關實行群眾性的民主管理和監督。單純的組織手段和措施,乃至於法律手段,已經不能阻止黨和國家機關的官僚化了。列寧為此甚至把蘇維埃式的工人國家叫做“官僚國家”。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裡,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即工人政府,就根本不可能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

    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維埃政權已經不是列寧領導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了,而實實在在是列寧所說的真正的“官僚政權”。組成這個“官僚政權”的人員是地道的官僚主義者,他們不是由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直接選舉所產生,而是按一般形式的程序所產生,不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卻高踞於人民群眾之上,高踞於全社會之上;他們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隊伍,使蘇維埃政權喪失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變成了如同私有制度下舊的國家機器一樣,是統治人民、壓迫人民的工具。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官僚化經歷了一個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直至公然承襲了私有制度國家政權的官僚主義的種種程式和做法,這包括黨和國家幹部的培養、選用、委派、任免、獎懲和提升等等,使黨和國家組織形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一套官僚等級制度。在這套官僚制度中,下級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而沒有了自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上級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而最終的決定則取決於總書記一個人。這就是斯大林建立起來的蘇維埃官僚制度。龐大的官僚隊伍,加上總書記控制的掌握有無限權力的特務警察組織和脫離人民的武裝力量,這些就像吸血的水蛭一樣牢牢地吸附在蘇維埃國家的軀體上,成了蘇聯人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負荷。

    斯大林聲稱他的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欺騙。他的政權只有蘇維埃的名稱,而無蘇維埃之實。我們知道,列寧把蘇維埃稱做“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階級的政權,列寧還說﹕無產階級專政等於無產階級民主,等於蘇維埃。可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稱謂,都是指的無產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只能是民主的政權,而不能是任何專制的政權。這是因為無產階級民主或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建立在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直接革命行動的主動性上面的。沒有群眾直接的革命行動,就不會有無產階級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蘇維埃,就沒有“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所以,無產階級在奪得國家政權之後,必定要堅持無產階級的民主原則。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官僚專制的鬥爭,就是為了要堅持無產階級的民主原則。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提出“巴黎公社的原則永存”的觀點。巴黎公社的原則歸納起來就是﹕一、國家官吏的普遍和直接的選舉原則;可以隨時罷免的原則。二、國家官吏的工資待遇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最高工資的原則。三、實行普遍民兵制,以代替常備軍的原則。這幾條原則是無產階級民主原則的具體化,是無產階級國家同過去私有制的國家根本區別的所在。貫徹執行這幾條原則,就可以防止無產階級政權的官僚蛻化變質。而這幾條原則的貫徹,沒有群眾的革命主動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無產階級必須保持和鞏固在一個民族國家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但這絕不是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即使對那個奪取政權勝利了的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也是如此。俄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份。這是列寧一貫堅持的思想。部份與整體是辯證的統一。沒有部份就不能構成為整體;反之,沒有整體,也不會有單獨存在的部份。如果有單獨存在的部份,這個部份就不會具有作為整體的性質,而是其他性質的東西了。列寧非常了解部份與整體的辯證關係,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年,便立即著手組織共產國際。這不僅僅是為了俄國革命獲得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支援,而且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組織和推動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發展。在布哈林為共產國際起草的《綱領》,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都體現了這一戰略思想。

    不幸的是在列寧死後,當權的斯大林集團卻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思想,逐步地把作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共產國際變成為蘇聯一國的簡單的外交工具,把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變成斯大林集團謀求同國際資產階級取得均勢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列寧死後的蘇聯外交史和共產國際史,一篇篇一頁頁都充滿了斯大林如何犧牲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可恥記錄,使人讀了不由得氣憤萬分。

    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甚至一國建設共產主義的大話,已經為半個世紀的歷史實踐批駁得體無完膚了。但在革命隊伍中要徹底肅清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流毒,還需要一個思想鬥爭的過程。在這個鬥爭中,無產階級戰士必須時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思想。

    今天,國際資產階級為了對抗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統治的鬥爭而結成的反動的國際資本聯盟,比過去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牢固和有力。這在近年來在中東戰爭的問題上,在當前的波黑戰爭問題上,乃至於在對待蘇聯解體後的改革和所謂支援東歐各國改革的問題上,各國資產階級的步調都是一致的。由此使我們更加明白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原則是多麼重要,沒有無產階級的堅強的國際組織,就不能同反動的國際的資本聯盟相對抗,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就是一句空話。

 

1995年12月 

(全文完)

(未完待續)

 

 

 

 

 

 

 

 

 

 

更正啟事

 

本刊上期(總第213期)內有兩文存在錯漏及誤譯,現更正如下:

(一)11頁《菲律賓左派的發展》一文:  (1)左欄第7至9行,應為:1972年頒布的「戒嚴令」,結束了極左派內原先的多元局面〔即各派別同時存在的局面〕:(親蘇的)菲共投降了。

  (2)同頁左欄倒數第3行和右欄倒數第6行兩處的「社會民主黨」,應該是「民主社會主義黨」。

(二)22頁《斯大林下令殺害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一文:

(1)    同頁右欄第6行第16字起應為:「生活無著落」;

(2)                                        同頁右欄欄最末一字起與次頁之間,少印出以下一行字:「托洛茨基的部下,他來到島上遇見謝多夫,於是得以秘密拜」(訪托洛茨基);

(3)    23頁左欄第4行的「布哈林」,應為「哈林」;

(4)    同頁左欄倒數第20行第7字的「瓦解」,應為「了解」;

(5)    同頁左欄倒數第4行第11字後漏了「民」字;

(6)    24頁右欄倒數第20行第3字的「頭」字應為「關」字。

 

    發生以上許多錯漏,敬請讀者、作者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