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紀念三位遇難的大學生

         ──“六.四”十三周年祭

                        丁子霖

 


    今年“6.4”周年,我謹以此文祭奠三位遇難的大學生。他們是:

◆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戴金平

◆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雙學位生程仁興

◆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周德平

    他們倒在了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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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位中的兩位,戴金平和程仁興,都是被戒嚴部隊射殺於天安門廣場的。前者倒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後者倒在天安門前的旗杆下。而在我找到他們之前,我一直無法肯定地回答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這個被問了不知有多少遍的問題。

    這不禁使我想起1996年的一件往事。那年12月,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去美國訪問,當他在美國國防大學講演結束時,曾有該所大學的學生就89年“6.4”屠殺學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質詢。遲浩田竟在大庭廣眾之下以不負責任的外交謊言來回答人們對一件嚴肅政治事件的提問。他信誓旦旦地說:“我當時作為解放軍總參謀長,我在這堨i以負責的、認真的回答朋友們。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出問題就出在東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點問題,就是有點推推撞撞。”話說得竟是如此輕鬆!死了那麼多人,竟被說成僅僅是“有一點問題”!但是,我當時無法肯定廣場上究竟死人了沒有?我心媟Q,政府堅持這樣的說法也許作過調查、掌握有確實的證據吧。由於沒有相反的證據,當時我只是就遲所說“就是有點推推撞撞”的謊言提出要同他當面對質。

    現在,這件事快過去6年了。我已知道當時至少有兩名大學生死于天安門廣場,而且其中一名就死在“共和國”的旗杆下。但我反倒不想再同那位党國大員作什麼對質了,因為他不配!

    在中國,謊言成了堂而皇之的政府行為。政府大員們能把謊言撒到國際上去,他們在國內的作為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大員們的謊言對於國內的黎民百姓來說,就沒有象在彬彬有禮的外交場合那樣輕鬆了,它是一種災難,一種可以把人們推向絕路、置於死地的災難。這堙A還是讓我們來聽一聽那些在層層謊言覆蓋下的無辜生靈的呻吟吧。

        什麼叫生不如死?

    我要為之祭奠的三位死難者,他們都是農家子弟,都來自湖北農村,都出生於多子女家庭,又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多數務農。他們生前都肩負著改變全家貧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但是,在13年前的那個黑色周末,這三個家庭幾乎在同一時刻墜入了苦難的深淵。從此,他們年邁的父母年復一年地守望在陰暗潮濕的家門口,期盼著兒子的魂魄能回到自己的身邊,更思想著自己能早日隨兒子去到那個不再有痛苦的世界。

    那是1995年的冬天,在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堙A一位大半輩子與泥土打交道的誠實農民──程仁興──的父親,終於因貧病交加、不堪承受喪子之痛而離開了人世。臨終前,他用盡僅有的一點力氣呼喊著兒子的名字:“仁興仔啊!阿爸來陪你了……!”老人死後,程母經受不住接連的打擊,幾次想隨丈夫去找自己的兒子。有一次,她趁家人不備,懷奡6菬鄐l的遺像,把一條繩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決定隨兒子而去,幸而被年僅十歲的孫兒及時發現。孩子苦苦哀求,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撐著奶奶的身軀,足足有一個多小時才被大人趕來救下。什麼叫生不如死?我想無須我再多說什麼了。

    程仁興是我所在學校的學生。89年我兒子遇難後,我輾轉於病榻之上。我從前來看望我的學生和同事那堭o知,人民大學有7名大學生、研究生遇難,其中就有一位叫程仁興的(當時人們把他的名字誤為程紅興)。出於對同難者命運的關切,我曾托周圍的同事、朋友、學生瞭解死者及其親屬的情況。但由於死者檔案已在“6.4”後封存,也由於知情者懾於當局壓力不敢向我提供有關線索,在很長一段時間堙A我根本無法進一步瞭解死者及其親屬的情況(尤其是死者親屬的下落),也就只好暫時放下。10多年來,我一直心存歉疚。我曾作過無數次努力,然而,尋找的線索總是在最後一刻斷絕了,留下的是揮之不去的懊喪和無奈。

    大概是感動了上蒼的緣故吧,終於在去年年底的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又重新燃起了我已經失落多年的希望。那天我家堥茪F一位素不相識的客人。他詢問起在我們已經掌握的死難者名單埵釣S有一個叫程仁興的?他說如果我們還沒有找到這位死者的家庭,他有可能向我們提供幫助。兩天後,也就是2002年的元旦,這位朋友果然給我送來了有關死者程仁興及其家屬的資料。一位與我們這個群體毫無關涉的朋友,又是在“6.4”事件過去這麼多年之後,竟還能如此同情和關心我們的群體,我還能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示對他的感謝呢!我想我首先該做的,就是即刻同程的家屬取得聯繫。

    第二天,我就按這位朋友提供的地址給程的父親寫了一封信。當然,我並不知道程的父親已經在7年前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在過去的10多年堨悕韟a方上行政區劃的變動,原來的通信地址已不能再用了。但居然程的親屬收到了我的這封信。後來知道是當地同情程家遭遇的一些好心人幾易其手,最後才把信送到程家的。

    從程家的回信中我得知,今年年初,風燭殘年的程母自摔了一跤後遂臥病不起,因無錢送醫院治療,只能在家堜茖煎熬。於是我立即給程家彙去了一筆救助款。13年了,這是這家難屬第一次得到來自海內、外朋友的關心和幫助。當我收到程家寄回的捐款收據並獲知老人已被送往醫院治療後,我連日來一直懸著的心才落到了實處──盡管,這並沒有減輕多少我內心的那份沈重。我想,要是能早一點同程家取得聯繫,也許這個家庭的景況會好一點,也許程的父親還不至於那樣匆匆地離開人世。

       他也是一位清華學子

    今年2月22日,來華訪問的布什總統去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並回答學生的提問。那天,我確實如我的學生──女記者高瑜──在一篇文章堜珨〞漕獐芊A是流著眼淚聽完布什總統講演的。這倒不是因為總統的講演有什麼特別動人之處,而是我深感於中、美兩國制度之迥異。同樣是人,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就不能象美國人那樣享有本該屬於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權利呢?為什麼人類歷史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還需要由一位外國總統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最高學府給那些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才俊們宣講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所講的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識呢?再看看講演大廳堥漱@個個經過精心挑選的清華學子,他們那傲慢中摻雜著自卑、欣羡中摻雜著嫉妒的神態,我不能不想起當年他們的那位學長──清華無線電系碩士生周德平。我很想對那天有幸坐在講演大廳堛澈C年朋友們說,當你們為清華出了那麼多黨政要員而感到榮光的時候,是否也應該記住,早在13年前,你們的那位學長就已經在以自己的行動為實現今天布什總統所宣講的一切進行奮鬥了,而且他已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

    我──一個曾經在大學課堂堜M講臺上度過大半輩子的人──就是在這百感交集的思緒中聽完布什總統演講的。我想到了89年的那場運動,想到了當年有那麼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國人經受著各種苦難。我──一個曾經在89年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為我們的民族有周德平這樣的清華優秀學子而感到驕傲和安慰,也為今天出現在我眼前的那個場景而感到悲哀和失望。

    說起清華,說起周德平,我的思緒不由得從濟濟一堂的講演大廳轉到湖北南部一個貧困的小村莊。那奡蕈g是養育清華學子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經從這塊曾萌生童年夢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年逾7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來的地方。自兒子遇難後,那年年月月伴隨著兩位老人的,只是無盡的淒苦和絕望。

    我是在6年前才尋找到周的親屬的。我自己無法去看望這兩位老人,一直到去年冬天,才委託一位朋友順道去看望了他們。朋友告訴我:周家所住的兩間平房是全村最破舊的,因年久失修,門窗都掉落了,寒風直往屋子媊憿C家堥S有一件像樣的家什,連僅有的幾張板凳都已破爛不堪。別人家看上彩電都已有很多年了,但周家連一台黑白電視機都還沒有。周母患神經性面癱,臉部扭曲,僅剩下幾顆殘齒的牙床整個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軀蜷曲也已失去勞動能力。這些年來我們給他們轉去的救助捐款,僅夠兩位老人艱難度日而已。98年長江鬧大水,周家顆粒無收,房子也被沖壞了。99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門板抬到了醫院。如果不是及時給他們追加救助,景況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們的兒子不死,他們會活得這樣淒慘嗎!

    但是,就是對這樣兩位勉強維持著殘生的老人,共產黨的官員也還不肯放過他們。98年我給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共產黨書記冒領了去,最後還是由我出面交涉才退回給了兩位老人。去年秋天,周家再遭侵擾。這回是村幹部帶領鎮上派出所的民警一行5、6人開著吉普車到了周家。他們脅迫兩位老人“老實交代”接受北京匯款的情況,說是要再發現有北京來的匯款,他們就立即扣下。他們厲聲惡語地威脅兩位老人:今後不得擅自離村,出門要事先向他們“請假”,回家還要向他們彙報;如有外人來訪,也要立時報告。這種強加的侮辱性規定,同毛澤東時代對待所謂“五類份子”的做法有什麼兩樣!我常常想,同樣都是人,甚至共處一片土地、同住一個村莊,為什麼竟能如此不把別人當人來看待?!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也已經有20多個年頭了,為什麼還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賤人、把人不當人的做法稍稍改變一下呢?為什麼還不能稍稍打開一點門戶讓中國的老百姓也能享有到一點在別人看來已經象穿衣吃飯那樣普通的人權和人的尊嚴之類東西呢?我想,這也許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總統要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兜售”他那個為權貴們所不屑的“西方價值”的緣故吧。

      一個家庭就這樣被毀了

    下面,我要說的是另一位“6.4”死難者──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生戴金平。那年他畢業在即,本來有一個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個盼頭。但是,轉瞬之間這一切都成了泡影。

    農大在“6.4”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難。我是在“6.4”後不久就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於查不到線索。一直到11年以後,即2000年冬天,我才從難友蘇冰嫻女士那堭o知死者的有關信息。那是蘇女士的一位老同學、一位農大教授無意間向她透露的。之後,蘇又設法得到了戴的親屬在湖北農村的地址。但是,還沒有等到與這家難屬取得聯繫,蘇冰嫻女士卻突然離開了人世。蘇的不幸去世猶如青天霹靂,使我陷入了極度的悲痛之中。但是,當我一想到蘇生前把這家難屬的地址交到我手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識到我必須馬上去完成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情。於是,我沒有等到辦完蘇的喪事就給這家難屬發出了查詢的信件。

    幾天後,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終於收到了這家難屬的回信。但信中所述卻令我難以卒讀──想不到這又是一個苦難深重的家庭!信中說:自戴遇難後,這個家庭僅有的一點希望落空了。隨之而來的是,戴母因悲傷過度,常年疾病纏身,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戴家本來屬於湖北的貧困地區,而且是一個沒有任何其它收入的純農戶,現在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為生活所迫,戴父不得不隻身遠走他鄉去了武漢,靠出賣苦力打工養家。但想不到在以後的幾年堙A這個不幸的家庭竟又連遭厄運。95年,戴家的小兒子突患神經分裂症,家堣S失去了一個勞動力。98年,外出打工的戴父在武漢的漢正街無緣無故地被歹徒打死,末了還落得個狀告無門的結局。一個家庭就這樣轉眼之間被毀了,只剩下了一個無依無靠、被疾病折磨得幾乎難以支撐的老婦人。對於這樣一位連遭劫難的農村老婦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殘酷的呢!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吧!

    這些年來,程仁興、周德平、戴金平……這一個個仿佛仍活著的名字,常常縈繞於我的腦際,令我難以忘懷;而當我一想起這些名字背後一個個如此不幸和苦難的家庭,更令我寢食難安。我苦於不能經常給這些家庭寫信,因為信件常常遭檢查和扣沒;我也苦於不能在電話塈潃n說的話明白說出,因為我的電話是受監控的,我怕給他們帶來新的傷害。但是,我又無法把他們放下。我給他們轉達救助捐款,每一次都總是提心吊膽地盼著能早日收到他們的回條,因為,如果手續上出一點差錯,或者捐款中途被截,我知道這對他們將意味著什麼。為此,我不得不謹慎從事,仔細考慮每一個環節,轉上好幾道“彎”才把捐款安全地送到他們手堙C

    這就是我和這些受難家庭時時刻刻都要面對的現實。它是那樣的黑暗和險惡,那樣的虛偽和冷酷,那樣的令人憎惡。

    今年春節期間,我從電視屏幕上看到各級黨政要員們一窩蜂地跑到邊遠地區去“訪貧問苦”,口口聲聲說要關心“弱勢群體”。我心堣ㄔ拲o一陣噁心。今年3月,我又從兩代會的電視報道中看到有那麼多“人民代表”慷慨陳詞,口口聲聲說要關注“農村的貧困”。我又不禁一陣噁心。現在,演戲的時節已經過去,供他們表演的場地也已收拾乾淨,還有誰能見到他們再去問一問農民的死活和疾苦!我看透了這個制度的虛偽和腐敗,更看透了那些党國大員的假仁假義。他們整日價把所謂的“三講”、“三個代表”挂在嘴上。但他們除了關心自己的權位和錢袋,有幾個真正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切都被他們“代表”去了。老百姓除了任由他們欺壓和宰割,還敢說什麼、還能說什麼?

    讓我們記住周德平、程仁興、戴金平這些名字吧!他們是敢於把那些假仁假義的大員們、“代表”們推到一邊,用自己的行動、自己的語言站出來說話的人。他們帶著家鄉父老的囑託、帶著神聖的使命感,走出了家鄉,又走出了校門。他們已經倒在了天安門廣場上,倒在了“共和國”的旗杆底下。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想起他們。但我相信,他們的名字將被歷史記錄下來,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

    (寫於2002.4.19)

〔轉載自《人權通訊》;chrq2002@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