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九)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七章

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

 

    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同時是法西斯主義理論的歷史。一個適當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曾經是、而且仍然是有效的反法西斯主義(以下有時簡稱反法西斯)實施的先決條件。因為,沒有其他新興的近代社會現象,像法西斯主義那樣,它的興起與對它的解釋是如此顯著地同時發生的。

    這種同時發生的理由是明顯的。法西斯主義是突然、立刻興起的;它首先威脅、粉碎了數以萬計人民的生活條件,然後威脅、粉碎了他們的生命。對於無數的人而言,歷史命運和個人命運突然結合在一起。可理解的是,那些受這個事件影響的人們試圖理解已降臨至他們頭上的命運。法西斯黨徒們在意大利發動的第一次縱火攻擊,立刻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個法西斯主義是甚麼?”這個問題已經把工人階級運動的主要思想家們、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們和歷史學家們攝住了70年。

    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內政治反革命的勝利,就當代社會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思想而言,是與斯大林主義一樣地難以概念化的。這堣S是托洛茨基,在解釋這個現象方面,遠遠超過他的同時代人。沒有其他思想家如此清楚地理解法西斯主義的性質、它所典型地反映的、對工人階級運動、對人類文明的威脅。只有他一人及時警告了工人階級這個危險,堅持主張打敗它的必要性,並且詳細製訂了必要的抵抗方法。如果說,除了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之外,沒有其他對當代政治、社會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在深度上、清晰度上,能與托洛茨基從1929年到1933年論德國問題的著作相比擬,這不會是言過其實的。<1>

    托洛茨基的熱情介入,他多次為這個威脅德國及歐洲工人階級運動和其實是整個民族的可怕危險所作出的卡桑德拉〔預言雖準但不見信於人〕的呼聲,從開始就建基在對這個新歷史現象有清楚的、雖然在理論上複雜的瞭解上。我們很少像在托洛茨基從1930年到40年論法西斯主義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樣,找到理論洞察力、具體的政治分析和對政治實踐的指導這三方面如此立刻、如此直接的符合。

   法西斯主義有甚麼特點?

    法西斯主義是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生嚴重的體制危機的產物,在這個危機中,正常的資本增值,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條件下,正漸增地被破壞。在經濟和各政治機構發生這個危機的同時,在失去社會地位的社會層份中間,主要是在小資產階級中間,有正在激進化的不滿份子,以及他們的日益增多以新形式群眾組織出現的組織。<2>起初這些組織的活動是自發的,後來它們就漸增地被大企業利用來企圖破壞工會運動,使工人階級支離破碎。這個很簡短的解釋,就是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義理論的核心。

    有力地幫助托氏探討法西斯主義這個現象的,是他所透徹掌握的不平衡及綜合發展規律:那個被應用到階級社會的唯吻辯證法的綜合體。像其他幾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例如埃恩斯特.波洛克、克特.杜卻爾斯基)一樣,他理解到社會──經濟形式與意識形態形成的局部非同時性;換句話說,理解到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思想、感情和非理性形象繼續在很大部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是在瀕臨貧窮的中產階級之中,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在資產階級、失去社會地位的知識份子、甚至工人階級的某些層份中)存在這個事實。

    托洛茨基從這個理解出發,得出以下的社會、政治結論:在日益難以克服的社會──經濟階級衝突漸增的壓力下,中等階級的重大部份與以上所提到的其他社會層份──即托氏所如此恰當描述的人類流沙──熔化在一起,形成了強有力的群眾運動。這個群眾運動,受了極有魅力的領袖的催眠、部份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構提供武器之後,就作為一種攻堅物,通過恐嚇與血腥恐怖行動來擊碎工人階級運動,使工人階級支離破碎。

    不平衡及綜合發展規律在法西斯問題上的這種應用,使托洛茨基可能避免兩個錯誤的對法西斯主義的片面觀點:要麼把它看成為重新陷入前資本主義的反動和蒙昧主義,要麼把它看成為一種遲到的、“正追趕上去”的現代化形式。<3>事實上,法西斯主義思想和它的規則都包含這兩個“在邏輯上”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歷史辯證法並不遵照形式邏輯的規律。沒有理解這一點,是許許多多反對法西斯的人士的不幸。<4>

    它也是許多更晚的解釋的弱點。這個對法西斯主義的分析,統一結合了幾個分析元素。每一個元素有其相對的自主性,並且相當於帝國主義國家在深刻的社會──經濟危機中的各個特別方面的社會、政治現實。這些元素的結合──並不是它們的簡單的並列──為理解法西斯這個現象興起的全貌,提供了一個工具。

   法西斯主義與小資產階級

    法西斯主義思想體系及其政治團體,是從中產階級在獨佔資本的權力和工會權力之間受到折磨後感到氣惱和絕望的時刻,不顧資本家階級的眼前需要而開展的。(他們的思想的相對獨立性是另一回事。種族主義是深深地植根在殖民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思想體系之中,雖然它是與資產階級誕生以前的偏見殘餘有關。)

    在開始階段,有許多這樣的小團體,它們擁護各自的“元首”候選人,進行劇烈的競爭。<5>只在一段複雜的篩選過程之後,一位領袖才從這個底層社會鬥雞似的競賽中出現。能夠上選的,不但有魅力的個性,而且極度無道德原則,甚至於具有犧牲他自己的親蜜盟友的能耐。

    當小資產階級受到晚期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沉重打擊以致變得越來越絕望、越來越沒有希望的時候(通貨膨脹、小生意破產以及學者、技術人員及中高級公務員大量失業),至少這個社會階級的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懷舊、心理上怨恨的混合心境激發下,將會逐漸採取有點狂野的觀點,從事暴力行動。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小資產階級變成狂野的一個群眾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我們發現這樣的兩方面結合:一方面是極端民族主義,另一方面至少是口頭上反資本主義的煽動,<6>但是帶有對工會運動更大的仇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反對工會頭子”)。當如此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開始用傷害人體的暴力來對付工人們、工人們的行動及其群眾組織的時候,法西斯主義政黨就開始了。

    托洛茨基精闢地總結了這些狂野的小資產階級自發興起的社會──意識形態背景:

    德國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快速增長並不意味著中產階級的簡易毀滅。雖然它毀滅了小資產階級的某些層份,它也重新創造了其他層份:在工?周圍有工匠、店主;在工?內有技術人員和經理。但是,在保存、甚至增加他們自己數量(新、舊小資產階級加在一起不到德國民族一半<7>)的同時,中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獨立的最後陰影。他們生活在大規模工?和銀行制度的邊緣,靠壟斷集團和卡特爾的桌子上掉下來的麵包屑過日子、靠他們的職業理論家和政客的精神救濟品過日子。

    戰後的混亂打擊工匠、小販和公務員,與打擊工人一樣殘忍。農業的經濟危機正在毀滅農民階級。由於無產階級本身在趕出長期失業者大軍,中間層份的衰落並不意味著這個層份被轉變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窮化,在人造絲的領帶和襪子勉強遮蓋下,逐步毀壞一切官方的信條、首先是一切民主議會主義的教條。

    政黨的多種多樣,選舉的冰冷而又狂熱,政府部門的經常更改,以創造一個貧瘠的政治結合的萬花筒,加劇了社會危機。在被戰爭、失敗、賠款、通貨膨脹、魯爾區被佔領、危機、需要和絕望弄到白熱化的氣氛中,小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所有欺騙過它的舊政黨。<8>小業主們尖銳的抱怨,從來離不開破產,他們的兒子雖有大學學歷,但是沒有職位和顧客,他們的女兒沒有嫁妝和求婚者,要求秩序和嚴厲的手段。

    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幟是由舊軍隊和低級指揮層中自命不凡的傢伙們所舉起的。胸前掛著因傑出服務而獲得的勳章的軍官、士兵們,不願意相信,他們的英雄主義和為祖國受苦,不但無足輕重,而且沒有使他們得到特別的感激。因此,他們就恨革命和無產階級。在這同時,他們不甘心被銀行家、工業家、部長們調回來擔任簿記員、工程師、郵政人員和教師等不太高的職位。因此,才得出了他們的“社會主義”。在依瑟(Yser)這個地方〔相信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發生激戰的地方〕,在凡爾登的指揮下,他們學會了怎樣使他們自己及其他人冒生命危險、怎樣說指揮性的語言。這些冒險、這些指揮語言有力地嚇服在戰線之後的小資產階級。因此,這些軍官、士兵們變成了領導......。

    小資產階級仇視發達,因為發達老是違反他的利益;進步除了帶給他不能清償的債務以外別無他物。國家社會主義不但排斥馬克思主義,而且排斥達爾文進化論。<9>納粹份子們詛咒物質主義,因為技術之戰勝自然已意味著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勝利。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們清除“智力主義”,因為他們只有二等、三等的智力,尤其是因為他們的歷史任務不允許他們將單一思想追究到底。小資產階級份子需要一個較高的權威,這個權威處在物質、歷史之上,不受競爭、通貨膨脹、危機和拍賣台的干擾。在他們心目中,國家唯心主義之作為英雄的靈感泉源,是與(二十、十九、十八世紀的)進化論、唯物思想和理性主義對立的。希特勒的國家,是小資產階級本身在神話中的陰影,是一個對千年帝國的可悲妄想。

    為了把國家提升到超越歷史,它被給予種族的支持。歷史被看成為種族所散發出來的東西。種族的各種特性被解釋為與社會條件的改變無關。國家社會主義在排斥以“經濟思想”為基礎的時候,就下降到一個更低階段:拋棄了經濟唯物主義而向動物學唯物主義求助。

    在政治的平面上,種族主義是沙文主義與顱相學結盟的誇大、乏味的形式。像破落的貴族在它的血統的高貴出身中尋求安慰一樣,貧窮化的小資產階級則沉醉於它的種族特別優越這個神話中。個人和階級、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邪惡的,國家則是善良的。但是這個哲學在私有財產的門口被翻過來了。要得到解救,只有靠個人的私有財產。國家財產的觀念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物。把國家奉為神明,小資產階級份子就是不要讓它擁有任何東西,相反地,他期望國家使他有財有勢,不會受到工人或法警的干擾......。

    法西斯主義已經為政治打開社會深層。今天,不但在農民家中,而且在城市的摩天大廈中,二十世紀與十世紀或十三世紀並存。一億人民使用電,而且仍然相信符號和驅除邪魔的魔術力量。羅馬教皇在無線電上播放水變成酒的奇蹟。<10>電影明星去見靈媒。飛行員們駕駛人類天才所創造的奇蹟般的機器,在他們的羊毛套衫上掛上護身符。他們所持有的黑暗、無知和野蠻的儲?量是多麼無窮無盡!絕望已經使他們站出來,法西斯主義已經給他們一面旗幟。早就應該被人在社會正常發展過程中從國家有機體中以文化排泄物的形式排除出去的各種事物,現在已從喉中湧出;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嘔吐出未消化的野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生理機能就是這樣的。<11>

   法西斯主義、小資產階級和大企業

    可是,法西斯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的自主性,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些障礙是與晚期獨佔資本主義中的實際社會力量關係相應的。一個有很多行政人員領薪金、更多打手領錢的巨大群眾運動,需要很多錢。<12>這樣繼續流進金錢的唯一來源是大企業。但是只有各種情況非常特別的結合,才能使資本家相信,用大量金錢來資助法西斯政黨的價值。<13>滿足這些情況的時機是:經濟危機加深;大企業迫切需要摒棄資產階級民主的主要因素;客觀情勢需要政治權力的較大集中,以實現幾個緊迫的經濟目標;以及至少一個正在等待的獨裁者有充分的公眾支持。

    從資本家階級的長期利益、資產階級社會的相對穩定的觀點來看,資產階級議會政制比任何形式的獨裁制度可取,法西斯獨裁制更不必說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建基在鎮壓機制和融合機制的特殊結合上。在鎮壓元素佔主宰地位的地方,就會有較大、較長期的社會不穩定的危險。法西斯主義和其他極端形式的資產階級獨裁制,都是一個不斷的圍困狀態,不斷的內戰形式(可是一個特別的內戰形式,因為一個陣營被解除武裝、完全受到另一個陣營的支配)。<14>這些政府形式對資產階級社會更加危險,因為它們趨向於提高社會緊張狀態,而且在危機的時刻,在階級調和機制不存在的情況下,趨向於將事態推向爆發點。

    所有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長時期有這種或那種獨裁政權的國家中。這是歷史事實(沙皇;南斯拉夫的君主制及以後被佔領時期的法西斯獨裁制;中國蔣介石獨裁;古巴的巴蒂斯塔獨裁;越南的保大、吳廷琰和阮文紹;尼加拉瓜的索慕沙獨裁等等)。

    從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觀點來看,客觀矛盾顯現在這樣的事實上:雖然鎮壓性獨裁制的長期社會、政治代價是高而非常危險的,但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制所付出的短、中期經濟代價,在某種情況下,也許會變得難以忍受。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中,資產階級民主包括一個發展了的勞工運動(群眾工會),這個勞工運動反過來意味著勞動力這個商品是集體地、不是個別地出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比在工人們處於支離破碎的情況下昂貴些。除了這個較高的價格以外,資本還要付出像社會保障及其他社會費用等額外的開支。所有這些都會減低淨產品中剩餘價值所佔的比例。當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在一次敗仗、一次嚴重經濟危機或者這些因素的結合之後有了不利的變化,致使產品的總價值停滯不前或開始下降的時候,那麼繼續付出以上所說的昂貴價格的物質能力就開始消失。資產階級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試圖丟棄資產階級民主。

    因此,僅僅或甚至主要地把法西斯主義看成為對工人階級較激進部份的恐怖攻擊──主要地看成為一個反共的獨裁制──是錯誤的。它是十分不同的東西。法西斯主義的意圖,是要破壞整個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包括它的溫和部份,甚至包括它的“黃色”工會。它的一個意圖,是要真正把工人階級弄得支離破碎。為了實現它的防止勞動力這個商品任何形式的集體出售目標,它不得不禁止、攻擊、破壞那怕是最基本形式的階級組織。<15>

    雖然法西斯主義的領導人們,憑藉一些反無產階級的恐怖行動“好例子”,也許能夠吸引某些個別資本家們慷慨解囊,這還是不足以開啟走上政權的道路。要達到那個目的,他們不得不作出決定性的思想、政治讓步。

    希特勒,像他之前的墨索里尼、他之後的佛朗哥,由於懂得使用策略及有著無止境的犬儒主義,在恰當時刻找到了恰當字眼:“我會把Fuehrer[元首]原則應用到工廠去”。在工廠中,企業家是唯一的元首,他們在工廠中的統治權是無限的。我們將要停止工會、地方政府、政黨及議會的干涉,這種話給各大工廠主聽起來像音樂一樣的悅耳。在這同時,這徹底摧毀了“德國社會主義”的幾乎每一個聲稱,徹底摧毀了小資產階級份子的幾乎全部經濟空間。如果小資產階級“老鬥士們”被這個“新叛賣”激怒之後被引誘去發動第二次革命的話,他們就會被無情地消滅,正像1934年6月30日真正在第三帝國所發生的那樣。大企業向他們歡呼──不顧這樣的事實:每個形式的“憲政國家”在眾目睽睽之下正被犬儒主義地消除,“元首”的純粹個人武斷的意志正變成唯一“法律”。

    但是,對於已被他們的法西斯主義領導人們出賣的小資產階級份子而言,這還不是苦難歷程的終點。他們的群眾運動被官僚化了,而且被合併到國家機構中去。當資本的增值條件有了決定性的改進,法西斯主義的破壞性國內動力就被轉變為有同樣破壞性的國際動力。<16>

    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成份現在也得決定性地增加了。這個驅動,因國家破產的威脅,得到了更多的推動力。法西斯主義的冒險政策就從社會領域傳入了財政領域,為軍事力量的增強開闢了道路。這就給通貨膨脹火上添油。所以,歸根究底,除了在國外進行軍事冒險之外,別無他路可走。這整個發展,在政治上,也在經濟上,除了少數在膨脹了的國家機構中任閒職的人員以外,並不增強,只是減弱小資產階級。接下來,就是資本的加速集中化、中心化。

    小資產階級在這個時候被大量地無產階級化;以後,因戰爭關係,就被貧窮化了。這堙A我們清楚地看出法西斯主義獨裁制的階級性質;那就是,它一點都不符合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的階級性質。法西斯主義獨裁制不代表小資產階級的、而代表獨佔資本的歷史利益。

    我們在這堨眸椰A說幾句。對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與法西斯主義的分歧的、災難性的低估,導致1930-33年的災難性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這個低估,在博爾迪加、費雪、馬斯洛夫以及有時候的齊諾維也夫等人的補充與說明之下,早在墨索里尼奪取政權時,已經在共產國際的官方理論中出現。博爾迪加等人在當時雖然是所謂“左派”,其實在不小的程度上是極左派。<17>博爾迪加小組織在意大利共產黨內部支持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派這個事實,並沒有阻止托洛茨基堅持對這個極左偏向作出理論批評。<18>

 

(未完待續)

    大企業與法西斯主義

   將政權移交給法西斯主義政黨的方案一直在資產階級份子中引起不和及懷疑。它從來不是一個平滑的運作。這個區分是與資產階級內部經濟、政治和思想的分層相稱的。我們可以定出這樣一個命題:直接製造大眾消費品的那些部門比較不太願意公開支持、資助法西斯份子奪取政權,而大的、重工業和製造軍火和生產資料的那些部門則比較願意考慮這樣一個步驟。

   屬於後一集團的,在德國有:大化學工業,特別是IG-Farben,鋼鐵及礦冶公司,大多數的大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但是電器、紡織及製衣工業等屬於前一集團。<19>雖然這個命題有時被應用得太機械,但是它有單憑經驗的強烈依據。不同的政治目標局部地被不同的物質利益所決定。紳士俱樂部(Herrenklub)在提名希特勒為國家總理的事件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眾所週知的。奧斯蒂弗醜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20>

   但是比這個事態的──區域性的外表更重要的,是關於以下這個可能性在政治判斷上的分歧:為了大企業的利益真正控制這個明顯是軍事冒險家的希特勒的可能性。有些人持懷疑態度,有些人則不。在巴本胡根堡周圍的保守派、甚至以後的無所不包的中央黨都相信,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判斷顯然是錯了。

   我們不應該忘記,資產階級的整個歷史,一直是以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這個歷史性分歧──從法國大革命、如果不是從更早時期開始即有的分歧為特徵的。在這個分化過程中,由於各種必須在每一個情況中加以具體分析的理由,有時候這個派,有時候那個派,佔上風。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自由派在德國是主要派系,保守派則在法國。但是,二十世紀初,有了一個變化。在法國,勝利的是,德雷福斯的擁護者;而在威廉大帝的德國,日漸佔據中心位置的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保守主義。希特勒之走上政權,一部份是這個保守主義的繼續。這個保守主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它的失敗和凡爾賽和約之後的復仇主義而勢力大增。它已在哈爾茨堡陣線中被預料到。<21>可是,它並不是沒有中斷的、而是充滿了懷疑和自我懷疑的連續。它不但導致1933年1月30日,也導致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22>

   不管怎樣,將資產階級內部所有這些層份、集團聯合起來的是,他們在保衛財產、保護資本積累自由和保證資本增值上的共同階級利益。在這個平面上,法西斯主義的決算表是清楚明白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徵,不但保持著,而且鞏固了。它們能夠前所未有地自由發展。

   從經濟上看來,第三帝國是獨佔資本不受約束的統治。在經濟上看起來是國家“干涉”的東西,十分之九是以加強獨佔資本的自管為目的的措施,包括支持大企業在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期中使較弱商號嚴格遵守紀律的措施(強迫組成卡特爾)。<23>納粹絲毫沒有奪走大企業的經濟權力。關於在第三帝國中是“政治佔首位”還是“經濟佔首位”這個無休止的討論,我們看到了神秘化的因素。<24>有意或者無意地,所謂精英份子對於納粹主義的罪行應該有罪這個無可改變的歷史,現在不是被降低其重要性,就是被否認。我們在這堜珓的,不是無足輕重的同路人,不是在最好的情況下閉上眼睛、或者在最壞的情形下明知其有罪而無可奈何去合作的“靜默大多數”。我們在這堜珓出的是,銀行家、工廠主、大商人、軍隊將領、高級公務人員、法官、律師、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等的關係重大的責任。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不但“容忍”或“附和”納粹主義,而且懷著絕對是具體、明確的階級利益和目標,設計、介紹、指導、領導和在思想上掩護這整個過程。

   只有在這一個場合中希特勒試圖強加他的意思,反對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戰爭的末期當他要破壞他們的工廠的時候。他沒有成功。<25>極權主義的論點,即使以最合邏輯的形式出現,也抵擋不住歷史的證據。極權主義獨裁制從來沒有成功地控制、更不必說消除資本的獨立的經濟利益了。

   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幫助我們了解:為甚麼在第三帝國這個例證中,法西斯獨裁的各矛盾因素會有以下的綜合:懷著鞏固獨佔資本的經濟權力和保證資本的增值這兩個目的,暫時奪走獨佔資本的政治權力。這就是歷史對於政治佔首位抑是經濟佔首位這個機械的對立立場的回答。

    法西斯主義與工人階級

   我們剛剛說過,資產階級可以在法西斯團伙的幫助下,試圖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制。但是,一個法西斯政權的建立,並不單單依靠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內部所發生的事情。它也依靠工人階級內部所發生的事情,換言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反應。

   與各元首候選人可以大量吸收的“人類流沙”相比,近代工人階級,在所有工業先進國家,都具有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潛力。社會上所有創造的、生產的功能,統統集中在這個階級或與它有密切聯繫的各社會層份上。在大多數的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的文化的、政治的群眾組織,都非常活躍,在許多國家中,直至1920年代末或1930年代初。這些群眾組織團聚了數以十萬計的,如果不是數以百萬計的能夠熱誠地為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而戰鬥的工人。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還有巨大的、強大的工會,這些工會不但有力量癱瘓資本主義經濟,而且具有癱瘓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潛力。

   與這樣一個強大反對力量較量,資產階級高層的有階級意識的代表們,為了以上所?述的各理由,不但必須認為他們自己沒有其他道路可走,而且必須相信他們在這個巨大的力量較量中,至少有從中殺出一條生路的機會。沒有這個力量較量,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制以乎是不可能的。在這些計算中的任何錯誤,對社會力量關係的任何錯誤估計,都會帶給資產階級災難性的後果。從個人以及社會的觀點來看,那可能等於自殺。1936年6月巴塞羅那、馬德里、巴倫西亞和馬拉加等西班牙城市所發生的事件就是重要的實例教訓。<26>

   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日漸增加的時期中,但是在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之前,獨佔資本主義的各重要領導人非常注意工人階級內部和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內部在對付這個法西斯的威脅時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事實上,他們對變化中的力量關係的分析,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有許多共同點,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

   每一個可在工人階級中見到的聯合的、強大的抵抗運動的跡象,每一個朝向群眾的武裝自衛行動的指標,每一個逐漸願意以堅實的決心來保衛他們自己抗擊法西斯野獸的跡象,都會增加獨佔資本對於是否應該測試力量的猶豫和懷疑。

   同樣地,在工人階級中的任何分裂、被動或順從的跡象,在法西斯主義者方面的每一個沒有遇到抵抗或反擊的策略成功、群眾組織的領導不管用詞多美最終都會向法西斯主義投降的每一個跡象,群眾不能夠對法西斯威脅自發地發動反擊的每一個跡象,都會使獨佔資本相信,為改換政權所付出的代價,會比它所預測的要小得多。這些軟弱的跡象,會加速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的進程,因為那會證明,內戰將會是單方面的事務,而工人階級的失敗將會是壓倒性的、長久的。<27>

   因此,極其重要的是,要從法西斯主義的開始,就以一種堅定、聯合、有力的反應,就以一個保衛工人階級的自由組織、罷工權和所有其他民主自由的鬥爭,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沒有這種反應,沒有這個鬥爭,工人階級會在一整個歷史時期中,被決定性地削弱。

   這樣一種聯合的、堅定的、有力的反應會在這個國家媊眶o一次會改變整個政治氣候的連鎖反應。它會使小資產階級更懷疑法西斯份子是否真正會嬴,因而使他們的群眾基礎變弱,增進將重大部份的中產階級中立化的機會,如果不能真正地將他們爭取到工人階級的事業和社會主義這一邊的話。可是,要實現這一點,工人們需要把這些社會層份的利益考慮在內的綱領。工人階級必須讓小資產階級感覺到,他們真的要創立一條有別於法西斯主義對於政權問題的解決方法的通路。

   資本家們本身也會通過慘痛經驗學習到,投資在法西斯團伙身上的資本根本得不到任何嬴利,只預示重大損失。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法的支持,會轉移到幕後,而且不再是他們的政治遠景中的重要因素。至於工人階級,每一次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中的策略上勝利,都會鞏固它的隊伍內部的團結,增強它的戰鬥精神和決心。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信念,他們對社會主義之作為解決正在震撼這個國家的社會危機的可供選擇辦法的信念,將會繼續增長。這種做法,才會為一個強大的社會、政治的反攻打好基礎。這樣一個強大的社會、政治的反攻才能夠很快地將社會主義革命提上議事日程。

   所有這些際遇與機會都要靠工人階級的團結和政治獨立。如果這個階級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如果社會民主黨人與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者)彼此鬥來鬥去而不把他們的隊伍聯合起來抗擊法西斯份子,如果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他們一定要打敗社會民主黨人才能夠對付法西斯份子,如果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只要“共產主義危險”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中立”法西斯份子,換句話說,如果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這個階級的聯合干涉被人用抽象的、宗派主義的“原則”名義阻止的話──那末,將會有越來越少的機會,對這個日益(被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所援助所唆使的、漸增地被大企業所資助的)法西斯主義恐怖,作出及時、堅決、有成功希望的反應。代替它的,將會是一連串的躊躇、迷失方向和士氣沮喪,最終導致失敗。這就是在德國發生的情況,儘管托洛茨基曾提出許多次的警告,儘管這些警告在托派之外的其他共產黨反對派份子中,例如在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默領導下的共產黨反對派和社工黨(一個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的左派),找到回聲。

    法西斯主義與波拿巴主義

   對瞭解法西斯主義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貢獻,是塔爾海默(August Thalneimer)的理論。這個理論導致與托洛茨基的結論相似的政治──策略結論。它可以非常簡單地總結如下:法西斯主義是反革命的最後階段,這個反革命是在1918/19年的德國革命失敗以後開始的,而且被定性為國家機構(行政部門)的日益增加的自主。他把這個自主定義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那個“波拿巴主義”。<28>

   塔爾海默的這個分析,包含一個真理的發端。國家機構在第三帝國中,在與國會、各政黨和各工會切斷任何關係的情況下,成為政治統治的一個組成元素,比在魏瑪共和國時代更是如此。但是在塔爾海默的理論中,卻不太注重各法西斯主義團體和往後的法西斯機構(黨、黨衛軍等等)的角色。但這些卻是法西斯主義初次出現的形式。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與波拿巴主義所不同的特定種差(differentia specifica)。這個差別既不是偶然性,也不是次要的。它對法西斯主義的以下目標是非常緊要的:完全破壞任何形式的工人階級組織。單單是波拿巴主義的國家不能實現這個目標。它需要一個機構化的群體恐怖、集體控制的工具,警察或軍隊是不能提供這個工具的。這是法西斯主義群眾黨的任務。托洛茨基從開始就瞭解這點。因此,他反對波拿巴主義的解釋<29>,雖然他明顯地看出,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某些共同點。

   在布呂寧格、巴本和施萊克爾三人共同執政的後期的波拿巴主義之下,工人運動逐漸變弱,逐漸受到壓制。但是它仍然能夠採取抵抗的行動。從1933年1月30日到國會被焚燒之間的希特勒政府可被描述為一個“後波拿巴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政制。只有所有合法的工人組織完全被擊敗之後,我們可以說那個政權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制,不再是一個波拿巴主義的獨裁制。

   這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爭論。這有極端實在的意義,那就是以群眾力量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抵抗的可能性。這樣一個可能性存在於波拿巴主義政權之下,但是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它就會快速地消失。<30>

   這個分析性的、政治性的爭論在今天也是有相關性的。今天被許多左翼圈子所辯護的那個逐漸滋長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正試圖用不適當的概念,幫助解釋一個非常真實的過程,那就是“強大國家”的發展,國家行政部門日益增加的自主性。自從第二次大戰以來,這個過程,這個發展,這個自主性,一直是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的一個特徵。我們現在正在目睹的是,部分國家機構、高級將領、秘密警察、司法部門與包括公開的恐怖主義、鼓吹暴亂的團體在內的極端右翼團體等之間的日益增加的互依關係。<31>社會的某些部份,正對議會控制的這種減弱,如果不是正對議會控制的消除,越來越不關心,而且在許多情況中,甚至對“議會清談俱樂部”表示仇視。這種一般發展可被概念化為“逐漸滋長的波拿巴主義”。我們可以肯定地預測,在經濟、社會危機發生根本性的惡化之前,對民主自由的主要威脅,來自這個“逐漸滋長的波拿巴主義”,不是來自相對微弱的、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派系。這些法西斯主義團體正被部份國家機構利用,但是它們本身不是在幕後操縱的。

   這段分析的結論是,我們今天所目睹的不是逐漸滋長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意義不止是國家機構日增的自主性。當法西斯暴徒開始真正地攻擊罷工和工會總部、威嚇、擊敗罷工中的工人的時候,我們所要對付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又從來不是逐漸滋長的,它總是公開的、野蠻的。

托洛茨基為主張工人聯合陣線所進行的鬥爭

   托洛茨基在1930-33年時期對德國問題所作的煞費苦心的分析工作有一個直接的實際目標:向德國及國際的工人運動警告即將來臨的可怕威脅,提出及時克服這個威脅的策略和目標。他的中心思想可以總結在他的1931年12月8日的嚴正警告的話語中:

   工人──共產黨員們,你們的人數以十萬計、百萬計;你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沒有那麼多的護照給你們。如果法西斯主義走上政權,它將會像一輛可怕的坦克,輾過你們的頭顱和骨骼。你們的解放在於發動無情的鬥爭,而且只有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進行有戰鬥力的團結,才能帶來勝利。趕緊這樣做吧,工人──共產黨員們,你們的時間不多了!<32>

   具體地說來,推動工人聯合陣線的正確策略必須包括以下各點:

   * 拒絕接受“失敗主義”。只要工人群眾的動員在實際上是可能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就不會是必然的。

   * 拒絕接受最後通牒。要求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與他們的黨及其領導決裂,不能夠成為聯合陣線的先決條件。應該向其領導有系統地提出組成聯合陣線的建議。聯合陣線應該是從上面及從下面而來的。<33>

   * 拒絕接受議會呆小症。法西斯份子是否會奪取政權,不是選票來決定,而是在街頭、在議會之外的群眾鬥爭中決定的。

   * 將力量集中在直接的反法西斯主義的行動上,以在各工人群眾組織的支持下動員廣大群眾為目的,達到武裝總罷工這個最終目標。

   後來,那些對於造成1933年的慘敗分擔責任的人們曾聲稱,在1932年到1933年3月之間那段時期中,工人們,因被失業、分裂和士氣低落所磨滅,所以沒有準備要採取群眾行動來反對法西斯份子,可是,今天卻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托洛茨基的觀點比這個為他們自己的被動、混亂和失敗而作的辯護現實得多了。<34>數以百萬計的德國工人要採取群眾行動的意志,比托洛茨基想像中認為的還要大。<35>今天在某些社會民主黨的圈子內,這點已被承認。<36>

   在社會民主黨的許多主要的錯覺中,有一個錯覺,像斯大林主義過左派的宗派主義一樣,對德國工人運動在1933年之未經一戰即向法西斯投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錯覺就是,為了防止法西斯份子奪取政權,有需要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中立化”。後來被納粹謀殺的那個不幸的希爾費丁(Rudolf Hilferding),在1920-21年之前曾是一位激進社會主義者、勞工運動理論家,以後卻變為社會民主主義右翼的主要理論家。當他在1933年寫出歷史將會認為社會民主主義阻止國家機構與納粹合作的成功是它的最大歷史成就的時候,他就最清楚地表達了上述的錯覺。

   不幸的是,在希爾費丁這幾行字見報時,奧登堡已經提名希特勒為國務總理。<37>產生這個錯覺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沒有瞭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質,特別是它的軍事及國家機構的性質<38>;其次是低估了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度,因為這個危機可以導致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被消除。

    工人聯合陣線與人民陣線

   德國的慘敗,世界上最強大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之未經一戰即向敵人投降,給予德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的自信和階級自覺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失敗的負面結果,除了直接的經濟、政治的後果,還有其他方面。托洛茨基正確地預測了這一點,而且從1933年春天開始,試圖在發展的局勢中指導一小群追隨他的人們。

   這個震動的第一個結果是一個無可抵拒的壓力,要求所有工人階級組織在德國以外的各個國家中組織聯合陣線,來反對法西斯主義或其他形式的反動獨裁制的危險。右翼份子於1934年2月6日在法國發動的攻勢,觸發了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實際聯合陣線,至少在那天之後的三年內,使法國社會的力量關係和動力完全倒轉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非常迅速地增長。最後,1936年6月的總罷工和佔領工廠,把法國帶到了社會主義的門檻上。<39>

   同樣地在西班牙,1934年反動派的攻勢,引致了有一翼建基在神職人員、半法西斯主義的結構上的右翼政權。與法國的情況相似的是,西班牙反動派的這個攻擊,也觸發了強大的、聯合的工人階級的反應。工人階級的這個反應,首先表現在1934年10月的流產暴動上,其次表現在1936年上半年的群眾鬥爭連續不斷的興起上,最後表現在初期的社會主義革命上。這個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回應1936年7月的軍事──法西斯主義的政變,在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及重要的鄉村部份爆發出來的。但是在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情況中,工人階級的這個統一攻擊的巨大潛力,卻被轉向到完全與私有財產、資產階級國家的殘存相符的管道上。事實上,這就是社會民主黨、斯大林主義及工會的官僚們(在西班牙還包括無政府主義群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所自覺推行的階級合作政策。<40>

   從1935年開始,共產國際在斯大林領導下全盤接受了與“自由”資產階級結成反對“反動勢力”的集團這個老的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的“較少邪惡”的戰略。這個人民陣線政策,發生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制正面臨深刻的、無法被各種各樣改革所緩和的結構性危機的同時,不但意味著工人們喪失了另一次奪取政權的歷史時機,這主要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錯誤,正如1918-1923年時期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錯誤一樣。(同樣的經驗第三次在1944-48年時期發生在法國、意大利和希臘)。它也意味著工人運動在反動勢力的襲擊下的崩潰、法西斯主義只被推遲,沒有被避免。

   在西班牙,在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在共和國的陣營中擊碎了社會革命之後,法西斯主義者終於在內戰中獲勝。在法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巨大集結,卻因連續幾個人民陣線政府的投降和工人階級接著而來的幻滅和沮喪而粉碎了。在1936年6月的榮耀總罷工之後的兩年多,就來了1938年9月的總罷工被打敗,接著當貝當元帥的衰老波拿巴政權於1940年在工人們沒有任何反應的情況下接管了政府的時候,就是工人階級的各種自由權利被削弱、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工會的癱瘓和第三共和國不光彩的自我毀滅。

   決不偶然的是,托洛茨基在希特勒取得政權之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黨製造分裂政策的尖銳批評,今天在非常廣大的圈子中嬴取了贊同和敬佩<41>;然而他對人民陣線政策會產生悲慘後果的同樣有論據的證明,卻遇到敵友雙方的歷史學家和批評家們的大量誤解甚至反對。<42>因為法西斯主義象徵著對於革命組織的生存、甚至是溫和的社會民主組織的生存的肉體威脅;它不但被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被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全部工人官僚層看成為野蠻的威脅。這些正是在頂層和底層推行聯合陣線政策的物質基礎。

   可是人民陣線主義只不過是自從本世紀初以來被各改良主義工人領導、工人官僚層所實行的階級妥協、階級合作政策的一個變種而已。普遍地受到大多數知識份子的贊同。對他們來說,贊成托洛茨基對人民陣線主義的批評,即會意味著拒絕接受他們的往事,而且在許多場合會意味著直接反對他們自己眼前的物質利益。

   可是,對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先進工人們而言,了解托洛茨基在1929-33年時期為推進德國的聯合陣線所進行的鬥爭和他在1935-38年時期在法國、西班牙反對人民陣線的鬥爭之間的邏輯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法西斯主義之興起為對有組織工人運動的立即威脅,是與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深刻結構性危機同時發生,它本身是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刻結構性危機連在一起的。在這些情況下,以不惜任何代價保衛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來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危險,等於把一切賭注押在瀕臨死亡的這些機構的殘存上。雖然保衛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包括普選權在內的每一個戰利品以反對反動勢力是正確的,但是把這種保衛的範圍局限在狹窄、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機器的架構上,等於自殺。

   如果不把因人成功地保衛工人階級的組織和自由而獲得的力量作為向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危機提供革命社會主義解決方法的跳板的話,那末,這力量就會快速地衰微和瓦解。法西斯主義或半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勢力,經過一段暫時的撤退以後,將會捲土重來,反對一個因其巨大戰鬥力量沒有產生正面結果而被弄得士氣低落的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有極大危機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制是沒有前途的。它要麼被無產階級民主制所取代,要麼倒塌為右翼獨裁制。拒絕汲取那個教訓,已在西班牙(和以後的智利)導致與意大利、德國工人的不團結所引起的失敗同樣悲劇性、同樣代價高、同樣持久的失敗。

   有些宗派主義者曾經企圖把人民陣線與工人的聯合陣線之間的差別簡化為是否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參加聯合政府的問題。這種抽象的、圖式的處理問題的態度,事實上是與人民陣線支持者處理問題的態度十分相似的。後者把與自由資產階級政黨的聯盟看成為與中產階級聯盟的必要先決條件。宗派主義者把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之參加聯盟看成為走向階級背叛的必然的前奏。

   雙方所忽視的是,真正有決定性的問題,即是反資本主義的群眾行動的自由獨立發展的問題。如果資產階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參加,使這個群眾行動被減少或者被阻止──或者被利用來作為減少或阻止這個群眾行動藉口的話,那末我們所得到的是人民陣線,是無產階級放棄階級政治獨立性。但是,如果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或政黨之參加聯盟不制止發展中的反資產階級國家的攻勢,那末這些資產階級政治人物在客觀上就是工人階級的俘虜。

注釋:

<1>托洛茨基論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著作是收集在《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一書中。該書由曼德爾作序言,於1971年在紐約出版。也有一套德文文集,兩大卷,書名為《Schriften uber Deutschland》(德國問題論文集)1971年在斯圖加特出版。

<2>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中所用的、有時與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這個名詞等同的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們這個名詞(法文為de classe,德文為Deklassierung),是需要更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

<3>這是Max Horkheimer 的觀點。

<4>這堻怞n的例子是希爾費丁(Rudolf Hilferding)。他到死都拒絕接受法西斯主義獨裁的資本主義性質。

<5>希特勒與斯特拉瑟兄弟之間的衝突,一直到法西斯奪取政權之時,還是緊張的。

<6>對“猶太人的世界陰謀”這個說法情感上不健康的依戀曾被有些大銀行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領導人是猶太人這個事實所滋養。這個神話仍然是一個非理性、有妄想狂傾向的神話:在上述這兩個集團中,猶太人佔極小的少數。

<7>在這堙A小資產階級的概念是太廣闊了,因為它包括很大層份掙工資的白領僱員和公務員。其實,根據接下來的文字,小資產階級是指小業主的階級。

<8>以後的研究證明,希特勒的大多數選民來自各保守黨的傳統基礎,並不來自社民黨或共產黨的基礎。

<9>事實上,希特勒的歷史觀可以被描述為進化了的原始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各“民族之間”的痛苦“鬥爭”中,得勝的是種族上最強的民族。

<10>現在的教皇不但說過魔鬼的確存在,而且還說他見過兩次,一次是以羊的形式,另一次是以女人身出現。

<11>“甚麼是國家社會主義?”(1933年6月10日),在《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第399-407頁。

<12>見Jochan von Lang 所著的《Die/Partei》(《黨》)1991年漢堡版)。

<13>關於對希特勒的財政支持,包括外國(例如亨利.福特)的財政支持,見James and Suzanne Pool合著的《Who Financed Hitler?》[《誰曾財政支援希特勒?》],1978年紐約版。

<14>Nicos Poulantzas(《法西斯主義與獨裁》,1974年倫敦版,第61-2頁)對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義論提出兩個批評。第一,把法西斯主義定性為一種“內戰”狀態,托洛茨基就應該分擔共產國際的錯誤觀點,因為這個觀點把法西斯主義者看成為對於採取攻擊的“起義”工人階級的一個反應。這個批評明顯地是對托洛茨基立場的歪曲。他把法西斯主義看成為“單方面的內戰”,換言之,資產階級要擊碎明顯地採取守勢的工人階級的一個攻勢。Poulantzas在熱切地與“經濟主義”戰鬥中,卻不了解經濟的強制性,因為在特定情況下,這種強制性會引致這樣的單方面內戰。第二,托洛茨基被認為“機械地”對比了衰落的資產階級依靠法西斯主義的方式與穩定的資產階級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但是事實上,托洛茨基沒有作過關於整個時代的如此總結性的說法。他一再著重大企業轉向法西斯主義的特定時空。

<15>希特勒在1933年清除了工會之後而設立的德國勞工陣線(Deutsche Arbeitsfront),不能被視為工會,甚至“黃色”工會也不是。它只是納粹國家機構的一個附屬部份。

<16>從資本中來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從1932年的17.4%上升到1938年的26.6%。所有德國公司的總資本從1932年的206億德國馬克上升到1942年的290億德國馬克。

<17>齊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演說中,完全低估了法西斯主義,並說這是一個“喜劇”,“經過了幾個月或幾年之後”會“在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中”結束。他認為與改良主義鬥爭是“主要任務”。見Jane Degras的《1919-1943年的共產國際.文件》第一卷中第四次大會的文件。

<18>托洛茨基關於意大利的論文已經收集在1990年羅馬出版的《Scritti sull' Italia》[《關於意大利的論文》]一書中。

<19>見Daniel Guerin 的《法西斯主義與大企業》(1973年紐約版),Franz Neumann 的《Behemoth》[《龐然大物》](1942年多倫多版)。

<20>奧斯蒂弗是1927年為了挽救無清償債務能力的、主要是小型的農民們而發動的農業援助計劃。實際上,幾乎全部款項都被濫花在他們之中最大的地主們、(普魯士)貴族地主們(the Junkers)身上。奧登堡總統的兒子Oscar曾經是搞這些見不得人的交易的著名人物。這件事就被利用來獲得他與納粹合作,勸導他的父親任命希特勒為總理。

<21>哈爾茨堡陣線(Harzburg Front)是納粹、胡根堡的保守黨和同樣保守的Stahlhelm[鋼盔團]之間的一個集團。(鋼盔團是在Franz Seldte領導下於1918年成立的右翼準軍事退伍軍人組織。Franz Seldte 以後曾短期任希特勒治下的一個部長。)

<22>1944年6月20日希特勒的一位早期支持者Count von Stauffenberg〔斯陶芬堡伯爵〕企圖暗殺他的日子。

<23>見Eberhard Czichon 的《Wer half Hitler zur macht?》〔《誰幫助希特勒拿到政權?》〕(1967年科隆版)。

<24>見1966年12月號及1968年6月號的《Das Argument》[《爭論》]上Tim Masun 與Eberhard Czichon之間的討論。

<25>Albert Speer,希特勒政府的軍火生產部部長,是德國大資產階級的一位直接代表。他可能對在這情況中說服希特勒有影響作用。

<26>Guerin 的《法西斯主義與大企業》對這事有詳細的討論。

<27>注意以下這點會引起興趣的:德國國防軍要看共產黨對1933年1月納粹衝鋒隊在其總部門前的挑撥性的示威遊行的反應之後才決定支持希特勒被提名為國務總理。同樣地,根據皮諾切將軍在他的政變成功之後所作的談話,他只是在研究了工人階級各群眾組織對1973年初(聖地牙哥裝甲兵團)失敗了的政變的被動態度之後,才得出推翻阿蘭第政府不會有嚴重風險的結論。西班牙資產階級嚴重地誤算了1936年的局勢,以為法西斯主義的軍事政變會是輕易之舉。因此,它幾乎在這個國家的大部份地方失去統治權。一半的將軍們失去了生命。

<28>August Thalheimer 的《Uber den Faschismus》〔《越出法西斯主義》〕1989年漢堡版。

<29>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對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問題寫了多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篇是“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1934年7月15日)。此文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 1934-35年》,1977年紐約版,第51至57頁。

<30>在災難性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錯誤之後,德國共產黨在1933/34年,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失敗之後,開始鼓動群眾起來行動。

<31>意大利的Gladio醜事是一個好例子。在這同時,我們也聽到西班牙Tejeio少尉在1981年所企圖發動、明顯是胡鬧的暴動,事實上是由大部份陸軍將領所支持的。

<32>見《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第141頁。

<33>關於“社會法西斯主義”這個過左理論的悲慘結果的詳細證據,可在Theopirker 所著的1961年Stuttgart版的《Komintern und Faschismus 1920-1940年》〔《共產國際與法西斯主義1920-1940年》一書中找到;也可在Herman Weber為 Ossip K.Flechtheim 的《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魏瑪共和國中的德國共產黨》〕(1969年法蘭克福版)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找到。

<34>見Otto Braun 著的《Von Weimar zu Hitler》〔《從魏瑪到希特勒》,紐約1940年版。〕

<35>現在有大量文件證明,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願意與共產黨的工人聯合起來,共同抵抗。

<36>例如,在末期巴伐利亞的首相Hoegner 的回憶錄中。

<37>見(Rodolf Hilferding)在《Die Gesellschaft》[《黨》],1933年第一期上的文章。

<38>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教訓》(1936年7月30日)一文中詳盡地討論了軍官團對右翼保守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該文收集在《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從第234頁開始。

<39>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冊子《Whither France》[《法國往何處去》]中分析了法國在1934年到1936年之間的發展。該書由尋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於1968年在紐約出版。

<40>見《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

<41>關於對托洛茨基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角色的評價,除其他資料外,見Baruch Knev-Paz 著的《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托洛茨基的社會和政治的思想》〕,1978年牛津版第354至355頁。

<42>例如Isaac Deutscher (伊薩克.多依徹)著的《The Prophet Outcast》〔《流亡的先知》〕,1970年牛津版; Monty Johnstone 著的《Trotsky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托洛茨基與世界革命》〕,在《 Cogito》〔《自我思想活動過程》〕,1976年,第10至14頁, I.Howe 著的《Trotsky》〔《托洛茨基》〕,1978年倫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