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

(三)

                    曼德尔着  兆立译

 


第三章     

托洛茨基的

反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

  

    192310月,俄国共产党内部的左派反对派,以提出《四十六人的政纲》初露头角。<1>接着,托洛茨基于192312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1924年,以《新路线》的书名<2>,作为单独的小册子而出版。这两个文件都攻击党内民主之被压制,谴责党机构渐增地将权力制度化。这个党机构,在一个五十多万党员的政党中,在短短时间之内,已从少于800位全职干部,暴增到拥有18,000位全职干部。这个庞大的党机构,由斯大林通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集中控制,有系统地窒息任何批评、表达意见或党内自由讨论。政治局每周开一次会;斯大林管理下的书记处则天天开会,而且作出大多数决定,特别是有关人事的。

    《四十六人的政纲》读起来好像期望着苏共在1988年的第十九次大会上所作的激进的估计,这个估计说,从1924年开始,苏联的各级苏维埃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党内不再存在民主了。其实,早在1923年,左派反对派已认识到这点,而且毫不含糊地写在此《政纲》中:

    在党内关系上,我们也见到同一的使党瘫痪、把党打碎的、不正确的领导层;这在我们目前所经受的这个危机时期,似乎特别明显……

    我们以以下的事实来解释它:在外表的、形式上的底下,我们在实际上不但片面地招收某些个人,而且在处理事务上倾向于片面地适应一个狭窄圈子的观点和同情。由于党有了一个受这样狭窄考虑所歪曲的领导层,党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是那个活生生、独立、敏感地掌握现实的团体,因为它是千丝万缕地与这个现实缠在一起的。不但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还观察到越来越增多的、现在几乎不隐瞒的把党分为两边的现象:一边是书记处的等级制度,另一边是安静的平民;一边是从前者招收来的职业党官,另一边是不参加公共生活的一般党员群众。

    这是每个党员都知道的事实。不满意中委会或省委会的这个或那个决定的、对他们的心意有过这个或那个疑问的、私人地注意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不规矩或混乱的党员们,不但不敢在党会议上说出这个事情,连在谈话中也不敢说它,除非对方是谨慎的、可靠的人;党内的自由讨论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党的舆论被窒息了。现今,提拔、选举俄国共产党的省委会和中委会委员的,不是党,不是它的广大群众。相反地,党的书记处的高层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中,招收会议和大会的会员,这些会议和大会越来越变成为这个高层的执行会议了。

    在党内所建立的这种权力机构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它破坏了党的独立,以招收来的官僚机构代替党。这个官僚机构在平常时候还可以做点事情,但是在危险时刻就一筹莫展了。这个官僚机构在严重事情逼近的时候就变得毫无效力了。

    ——《四十六人的政纲》第7

    政治局的大多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头政治,加上布哈林的支持——局促不安地作出正式的反应。他们确认了实行一条“新路线”和更多党内民主的需要。<3>但是在这同时,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其它代表的运动,<4>首先指控他们进行“宗派活动”,后来指控他们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说“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半孟什维克”的偏差。<5>这个运动在思想、政治平面上的主要怂恿者之一是季诺维也夫。他的动机似乎是想成为党的领导,成为列宁的后继人,因此,想要把托洛茨基这个大众的选择、列宁本人的选择排除出政治局。但是,在背地里,早已操纵了整个局势的是斯大林,要打败反对派的也是他。<6>他所使用的方法不但是行政的——压制性的,而且是犯法的。<7>

    1923年初的第十二次党大会之后,党领导层内部的情势已变得尖锐了,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列宁有个《遗嘱》,而这个遗嘱尖锐地攻击斯大林,并且建议将其党总书记的职位撤换。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并不是基于个人考虑(例如斯大林对列宁的伴侣克鲁普斯卡娅的粗鲁态度)。它是从深切地关切党和国家的官僚化过程、一个困扰着列宁生命的最后一年的担忧而来的。<8>斯大林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每一个方法和花招来阻止党大会实行列宁的忠告。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对列宁作出人身攻击。(斯大林在许多次演说中把列宁致第十二次大会的信描述为“一个病人的产物”,不代表“真正的列宁”。)

    列宁为第十二次党大会所准备的反攻是基于与托洛茨基的联盟。他要求托洛茨基在大会上提出格鲁吉亚的问题。托洛茨基虽然与格鲁吉亚的反对派有很好的友谊,但他没有依从列宁的话,<9>为民族共和国的平等的原则而辩护的工作留给赖可夫斯基去做。<10>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大会上保持静默的态度,一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最大神秘之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头执政被列宁的信深刻地震动,企图与托洛茨基作出某种了解。托洛茨基同意了。为什么?这是他一生中“所失去的”最大的“机会”吗?

    他的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们——Isaac Deutscher〔中译名为伊萨克.多依彻〕、Pierre Brou'eRonald SegalKnai-PazViktor SergeTony CliffVolko gonov——作出各种的解释:他不要在列宁还活时给人看起来好像他在争做列宁的继承人。他以为他已经是胜利者,所以他要在胜利中显得非常大方。他低估了斯大林,这种低估源自他自己的优越感。他宁愿集中精力来处理对他似乎是更重要的政经政策问题(NEP〔新经济政策〕、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他不要威胁党的团结,包括它的领导层的团结。他是太要调和了,从来不为他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坚苦地、不妥协地战斗,这是他的好友越飞在他出名的1927年遗信中所作的一个指责。他怕这样做像在证实“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所存在强烈反对他的偏见。等等。

    在这些相争的解释中,我们很难作出决定。说当时托洛茨基的动机是复杂、矛盾的,也许是有道理的。他从来没有在他生命后期,对这个与加米涅夫、斯大林所作的“极差劲的妥协”提供一个解释。我自己的意见是,它不是像他的传记作者们所假定的那么明确。我倒倾向于认为,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11>中所提供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分析大致上是正确的,虽然它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采取被动态度:

    我已经说过,列宁在临死之前,准备对斯大林和他的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发动攻击。列宁本来对捷尔任斯基的评价甚高。两人之间的疏远,开始于捷尔任斯基意识到列宁不认为他有能力管理经济工作的时候。这件事把捷尔任斯基推向斯大林的怀抱,在此以后,列宁决定把他当作斯大林的支持者之一而加以攻击。至于奥尔忠尼启,列宁本来因为他的作风像个〔殖民地的〕总督而想要将他开除出党。列宁答应全力支持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的短信是写给穆迪瓦尼的。这四个人的命运最生动地显露了斯大林派在党内所策划的具有决定性的变化。列宁死后,捷尔任斯基被放在最高经济会议的主脑的位置上,那就是,负责所有的国家工业。奥尔忠尼启本来是要被开除的,现在却被任命为中央管制委员会的主脑。斯大林不但仍然担任总书记,与列宁的意愿相反,而且被组织给以前所未闻的权力。最后一个人,列宁所支持的反对斯大林的布杜.穆迪瓦尼现在却被关在托鲍尔斯克监狱里。在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党中的整个人事管理系统都发生了同样的改组。不肖门徒的时代与列宁时代不但相隔着观念上的鸿沟,而且在党的组织上也有全盘的翻转。

    斯大林在实行这个翻转的过程中一直是主要工具。他有天生的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坚强的意志和坚持实行他的目的的决心。……他的想法完全是经验主义的,一点都没有创造的想象力。对党的领导集团而言(他在较大的圈子中根本不出名),他总是个似乎是一位命中注定拉第二、第三把小提琴的人。今天他在拉第一把小提琴的这个事实,并不表示他的人品使他有这个资格,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正处在政治后退的过渡时期。……斯大林主义比所有其它更是不受个人偏好影响的组织在革命衰退中自动产生的东西。

(《My Life》〔《我的生平》〕第506页)

    ……我对自己说,我们正在渡过一个反动时期。阶级之间正发生着政治的移动,阶级自觉也正在变化。经过了伟大努力之后,就有了反冲。……反动的深刻的分子过程正在表面化。他们的目标是根除、或者至少减弱人民大众在意识上对十月革命的观念、口号和活生生的人物的信任。(同上书第517页)

    换句话说,不管列宁的权威有多大,在当时的社会力量关系之下,列宁向第十二次大会投掷的“炸弹”,即使得到托洛茨基的勇敢的支持,也不会决定性地减弱斯大林和“秘密”政治局所领导的官僚的党结构。列宁的遗孀在1926年以以下的话十分恰当地总结了当时的情势:“如果列宁在今天还活的话,他也会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不应该对这个说法作出太宿命论的解释。不过,托洛茨基若在第十二次大会上进行更勇敢的干涉是否对局势的发展会有影响,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列宁的逝世及它的立即的后果,增加了党领导层内的紧张状态。斯大林做了一件使人完全料想不到的事实:他在列宁墓前发表演说,首次在大众的眼中以列宁的一位继承人的姿态出现。(托洛茨基当时因病不在莫斯科。葬礼的日期故意不告诉他,所以他不能够参加。)但是,使党的官僚层有可能禁止任何严肃的讨论,主要还是允许大量没受过政治教育、没有经验的工人们介入党的决定(所谓“列宁的动员”),因为官僚层可以操纵这些大部份是被动的党员。在这同时,反对反对派的运动密锣紧鼓地进行;反对派被正式地谴责、被正式地禁止发表意见。在第十三次党大会、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反对派被谴责为一个“右翼小资产阶级偏向”。

  

    统治集团与左派反对派之间的初次战斗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在中层干部和工人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是一个在党内、在社会上存在了好几年的冲突的继续。他们把这个冲突看成为苏联共产党人、俄国更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所面对的紧迫问题的表现。但是这种继续,却在党内,引起人们对左派反对派的做法,有着非常矛盾的反应。

    左派反对派的斗争似乎是早几年的类似的反对派团体的斗争的继续,特别是以斯米尔诺夫为中心的民主集中派<12>、以希亚普尼科夫、柯隆泰为中心的工人反对派<13>的斗争。这些小派别也反对党机关的越来越大的权力、与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和组织倾向的自由传统的决裂、日渐增大的压制倾向、民主集中制向官僚集中制的转变和尤其是党与工人阶级的眼前及长远利益的越来越大的冲突。

    可是,在先前这两场斗争中,左派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们,特别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却反对这些反对力量。他们完全支持以列宁为首的党领导层对这些派别的谴责,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对如何进行谴责也起了带头作用。因此,就使斯大林非常容易地利用他们自己先前所指责的“宗派活动”、“工团主义偏向”来反对左派反对派。那就是斯大林所重复使用的花招,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以后的布哈林、汤姆斯基和赖可夫采取反对立场的时候。

    在党员中间,也有一些人怀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方针的意义,如果不怀疑他们的忠诚的话。为什么他们到现在才提出他们的抗议和建议?为什么他们先前不支持工人反对派?这真的是为原则而斗,而不是如恶毒的谣言所传的,只为权力而斗吗?从左派反对派的观点看来,更消极的是,在反工人反对派的斗争与1923年的交锋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斗争这个事实——在第十一次党大会上达到高峰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这个关于工会的斗争,是列宁建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反对斯大林之前,与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尖锐冲突。在这个斗争中,托洛茨基似乎在为“指令——行政管理”的立场辩护,而斯大林在表面上似乎支持列宁的对工人较为友善的概念。

    甚至在今天,这个争论的许多方面还是不太清楚。<14>历史学家们曾把托洛茨基对工会的态度是他要“劳动军事化”,这对他是相当不公平的。我们发现,持有这个观点的历史学家,不但是接受斯大林的伪造的人们,而且有站在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托洛茨基的人们。大多数的这些批评家,忽视这个事实。那就是:第九次党大会所通过的有关于“劳动军事化”的决定,是整个党所赞同的,包括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们。他们也忽视了托洛茨基的论点明显地着重“劳动的军事化”只有在大多数工人自愿的支持下才可能行得通的这个事实。

    仍然是一个事实的是,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而这个也是普列勃拉仁斯基和布哈林所共有的错误,使党内的人们对于左派反对派领导人们之作为工人利益保卫者的可信性,打了一个问号。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党内矛盾中的这些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日益增加地与俄国革命命运的问题连在一起:如果革命不向中、西欧扩散,俄国工人们能够保持权力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止是孟什维克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它也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托洛茨基从不回避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不能。对布尔什维克及对托洛茨基而言,这个回答不是指在短期之内,而是指在一个较广阔的历史意义上。这一点就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后与孟什维克、“极左派”之间的决定性的分歧。

    为了争取时间,保持、保全国家政权直至他们由国际革命的下一次上涨所挽救,暂时的后退、挫折和妥协是被看成为可能的事。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为无可避免的、但是有限的后退,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看的。但是在这同时,以下的问题也被提出来:在这样的后退中,对苏联的工人阶级和政权会怎么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受到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所孤立、包围的国家中,工人们真的可以行使权力吗?正像法国革命一样,俄国的热月反动有可能发生吗?这样一个热月反动会走向拿破仑式的独裁政体吗?谁可能会扮演苏维埃拿破仑的角色?可能会是得人望的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吗?这些都是党领导圈子在私底下所主动讨论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们和中级干部他们自己,却变成了他们的错误判断的受害人。由于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修养,他绝对没有准备在1920年代的苏联担当俄国拿破仑的角色。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们完全看不到,斯大林在创造能使他担当这个角色的一切实际的先决条件上,真正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真正所做的事情,是凭借他们的积极合作的。这个党的悲剧就是,几乎所有它的领导人们,甚至那些在斯大林派系内的人,到最后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既不是大家一起认识到的,也不是早到足以阻止他的时候。他们都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苏维埃热月反动的问题有许多维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能够把所有这些维度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内容协调、可解释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一个伟大历史成就。随着他的不断革命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大贡献。

    俄国革命的退潮,是与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的退潮有直接关系的。后者则与以下几个因素有直接关系:工人阶级的经济苦难和在数量上、社会重量上的微弱,国际革命的失败,以及,随着时光的流逝,战斗精神的逐渐耗尽和一当物质条件许可时要过安定生活的欲望(感谢新经济政策)。但是,这不是直线的发展、注定要导向斯大林主义独裁。我们必须认知在这条道路上的几个决定性阶段,而且,为了政治的行动和理论清晰,从此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历史上看来,国际革命的长期后退、俄国工人及其先锋队对革命扩张机会的怀疑,都不是必然的。据托洛茨基看来,新的革命胜利的机会会在东、西两方出现。这会引起工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甚至可能会在苏联的先锋队中间产生新一层的承诺和革命热忱。俄国革命后的二、三十年中的事件证明托洛茨基是对的:德国1923年,中国1925-27年,西班牙1936年。<15>因此,替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争取正确的战略、策略的斗争,以及在共产国际中进行那种会促进国际革命而不是阻止它的俄国干涉,也在反苏维埃热月反动的战斗中,扮演了紧要的角色。<16>共产国际的、至少局部被苏维埃官僚层的特殊的社会利益所决定的错误政策,帮忙把这些革命前夕、革命中的群众斗争转变为一连串的失败。只是到了这个过程的末尾,不是它的开头,苏维埃热月反动的巩固才变得无可避免。

    对国际革命扩张的怀疑、回到安定生活的欲望,在(1923年以后)干部中间比在普通工人中间热烈得多。对于干部而言,这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有日益增多的非常实在的物质特权归他们处理,这是普通工人所没有的。对工人而言,回到私人生活即意味回到匮乏。对干部而言,那是一种撤退到“快乐”。斯大林之突然宣布“一国社会主义”论,意味着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列宁遗志的完全决裂。这个理论几乎十足十地表达官僚机构的心理——意识形态的需要。(我说“突然”是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文件上看到,党的官方路线一直到1924年还是说完全相反的话。)

    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对官方政策上的这种突然转变的矛盾性质,闭目不视。斯大林、布哈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不只是相应于苏维埃官僚层的保守倾向。对于千千万万的苏联共产党员而言,它似乎给“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一个可接受、可信任的回答。与其等待越来越不可能成功的国际革命,我们为什么不集中力量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呢?这就是斯大林的提议,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似乎是一条现实的、可以选择的道路。

    可是,左派反对派并没有简简单单地建议“等待国际革命”。它更没有把他们自己看成为像乔治.路卡克斯直至1960年代底还在谴责托洛茨基的面对着“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革命战争”这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刚好相反: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极力主张同时推行一条正确的、会好好地利用非常真实的国际革命可能性的共产国际政策和在俄国加速工业化、现代化。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完全反对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这两个相互有关的建议。他们的反对表达了“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保守性质。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不只是选择一条合理的政治道路的问题,还有社会的、社会——心理的过程。因为在历史上,某些社会集团怎样解释计划、建议或政纲,也起着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相当独立于这种政纲的客观内容。<17>

    从社会——政治方面说来,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的民主、经济的建议(将在第四章中讨论),以及稍后的联合反对派的建议,都代表了一个创造更有利的物质、国际条件的企图,使苏联工人阶级能够再度以主动、独立的精神干预事态的发展。这是反对苏维埃热月反动的斗争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这里又需要着重地指出:这个斗争的结果事先也是无法决定的。对工人们的权力和权利的攻击,虽然日益增加,但也遇到工人们的抵抗。<18>共产党本来可以支持这种抵抗,但是选择了试图制止、阻止它,最后竟用恐怖手段将它淹没在血泊中。只是在这一连串事件的末尾,反革命的胜利才是必然的。在它的开头,还有可能将它减慢,如果不能完全阻止它的话。

    历史的事实显示,这个“可能”并没有发生。它的原因,首先是党领导层中绝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社会特性。他们只把它看成为一个纯粹的权力——政治的、机构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官僚——行政的问题。这个观点是生根在党与工人的关系的一个代替主义的观念中: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党在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怀疑这个党领导层,就是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人决定一切事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不是工人们的自我活动;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无所不知的党领导层(到后来,无所不知的总书记)。

    托洛茨基的伟大的理论成就是,他几乎从开始,即是从1923年,就解开了这个(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因为他认识到苏维埃官僚层的社会堕落,换言之,这个官僚层向一个特定的、有它自己特别物质利益的社会阶层的转变。党机构之保卫对政治权力的独霸,是以它为保卫、扩大它自己的物质利益的一个方法。这件事情,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内,除了托洛茨基之外,连最有本事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认识不出来,要么认识得不够。

    为了向这个苏维埃官僚层发动一个坚持不懈的斗争,正确地了解这个社会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他们一直到末尾,都没有理解在他们自己党内的这个社会转变的程度。<19>他们一直在幻想,党领导层或者斯大林本人会回到正确政策上去。当他们被拉进这个集体整肃的漩涡中时,他们在心理上、政治上都找不到支撑的力量,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20>

    对党的堕落过程这种悲剧性的缺乏了解,是苏维埃热月反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与法国热月反动相比拟。热月反动不简单地是反革命。它是在一个强有力、被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热情所推动的革命之后的一个政治反革命。革命活在许多这些人民的脑海中。他们认同它的成就、它的精神和它的新价值。政治上的反动不能够取胜,或者它的胜利会极其困难,如果它公开、完全与革命传统决裂。

    因此,热月反动在起初以革命的继承人出现,不是以它的掘墓人出现。所以,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这种特定的结合,甚至使剧中人物中的最聪明的人也很难以清楚地认识到发生中的事情。只有慢慢地,反革命的非连续性因素与革命传统相决裂,才开始占主导地位,取代了革命连续性的位置。托洛茨基的历史成就是,他比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更早认识到这点,而且对它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未完待续)

注释:

<1> 《四十六人的政纲》,收集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25)》中,纽约1975年第397-403页。

<2> 同上书,从第64页开始。

<3> 新路线决议案,见同上书第404-413页。

<4> 三头执政团知道得非常清楚,党内许多人,尤其是基层党员,非常反对干部机制。所以他们极为小心。季诺维也夫在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承诺要恢复(!)党内民主(《真理报》,1923112日)。

<5> 全苏联党会议得出结论说,就目前的反对派的身份而言,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看见修改布尔什维主义的企图,不但看见直接背离列宁主义,而且看见清楚表达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偏向19241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会议的决议案,收集在Robert V.Dniels的《由文件组成的共产主义史》,第一卷,伦敦1987年,第165页)。

<6> 19903月在德国伍珀塔尔城举行的托洛茨基论坛会上,南斯拉夫历史学家Marjan Britovsek,对三头执政团在托洛茨基的新路线的问题上所施行的花招,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分析。见Marjan Britovsek的《Das Dilemmata des "Neuen Kurses"》〔《新路线问题上的进退两难》〕,收集在Theod or BergmannGert Scha fer合编的《Leo Trotsky-Kritiker und Ver-teidiger der Sovjet gesellschaft》〔《托洛茨基——苏维埃社会的批评者与保卫者》〕Mainz 1993年。

<7> 斯大林篡改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选举结果,在这次选举中,事实上反对派获得了多数。

<8> 在列宁的《遗嘱》中,他指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对党的危害。他建议应该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他也坚持主张数百位工人和农民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只限于那些仍然在生产岗位上的,不要那些已经是官僚化的苏维埃机构的一部份。在这同时,他要求托洛茨基与他结成同盟,反对斯大林。见他致托洛茨基的信,收集在托洛茨基着的《我的生平》,纽约1960年,第38-40章。Moshe Lewin的《列宁的最后一次斗争》(伦敦1975年)也谈到这份遗嘱及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

<9> 然而,在党领导层之内,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是捍卫他和列宁的立场的,他又是唯一主张公布列宁遗嘱的人。

<10>赖可夫斯基的对第十二次党大会的演讲是收集在Gas Fagan所编的《苏联1923-1930年之间的反对派选集》,伦敦1980年。

<11>《我的生平》,纽约1970年。

<12>关于民主集中派,见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Harcord 1960年。

<13>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文件的片段,收集在Daniels的《由文件组成的共产主义史》。

<14>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托洛茨基的建议:工会应该训练工人替代工厂厂长来管理大企业,因为这个做法明显地是走向工人自我管理的一个步骤。这个建议得到布哈林的热烈支持。

<15>苏联工人对1923年德国革命的涨潮非常感兴趣,而且加以热烈的支持。他们对于西班牙人民的奋起抵抗法西斯政变也抱着同样的态度。Pierre Broue在他的出色的书(《Staline et la revolution - le cas espagnol》〔《斯大林与革命——西班牙事件》〕中,对斯大林和他的帮凶们扼杀西班牙革命所用的机制,提供新的证据。

<16>许多历史学家坚持地认为,列宁本人曾使国际革命的利益臣属于俄国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断言在实际经验中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事实真正开始发生是在1930年代,虽然它早已包含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中。

<17>托洛茨基指出,在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事例中,完全荒谬、非理性的神话能够在历史中真正起作用。

<18>Charles Bettelheim的《Luttes de classe en URSS》〔《苏联的阶级斗争》〕,上下两卷,巴黎1972-1974

<19>红色管弦乐团团长Leopold Trepper赞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唯一至死不向斯大林投降、至死不被压服的共产党员。Trepper用以下事实解释这点:他们是唯一清楚了解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人们,而斯大林的其它共产党员受害者却完全失去了士气,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了解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可是图哈却夫斯基是例外。见Leopold Trepper的《大游戏》,伦敦1977年。

<20>布哈林一直到死还持有斯大林同志会救他的幻想。若要知道最近在苏联档案中发现的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信函的详细记述,见Alec Nove1994121日的《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上所写的文章《抱怨到最后》。